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唯一出路：“脱欧”归华

日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支持孙中山革命。日本人不少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因为孙中山举起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这就是日本人眼里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           ——湖南学者流波谈日本问题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日三位科学家，其中，日本现年71岁的吉野彰成为第27位来自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21世纪以来日本获诺奖的第19人……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50年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当时日本在百年诺奖史上仅有9人留名，很多人都觉得日本狂妄，甚至连日本科学家也称这一目标制定的“没脑子”。结果当年，日本人就拿下了诺贝尔化学奖，次年更是一举摘得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双奖……细数一下，从2001年到2019年，获诺奖的日本人已达19位，几乎是一年一位……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来认识下日本呢？以下这篇许多年前的文章也许对我们认知日本问题有一个全新全面的另一样的解析。       

一、日本的来源

“在伏羲神糯炎帝大九洲时代，东北亚就已经开始成为中华开拓美洲的中转站，操长江流域糯语的人们早已遍布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库页岛、北令海峡广大地区。”（见《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八章一 荆楚文明的古老因子和域外联通）“日本民族的来源，最古老的应为糯民，‘大和’也就是‘大糯’、‘大禾’，水稻是也；后糯民分化为夷（黎），如淮夷、徐夷等；夷进一步分化后成为百越、百濮，细说起来就更多了。百濮好水，多向海洋，去了东南亚。在西南文明文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族称也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蛮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东爨、西爨、乌蛮、白蛮、罗罗、摩些、卢蛮、金齿……层出不穷。所以有日本学者研究说日本民族来源于云南的少数民族没有错，如彝族、哈尼族、傣族等；说日本民族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后代也没错，两者之间多有相通；是淮夷、徐夷的后代没错，古就有‘浙商通倭’一说；说日本民族是徐福的后代也没错，历史凿凿；说是来源于中亚一带游牧族也没错，因为北方民族也是上中古长江流域糯民向北方扩散演化而来的游牧族，总之是万变不离其宗。”（上同）

    由于东北亚是上万年来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人类早期活动频繁。正因为是从中华大陆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地方而来，在日本列岛上形成众多小的聚落。到公元1世纪，日本各地有100多个小国，其中有的与东汉建立了外交关系，小国逐渐向大一统发展。后来模仿中国建立国家统一制度，用汉字创立日本文字，以汉唐为蓝本国势逐步强盛，中华情节越来越显，华夷观念根深蒂固。近代虽被美国炮舰扣开大门，却因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华并东亚、东南亚国家形成巨大威胁与灾难。

二、大和民族的中国情结和“尊王攘夷”观

从人类的起源来说，全世界的民族都由中华长江流域的原始宗族扩散分解到世界各地衍生而来；从女娲、伏羲到炎黄、蚩尤、夸父到尧舜、鲧禹再到中华大近代——三代（夏商周）至近代，东南亚、东北亚的中华族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的中华文明、文化彰显。隋唐时，日本派遣大量唐使（注，遣隋使日本亦称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明文化，经过“大化改新”，日本以唐朝律令为蓝本，参酌日本旧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完善日本统治制度，奠定日本国家发展路径。从此，日本“唐化”后大中华情节油然而生，“尊王攘夷”观念根深蒂固。

日本认为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唐朝亡于内乱无奈，宋朝亡于夷，故日本虽与宋友好，却不与宋建立朝贡关系；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在大陆成为少数民族政权时，日本就理所当然要承当起“神州”、“中国”来，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元与南宋交战，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日本，都被断然拒绝；南宋灭亡时，元又遣使日本，日本竟然杀之。忽必烈征日本文永之役失败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发兵征日本失败，数万元军被俘，日本将其中的南宋降军甄别出来，视为“唐人”赦之不杀，而将其它所有“靼虏”屠戮殆尽。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里去，又得到日本钦佩。

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至清代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插曲（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卷，226-245页。转引自《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一卷）：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 日方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双方陷入僵局；李鸿章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但日本代表团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亦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是“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清战争实记》，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亲率的第一军在东北所发布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详见《日军跨过鸭绿江 ：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历史上，朝鲜、韩国、越南等中华原领土或藩属国也曾以自己属于中华为荣，尤以日本的中华情节为烈。

三、近代日本由对中华仰慕到残虐的转变过程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朝国力强盛时，秉承秦汉雄风，推崇尚武精神，“唐化”的日本将尚武继承张扬。渡过近千年宗教黑暗中世纪的欧洲近代迅猛崛起，进入全球殖民扩张阶段。同样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中国和日本，中华“戊戍变法”因满清遗老阻遏必然失败而走向没落；日本则因“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吸收西方侵略扩张的性质上将尚武精神恶性膨胀开来。

