香港教师眼中的反修例运动

文 / 杜智富（香港）

日前，前香港立法局议员谭耀忠在电视节目《讲清讲楚》中，指出政府未就今次反修例运动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担心此举无助大众了解事情背后的”深层次矛盾”；相反，只会造成更多问题。席上，谭未有解释「深层次矛盾」指什么。有人以为香港深层次矛盾在于社会长久以来存在「不公平」的贫富悬殊，年青人找不到上流的机会，加上楼价高企，置业难，所以愤而走上街头抗争。可是，细看今天上街的抗争者，主要不是来自社会低下阶层。相反，他们当中不少是中产专业人士，以至各大专院校学生。这些人拥有的资源机会远比那些整天为生计奔波劳碌的草根阶层为多。因此，经济民生绝不是今次政治抗争的“深层次矛盾”所在，本文试图循另一方向探求问题症结所在，从而找出解决方法。

今次社会运动起源于政府欲就「港人在台杀人」案件修例，而有关法例亦将同时容许香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将犯人移交中国政府。修例引来反对派(议员)群起反攻击。其后，反对派推动多次大规模示威游行集会，活动最终演变成严重暴力冲突，以及各种形式瘫痪社会行动，香港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反对派连串抗争行动升级，大批市民走上街头，触发暴力冲击行动，政府很快便宣布终止 (「寿终正寝」)修例建议。可是，抗争行动并没有因而停止。其后，反对派提出”五项要求”包括:撤回修例，撤回暴乱定性，特赦违法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重启政改。其后，抗争蔓延全港各地，执法人员疲于奔命。

今次的反修例运动是自「八JIUXX」以来最多港人参与的政治抗争运动，也是最持久最激烈的对抗政府运动。，有人说这是2014年「占中运动」的延续。

有人会问:何以今次运动会吸引到如此大量市民走上街头?当初反对派高举「反送中」旗帜，如今政府答应中止修例(尽管未用「撤回」二字，何以抗争不但没半点平息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究意反对派背后真正目的是什么？

抗争联盟

在探讨反对派(及其支持者)抗争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前，先要认识参与今次抗争运动群组构建的成分，然后了解各个组群的信念，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修例对不同群组产生的影响，抗争联盟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对运动背后之「深层次矛盾」有更深入更明确的认识。综观过去几次大型政治运动，参与抗争群组主要包括:

1。反对派政党及其追随者

2。 专业如法律界，传媒，社福界，教育界

3。 宗教界(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

4。 专上院校学生组织

5。 性小众

驱使抗争群组参与今次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 分别是「恐中」和「仇中」；而当中又以「恐中」占大多数。 此等「恐中」群组担心修例将加强中国「控制」香港事务，既有利益及生存空间将会面临严重威胁。他们希望香港永远脱离中国管治； 至于「仇中」者则希望透过破坏香港管治，打击中国政府。

其实，移交逃犯法例在西方国家很常见，而中国亦已与不少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签定类似的法例。 可是，由于中港两地法制不同，修例触动恐中仇中群组的神经，最后更发展成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运动。

法律界

在一众恐中仇中群组中，法律界可说是「大旗手」。 众所周知，由于中港两地法制不同，香港律师和内地律师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 远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律师和医师(西医)、建筑师、会计师合称「四师」。赚钱多，社会地位高。 近年，大学学位增加，以及有更多人自资到外国升读法律，在供多于求情况下，律师收入已大不如前，惟其与国内律师相比，后者无论收入或社会地位，都远远不如香港律师。 在香港，司法制度源于西方国家(英国)三权分立，司法界地位崇高；相反，在国内，三权并不对等，遇有诉讼，特别是当律师代表民众对政府兴讼时，律师更有可能负上「刑责」。

假若香港法制靠向中国，香港律师现有(生存)空间无可避免被「压制」被「封杀」。 因此，加入立法会，组成反对阵营，全力打击香港政府施政，抗衡任何香港靠向中国举措，是香港律师长久以来捍卫其「专业」权益的手段。 由「反送中修例」到高举「重启政改」旗帜，表面上是忧虑两地法治不同，将港人移交中央会构成「不公平」，实质上是香港司法界(律师，法官)，以及一众法律学院学生及司法界从业员，捍卫自身权益一场生死战。

明乎此，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何以早在6月6日，即百万人上街「反送中」示威游行之前，已有数以千计律师全身黑衣，由终审法院出发至政府总部，表达反修例要求。 明乎此，大家可以更容易理解， 何以出身律师的议员在批评区政府施政时，总是疾言厉色；何以大学法律学院讲师会放下教鞭，全身投入「占中运动」；何以大律师公会从不积极就修例向政府提供可行建议，反而不厌其烦表达对特区政府和中国司法制度的种种不信任。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自可易见。

传媒

在今次抗争中，传媒的处境跟法律界很相似。他们同样恐惧业界空间会因为政府靠向中央而被「压制」被「封杀」。据认识，国内新闻机构以官媒为主，非官方媒体生存空间不大。 在西方社会，记者被尊称为「无冕皇帝」，手握「第四权」，有监察政府权力。相反，在中国，传媒要对所作出每一篇报导「负责」。 过去，国内有不少记者、编辑，因为发表不利政府稳定管治的报导，评论而鎯铛入狱。(世界)保护记者协会(CPJ)指出，XXXXXXXXXXXXXXXX全球第二。香港法制一旦靠向中央，「新闻自由」势将面对严重挑战，而传媒(记者)之前所拥有的超然地位，会荡然无存。

 再者，环顾香港大部分新闻从业员，主要来自本地两间大专院校(中大新亚新闻系及浸大新闻系)，其一亲台，其一教会主理，二者皆不愿看见港府靠向中国。 明乎此，不难理解何以传媒在今次抗争运动中，不断丑化妖魔化政府及警队；

在多个政府新闻发布会中，记者更化身为反对派代言人，公然辱骂政府发言人。 昔日，记者采访新闻，当力求持平，以事实为据；今天，传媒报道措词偏激，反政府立场鲜明。 何以香港传媒有如此大改变? 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政府达至有效管治，更不愿意看见到香港政制向中央靠近；他们知道政府管治愈成功，政制越靠近中国，香港传媒享有的特权以至生存空间，都会无可避免萎缩。

 明白香港传媒对中央政权的恐惧，就不难理解何以近年传媒不断丑化国内人民(如蝗虫论，大妈论)，其目的在加深两地人民矛盾，诱发港人对内地人民的猜忌、敌视。 由丑化国人到攻击港府施政，传媒界目的只有一个:不要「一国」，只谈「两制」，香港永远脱离中央管治，以确保香港传媒既有权益不受影响。

在过去两个多月「反修例」日子中，除少数中资(或亲中)传媒外，几乎所有传媒都统一口径，全力狙击政府，抺黑警队。今天，说香港传媒是反对派，暴力示威者的代言人，护身符，一点不为过。

曾有人说:得传媒，得天下。传媒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实在无容置疑，特别在传媒网络化的今天，媒体信息可以更快更有针对性向读者传送。 在西方社会，传媒是政党候选人争相招揽的对象。传媒一言一语，直接左右民意，牵动选民情绪。今天，港府，警队面对传媒一面倒丑化，抺黑，根本无力招架。有人以为所言或过分悲观，相信仍有传媒人坚守原则，如实报道。 我同意或许今天仍有值得尊敬的新闻从业员，惟与那为捍卫行业「权益」而不惜满口谎言的「黑媒」比较，数目相去实在太远。面对这香港传媒最黑暗日子，市民必须放下成见，认清事情的真相，冷静思考，不要人云亦云，成为反修例者丑化政府妖化警队的宣传工具。

宗教界

教会(基督教，天主教)在香港殖民地发展史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当年，教会跟随殖民地政府到香港宣教。一如过往，教会透过提供医疗，教育及社会福利等服务，推动信仰传播工作。由于英国人奉基督教为国教，开埠之初，耶稣教会在参与地区事务上获得重大的「方便」。在香港，近七成学校由天主教或基督教主理；几乎所有老牌名校都有教会背景。