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唐化”后的产物。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形成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理念，历史意识也从“唐化”中开始觉醒：民族意识和国家主义的上扬使得神道思想、神国学说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逐渐居于主导性的优势；“唐化”的外流文化学习被“和化”的本土文化优位所取代，日本传统文化发展史中的儒主神从、佛主神从逐步转到神主儒从、神主佛从等文化发展阶段。

直到近代，日本学者倡导国粹，张扬民族精神，认为经过“唐化”和近代“欧化”的日本文化，在大陆（中国）又被“夷难”之时理所当然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日本成为“神道”国家。日本对清就如对元，不认其为中国，日本反而要以中国自居。

由此，日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支持孙中山革命。日本人不少人追随孙中山革命，因为孙中山举起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这就是日本人眼里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日本著名人物宫崎滔天，还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同样，在被迫臣服满清后，朝鲜李朝仍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称清帝为“胡皇”、清使为“虏使”，蔑视和朝贡相生共存。

    面对西方白种的入侵，东亚兴起“黄种种族革命”，日本是“大黄种主义”或曰“大亚洲主义”的推动者。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孙隆基在《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一文中阐述，戊戌年间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就认为日本为报答濡汉化之恩，有义务招架住西方，以便让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就是著名的“保支论”。百日维新末期，伊藤博文造访北京，不少人提议聘请其当中国的首相，这就是大亚洲主义的体现。日本要人更是呼吁日本当局要尽快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大对决做准备。日本一些人非常急切：既然蒙古人、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中国，为什么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好得多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中国，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这个时候日本人近代扩张的天下观形成：征韩取满入主中原，称霸世界。

    日本征韩念头由来已久，“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一战失败；丰臣秀吉刚结束日本战国时代便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失败。日本“唐化”的天下观，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元蒙据中国，日本不承认；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满清入关，占有中国，日本又不承认，遂以中国自居。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如今，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连“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国了，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

“支那”一词原为中华长江流域种植水稻的糯民的自称“粳糯”经上万年泛演而来：“中华长江流域农耕民族最早种植糯稻，从而也称自己为糯民。后来又发展了粳稻，“粳”古音又读“缸”，于是粳稻又称“缸稻”，糯民又有了粳民、缸民之称。从“糯民”、“粳民”、“缸民”到“夷”到“百越”、“百濮”再到后来长江流域众多民族，再由这些民族的迁移扩散到中华各地再到全球。”（引自《流波就《源》一书的出版答记者问》一文）“在希腊语、《旧约全书》里，苏美尔就是“Shinar” ，可译为“苏那尔”或者“西那尔”，也就是“粳糯”、“China”、“支那”，或“示拿“、“希腊”等，苏美尔人就是地道的长江流域的水稻农耕粳糯人。”（引自流波《铁肩担道义 愤然铸文批》一文 ）

因此，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支那”或多或少已经带有轻薄之意是无疑的。而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激发了日本文化的扩张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军国主义大旗下的战争胜利加快了日本文化的“神道化”，自认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神的国度”，由此走上将更进一步残虐中华、祸行东亚、东南亚的侵略战争不归路。甚至于在二战战败后，日本还称中国为“支那”，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当时的政府曾要求其改称“中华”。日本人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就是“夷”了么？可见“华夷之辨”在日本民族的心结里有多深重，日本的“中国”心结历史上走了一条由“唐化”崇拜到“欧化”残害的逆反过程。

四、中国近代落伍分析。

  当然，如果中国的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的继续强盛将遏止西方的近代殖民和日本的恶性膨胀，但历史是不能改写的，后来的这一切犹如天数。

1、近代中华落难，天数已定。中国的戊戌变法能不能成功呢？我认为是基本不可能的，因为满清遗老们也清楚，改革的命运必然是满清的退出历史舞台，先进上万年来的中国之近代的悲惨命运已有天数：“国际上，一是欧洲在沉寂了近千年后所暴发出的无穷能量，这股能量带着人性的野蛮与扩张，就象一条饿极了的猛兽冲出了牢笼，它虎视眈眈，用古希腊罗马精神武装头脑，以中华科技文明为先导，带着吞食全球的欲望，追踪着阿拉伯人的退迹，拉起海盗式的风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掠夺与殖民：非洲成了贩运黑人的奴隶场，广大黑人被当做畜牲般捕捉枪杀；美洲的原有居民（实为中华先民的支系）印弟安人被驱逐屠戳，惨绝人寰；印度、东南亚诸国已被搜括的遍体粼伤。