另外，教会又以非牟利机构名义，积极投入地区医疗及社会福利服务工作。 根据旅发局2016年底于《香港的宗教导览数据》显示，香港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合共人数超过100万，其中基督教徒占大多数。这逾百万教徒对中国政权大多持猜疑态度，部分甚至仇视中国现政权，认为共产党乃「无神论者」，中国政府长久以来迫害国内教徒，打压地下教会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少香港教会通过参与内地慈善工作，首次接触国内教徒，开始传教工作。 据悉，进入内地的传道人听到许多有关国内基督徒被迫害的故事(特别是文革时期)。 近年，中国政府收紧港人内地传教工作，不少传道人被逼退守香港。

比较中港两地传教工作，教会在香港所得到的自由与特权，绝非国内教会能够比拟。 一直以来，香港教会不满国内教会被迫害，他们不愿意看见(亦不甘心)现有的种种自由及特权画上句号。 九七香港回归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一国两制」，保证港人生活五十年不变，惟对香港教会而言，希望的不是五十年不变，而是五百年五千年不变。

其实，为了捍卫自身权益，香港教会早在十多年前已向政府提出诉讼。 2004年，教育局颁布「校本条例」，要求受资助中小学成立「法团校董会」，条例遭基督教会及天主教会强烈反对。 教会认为学校引入教会以外的人参与校政，会削弱教会对学校的管治。 为此，教会向政府提出诉讼，惟上诉最终被驳回。 其后，有部分教会学校转为私立或直资，藉以减少政府的监管。 其实，自回归以来，香港教会一直忧虑其来自殖民地统治的优势会逐渐消失，而「校本条例」只是开始。 所以，香港政府任何靠向中央的举措，意味着教会在这个东方小岛多年来建立的事工，将要面对严峻的挑战。 为了捍卫教会的权益及信仰自由，他们愿意付上任何代价。

作为基督徒，最大的祈求是死后天堂的救赎、奖赏。 他们愿意放弃地上任何东西以换取天堂的冠冕。 由23条立法，2014占中，到今天「反送中」抗争。对香港逾百万基督徒天主教徒来说，与其说是政治理念之争，不如说是捍卫信仰自由捍卫权益而战。 试看，今天香港未有半个人「被送中」，送中条例「寿终正寝」，反送中者抗争不单没有丝毫收手的迹象，相反步步进迫。为的是他们希望透过今次全面对抗运动，迫令特区政府让步，重启政改，放弃「一国」，只谈「两制」，以确保教会可以继续享有当前种种权益和信仰自由。 他们相信透过抗争，夺取香港政权，是抗拒中央管治的唯一方法。 对他们来说，这是生死存亡一战；一旦失败，今天国内教会的困境，便是他们未来的写照。

很多人至今仍不明白，何以在社会经济富裕，接近全民就业的情况下，竟有大批港人走上头，响应种种形式反政府行动，甚至不惜扰乱民生，破坏社会安宁。 这是因为反对派已成功挑动香港逾百万耶稣会信徒「恐中」、「仇中」情绪。 在反对派号召下，数以十万计信徒上街游行。 他们围堵机场，马路，砸毁铁路，警署。 他们明知违法，明知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利，但仍选择将这一切暴行「合理化」，违法(以至违心)是为了达「义」。今天，这群走上街头的基督徒，谎言可以相信，警察可以辱骂可以仇视，法治公共安宁可以弃如敝屣，为的是希望透过破坏香港管治，对抗中国，捍卫教会权益。

或许不是所有教徒都恐中仇中，但肯定有不少教徒确信当前的信仰自由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走上街头，为反对派「站台」，为暴力冲击者吶喊助威，为反政府仇警辱警推波助澜。试想想，这逾百万信徒，只要有三成走上街头，已逾三十万；加上他们的追随者，凑集成号称「200万」游行阵营，绝非偶然。 近日，从新闻报道中得悉有29个专业界别，要求政府立即回应「五大要求」，否则将于9月进行罢工。其实，与其说29个专业界别「一起」向政府「迫宫」，不如说是有一班为数不少，来自不同专业界别的教徒，希望利用其专业的身分，挟持整个行业与政府对抗。 他们走上街头，号召全港市民罢工，与其说是争取公义， 倒不如是捍卫个人(教会群组)利益更来得贴切。

教育界与社福界

在今次抗争运动中，宗教界不单参与人数众多，更重要是他们(教会)促成 *大批教师和社工投入抗争运动；透过这群教师，社工，在成就伟大的「公民教育」包装下，鼓动了数以万计青少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暴力抗争。

在香港，教会透过兴办学校和提供社会服务传播信仰。 众所周知，教会学校或属下社福机构，聘请员工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共同信仰(临时工，专科技术员信仰要求或较宽松)；透过「特定」聘用准则，教会招揽了大量信徒。 以香港圣公会为例，圣公会属下中小学幼儿园逾一百五十间，加上在全港各地开办的小区服务中心，受聘于圣公会的基督徒教师，基督徒社工近万。 教会透过教师和社工，向青少年学生灌输反特区政府和敌视中央的思想。 不要小觑这群教师和社工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力。 在香港，不少家庭父母子女间关系疏离，年青学生在校聆听老师「教诲」的时候远比家中父母为多；有更多青少年学生，愿意向社工，辅导老师分享心中的喜与忧。 所以。当老师，社工告诉年青人，中国现政权如何腐败，香港的未来要自己出来「争取」，于是，成千上万的年青学生走上街头，宣称要进行「时代革命」，「光复香港」。

今天，大量年青学生走上街头，有人说是我辈年青人关心政治，上街抗争是「自发性」行为，这只说对了一部分。 其实，只要细心观察他们的行动，就不难看出他们参与的背后有教师和社工在参与其中。 在今次政治抗争运动，我们看到有教会学校带头支持学生罢课，开放校舍供暴力示威者作支持中心；有老牌教会名校资深教师(教局通识科课程主任)，在个人网页张贴「黑警死全家」辱警海报；有新界区教会中学助理校长，在网上发表恶毒言论，诅咒警察家中「小孩子过不到七岁」。更叫人震惊的，是有市民拍摄到何文田某教会中学天台，一班学生身穿黑衣，手持气枪，挥舞美国旗帜，疑似在进行暴力冲击(警察)练习。 这些对抗政府，仇警辱警乱港行为，不约而同都来自教会学校，情况绝非偶然。

有人会问:香港学校并非全由教会主理，亦有其他非牟利机构所管理的学校学生参与今次抗争运动。 不过，我以为问题答案仍是返回基督徒教师身上。 我从事中学教育工作30年，期间曾专责学校辅导工作，经常有机会参与辅导教师培训课程，认识不少友校的辅导老师，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无可否认，有信仰的教师比一般老师对学生更有耐性，更愿意与学生亲近。所以，不少非教会学校的管理层，都喜欢将学生辅导工作交基督徒教师手里。 当然，这还未包括非教会学校所聘用为数不少的基督徒老师。 如果这班受聘于非教会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辅导老师(加上备受争议的通识科老师)，当中有一半向学生灌输将反特区政府，敌视中央的思想，情况已不堪设想。早前，人民日报公开批评教协鼓励10万会员上街反修例示威，推动学生罢课。 众所周知。教协自八九MY开始，已积极参与对抗中央政府运动，惟其对教师的真正影响力，实在远远不如直接聘用逾七成现职教师的教会(学校)；当然，教师的个人信仰，教师是否相信暴力抗争合乎公义，才是促使教师投入今次政治抗争行列的原因。

在促使青少年(学生)参与今次政治抗争运动上，社工的影响比教师更深入更广泛。 其实，香港社工的受聘背景跟教师很相似。 如果说香港有七成学校教师由教会聘用，社工受聘于教会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香港，絶大部分地区青少年辅导工作都由教会负责。 教会透过聘用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社工，为青少年提供辅导服务，借此宣扬信仰。 同时，这些教会社服中心，亦会向区内学校提供驻校辅导服务；他们跟学生的关系密切，对学生的影响力，绝不比任何老师逊色。 记得在2014年，反对派发「占中运动」，当时我在校担任辅导主任工作，与驻校社工(来自教会机构)稔熟。 在一次倾谈中，得悉他有参与「占中」。当时他主要工作是向参与占中的年青人提供辅导，让年青人了解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们可出现的后果。   

今天，社运再起，我们社工的角色比前大为提升。 今天，数以千百计社工集体走上街头，全力争取「五大要求」。在过去多次堵塞道路，政府机构，地铁列车行动中，市民不难看见社工的身影。 又最近各区出现的连侬墙，从组织操作，宣传文字构图设计，都有社工的影子。为进一步了解社工在今次抗争运动的角色，曾翻阅《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实务指引》(回归后翌年六月订立)，当中《与社会有关》一条，订明社工必须「倡导修订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关的社会情况，促进社会的公义及福祉」，「唤起决策者或公众人士对这些情况的关注」，维权味道甚浓。 我无意批评社福界如何透过今次政治抗争运动「促进」社会公义及福祉。 究意谁人有资格判定事情是否有违「社会公义和福祉」? 他们关心的公义，是逾百万教徒的公义，是七百万港人的公义，还是14亿国人的公义?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今次对抗政府运动，已有数以千计有强烈教会背景的社工直接参与其中，为其聘用机构，为其信仰，带领一班热血的年青人，学生，有信仰的无信仰的，一齐走上暴力抗争的不归路。

大专院校学生与性小众

前言，香港逾八成中小学，小区中心由教会营办。 教会透过学校教师及中心社工，向学生，年青人撒下「恐中」的种子。 他们丑化中国政府，教导年青学生只有站起来抗争，才可以避免被国内「同化」。这些受到荼毒的年青学生，部分其后考进香港不同大专院校，却仍不改对中国现政权的抗拒，敌视；相反。他们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学院讲师(如法律，传理，社会工作)，学长带领下，变得更偏激。他们相信只有透过「勇武」行动，夺取政权，才可以重新「光复」香港。 自抗争运动开始，有愈来愈多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黑衣口罩，手持铁通雨伞，站在示威者最前位置，围堵道路，冲击警署，破坏社会安宁，目的是要迫令政府让步。 年青人个性单纯，反叛性强，情绪容易受到激发。 在今次抗争运动中，不少大专院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可谓完全「非理性」，究其原因，除年青人追求「理想」那份激情外，更重要是背后有一班别有用心的成年人，传媒，政客，从旁「鼓励」，最终令这班「未来社会栋梁」走上所谓「违法达义」的不归路。

在各个抗争群组中，性小众(LGBT)参与角色并不明显，惟他们推动市民上街的「意愿」，却比任何一个群组「坚定」。 为什么? 香港回归二十年，港府一直以「非立法方式」遏止性倾向歧视，早已引起性小众族群不满。 在国内，政府对同性恋者奉行三不政策(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所有关于同性恋的影视，出版，网络，都会被封杀。 至于双性别者，跨性别者，情况就更恶劣。

 如今，政府建议「送中」修例，政策明显靠向中央，若是，即意味日后他们的权益会被进一步压抑，蚕食。 根据香港亚太研究所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耀东估计，2017年本港性小众人数逹40万。 面对生存空间被受威胁，这数以十万计的性小众及其追随者，同情者，会毫不犹疑走上街头抗争，为的不单是捍卫香港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跨性别恋者今天「仅有」的权益，亦要为往后的同路人打拼。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回归以来，所有反对派倡议的游行，皆由民间阵线岑姓同性恋者做领头人；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艺人出身的立法局陈姓议员，每次批评政府施政和警队执法时，在镜头前总是怒目狰眉，与平日表现大相径庭。

当前困局

7月9日，特首宣布修例工作「寿终正寝」，并为触发今次纷乱而深自咎责，殊不知「修例」只不过是今次抗争运动最后放下的「一根稻草」，随之而来逾百万「恐中仇中」联盟大反扑，文攻(舆论抺黑)武斗(暴力冲击)，更絶非林郑月娥一人与三万警力可以应付的。

前特首曾荫权出狱后在一次分享会中指出，「若有3成民众不满(政府)，都有多达200万人」。 200万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 这200万人当中，有来自法律界、教育界、大众传播界、社福界、教师(及学生)、大专院校学生(学生组织干事)、性小众，逾百万天主教基督教信众，以及他们的同情者，追随者，膜拜者。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信任中央(政府)，恐惧中央，部分甚至仇视中央。他们之中不少来自中产阶层，跟林郑和一众港府高官一样，中学就读于香港老牌教会名校，毕业于港大或中大，是社会上的精英。这或者可以解释在过去一段日子，何以不少政府高官在响应传媒(就政治争拗)提问时，镜头前一个一个呆若木鸡；就是被迫「回应」，亦多含糊其词。 我们不难想象这一众高官，在面对来自身边至亲好友(教友)种种批评时(甚至割席)，真是有苦自己知。 (当然，不排除部分高官早已被恐中仇中心魔占据)。

特首不止一次表示忧虑本地经济会因暴乱事件而受到损害，影响市民生计，殊不知对于这班走上街头的中产来说，生计从来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当旅游业，零售业，运输业，建筑界劳工因社会动乱而饭碗不保时，这群中产，专业人士，部分或许正考虑是否将手上的资产变卖，另谋去路。 有人会问，反对派议员不是经常批评政府不理民间疾苦，其实，那只是他们用来攻击政府的口实；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破坏特区政府施政，动摇中央对特区管治更为重要。

很同情林郑为首一众政府问责官员，以及多年来努力维护香港法纪的警队。在今次政治抗争中，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困惑，远比任何人多； 特别是站在最前线警务人员，面对反对派无止境的谩骂，传媒铺天盖地的抺黑，师友亲朋的讥讽，割席，相信每个站在最前线肩守岗位的公仆，正经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能够支持他们走下去，除当初一份来自工作的理想和热诚外，置身风浪之中，认识「真相」，加上「有心人」的认同支持，最为重要。 对他们来说，离开很容易，最难堪是离开之后，要永久承受黑警，历史罪人的污名，他们是绝不甘心。

今天，抗争者的图谋早与修例无关。 对他们来说，这一战关乎生死存亡，当中部分甚至已作牺牲的准备。 他们愿意放弃任何东西换取得成功，革除「一国」的命，「光复」他们心中的香港。 对他们来说，抗争一旦失败，他们或许被迫离开香港，到西方国家做二等公民；当然，在离开前他们会奋力放手一搏，就是失败了，能换一个玉石俱焚，亦足以慰藉其怨毒不解的心灵。

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上街抗争者心里都有一只「魔鬼」。中共建国七十年，经历多次政治斗争。不少港人(或上一辈)当年都吃过共产党「大亏」，因此仇视中国现政权，对于他们来说，心中「仇恨的魔鬼」从来没有离开过。 对于司法界、传媒、性小众来说，每当他们想到国内不同的司法制度、新闻的自由度，「恐惧魔鬼」就进占他们心里，挥之不去。 对于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来说，当人告诉他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告诉他们国内教会如何被迫害，告诉他们香港宗教自由不复再，「仇恨魔鬼」，「恐惧魔鬼」就进占他们的心里。 这班人心灵一旦被魔鬼占领，目不能视事，耳不能明听。 反对派政客，黑媒，网络铺天盖地的谎言，成为喂饲恐中者仇中者心中「恶魔」的肥肉；谎言越恶毒，上街教徒反政府仇警的情绪就越亢奋。

整体而言，今次由修例引发的政治抗争运动，早已被反对派政客骑刧，成为窃取香港管治权的舞台。 这群政客成功结连社交媒体(传媒和网络)，恐中及仇中群组，在外围势力的声援下，煽动大批市民和年青学生走上街头，为「政治理想」而战。 反对派今次之所以能够将行动推向极致，绝非偶然。 耶稣教会多年以来在学校，小区的「部署」，乘着反修例触发的政治论争，鼓动数以十万计教徒全面投入反政府行列；部分教徒更利用教师，社工身分，鼓动大批年青学生(包括中学生，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暴力抗争。 同时，反对派政客，传媒，一面倒丑化政府，将警队妖魔化，藉以加深市民与政府与警队之间的矛盾。 至于向来表现低调，人数以十万计的性小众，亦趁机全力扑击特区政府，希望可以一举(光复香港)。

化解心中矛盾

要解开仇中者心中昔日种种恨怨不是一件容易事。 对于恐中者来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根本不能扫除他们心中的恐惧。 随着回归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们眼见中国国势日隆，余下日子，不说要到2047，多给中国十年，要动摇中国现政权更难。 为此，他们愿意放手一拼，就是失败了，亦无愧于心中所想所仰望。

西方有句谚语: 恐惧源于无知。

在今次抗争运动中人数最多的宗教界(包括一众信徒教师、社工、专业人士)，他们恐惧中央政府，是源于对中国现政权的「无知」。他们听到很多关于教徒被迫害的故事，相信共产党乃「无神论」者，中共政府绝对不容许人民有宗教自由。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现政权的误解，无知。何以见得?

环顾今天中国，虽然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惟这「领导班子」骨子里仍脱不了传统中国人的鬼神观念。 孔子说: 敬鬼神而远之。 中国人从来就不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选择将专注力放在人道上，开物成务，修己达人。 其实，中国一般老百姓，信仰从没有与生活分开。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地寺院道观发展蓬勃，参神祈福者千万计，中共政权何尝加以禁止。 今天中国政府种种「打压」教会的举措，反映其对西方教会怀有戒心，担心西方宗教动摇其管治。 近年，中国与梵蒂岗达成协议，容许天主教在政府「监控」下取得合法地位。据悉，天主教在国内因而取得长足的发展。 今天，国内基督教活动主要以地下形式进行，这对于长久以来享有高度宗教自由的香港基督徒来说，当然不可接受。 可是，面对当前困局，作为教会作为教徒，肩负宣扬教义(神的爱)，今不努力去廓清国内传教的障碍，相反，联结反对派政客破坏香港管治，试图迫令中央政府让步，最终恐怕只会断绝教会到国内传教的进路；就是要确保香港现有宗教自由。亦会平白增添不少变数。

政治抗争运动持续至今已三个月，社会经济民生大受影响。面对抗争大联盟的文攻武斗，步步进逼，特区政府唯一赖以应战的就只有三万警力，情况未许乐观。要带领香港走出当前困局，港府首先要止暴制乱。如何止暴制乱? 我认为特首应针对抗争者的各种文攻武斗，颁布相关《紧急法》，尽速停止暴力蔓延，不可再畏首畏尾。又当社会恢复平静后，政府需要立刻重新检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组群的矛盾，无论是表面的、深层的，都要清楚了解，果断有计划地响应市民大众的期望，加强政府与市民大众的沟通，加强港人与中央政府的沟通，化解长久以来存在的种种矛盾，让香港重新走上安定，繁荣，进步的道路。

五大要求 魔鬼在细节中

五大要求，撤回收例，只是用语之争，涉及姿态多于实际。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除矛头直指警方执法不公平，更重要是际此社会严重分裂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曾经表态，要找出真正持平的很难。 如果今天有人就委员会提议人选，我会先问该候选人最近两个月来阅读哪份报章，看哪个电台的信息节目，经上查阅哪些网站。 如果他如实交代，相信不难猜度他会为调查作出怎样的结论；就是有人建议可加入外国专家，上述忧虑仍未有改变。 既然不能确保可以委任一班持平可信用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市民大众又怎可以期望委员为今次政治抗争寻找真正的答案。

撤回暴动定性及不检控被捕「义士」，要求政治事政治解决。 香港是法治社会。 面对反对势力从不间断挑战，破坏，香港法制和宪法(基本法)是最重要的防线。 政治事政治解决，是自毁法治原则。 若是，敢问谁人定哪项违法行为属于政治事，可以政治解决，哪项不属于政治事，交回法庭判定。 是你?是我?香港特首?还是正意气风发的泛民政客。

「项庄舞剑，志在沛公」，最后一项重启政改，才是一众反对派及其追随者发动今次政治抗争运动背后的真正目的。 当然，不少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自小受西方文化熏陶，对中国现政权认识不多，在泛民政客和传媒不断描黑下，中港矛盾渐固。 今天，重启政改，脱离中央管治，成为不少居港恐中者仇中者(特别是中产及年青人)心中的愿景。 其实，重启政改只是抗争者一个口号，关键在夺取香港管治权，将「两制」从「一国」分割出来。 由于要求损害国家主权，最终亦难以实现。

总括而言，五大要求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香港脱离中央管治。由于要求关乎分裂国家主权，关乎14亿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政府绝无退让余地。 （责编：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