二是西欧借鉴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结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工业革命使欧洲向着人类近代文明迅跑，这为欧洲能最后掠击自人类文明以来一直执文明牛耳于前的中华大国奠定了经济的军事的基础。三是美国独立后的迅速崛起，俄罗斯由蒙古金帐汉国下的莫斯科公国成倍的扩张开来，日本因‘明治维新’的成功而由被殖民者激速发展成张狂的国家，这几个掠夺成性的帝国的形成，从国际背景说来，中华大国的厄运是在劫难逃了。

国内，从表像上看，到17、18世纪，中国经济还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甚至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与西方的对外贸易交往中，还基本是中国产品输入它国的占绝大部分，西方却还拿不出象模象样的中国比较需要的东西输送到中国来，于是英国就从印度偷运来鸦片，林则徐禁烟，才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

其次，由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而形成满清入主中原，这是导致中国近代最终走向落后的内质原因。这个意思并非说因为建立了满清国家政权就一定会导致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而是说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满清国家政权的建立更容易形成中国走向落后的诸多不稳定因素。

其一，正当欧洲资本主义滚滚向前之时，中国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诱发了满清入关，这种农民起义与民族战争不似欧洲近代的农民起义旨在彻底摧毁西欧旧的农奴式的封建割据和黑暗的宗教窒息社会，而在于推翻一个旧的封建政权后又建立一个几乎相似的封建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建立是由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来完成，其艰巨性、危害性和破坏性更大是显而易见的。清军对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繁华的苏州城的毁坏性攻击就是其典型一例。

其二，由于满族在各方面相对的落后，入主中原后对汉文化的崇拜，势必进一步掩盖中华大国相对后发起来的欧洲发展有所停滞的内质，使中国进一步沉浸在‘世界中央’之国的自豪之中。康熙大帝比俄国的‘秦始皇’彼得大帝大约4岁，而彼得能化妆到西欧考查并高价买回工程师，但要求康熙有同样的举止却不现实。

其三，满清遗老是近代改革图强的伴脚石。浸润着中华文化同样被殖民奴役着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殖民扩张之路，并最终成为伤害中华民族最为惨烈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最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遗老们认为这种变革首先就是针对满清而来，就当然要以全力进行阻挠与破坏。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李自成个人的悲剧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的整体悲剧。”（引自流波《 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有人说，西方文明是侵略扩张性，而中华文明则是保守和谐，才有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势力颠倒，这个是表面现象。历史的沉积是：由于近代前的中华一直是人类的领跑者，距今两千年来概莫例外，再上溯就更不必说了，古两河流域、古尼罗河流域、古印度的文明都是中华人种所为，就是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也正是中华大禹、伯益家族所创；就拿羸弱的宋代合肥地方的大冶铁厂的工人人数就相当于当时英国伦敦的人口数，明朝郑成功下西洋的舰队最多一次人数同样比当时地中海明珠——威尼斯的整人城市人口还多，舰队所到，所在地国家整个都在发抖，好在不是去称霸而是去发展友谊。

可见发达与否，完全不成对比，所以中华才是天下中央之国，直到晚清GDP还几乎占人类的半数。由于三代以来中央对周边形成蛮夷戎狄概念，世界其它地方更是荒芜苦寒之地，根本不值眷念；而从千年黑暗中走出的苦寒之地欧洲人早就幻想着东方的美丽财宝，当中华突獗族截断陆上丝绸之路之时，才有了所谓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其时中华同胞殷地安人已经在此开拓了近万年，欧洲近代蛮夷杀我殷地安同胞建立了美国、加拿大等近代国家。再拿近代俄罗斯的扩张：先前为中华蒙古金帐汗国下之莫斯科小国，明朝建立，蒙族势微，分化内融；及到满族入主中原，西伯利亚形成真空，俄罗斯族才顺势东移，满族占中原心满意足，对俄族布满苦寒之地心无介意，造就俄罗斯成为今天陆地面积最大国家。

    2、蒋介石畏日如虎将日本鼠胆培植成虎胆。有人说蒋的不抗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实不然。蒋介石对日基本就是无论势态轻重，畏之如虎，放任日寇猖獗。还在他北伐到山东，由于他对日一味退让，日寇暴行造成“济南惨案”。1928年初，南京政府组成4个集团军近百万大军发动了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次北伐战争，4月，以蒋系中央军队为主体的第一集团军20多万人攻入山东。山东自清末以来一直被日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政府是亲英美的，日本政府为阻止北伐军队进入山东，自4月21起，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勾结，陆续派出以第六师团为主的3千多军队进入济南。5月1日北伐军队占领济南，日军借口保护侨民，派军四处寻衅，杀害第一军第二十三团营长阮济民等数人。面对日军的暴行，蒋介石下令军队不准抵抗， 日军轻而易举解除北伐军一部七千余人的武装，并残酷杀害蒋介石特派的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及军民1千多人。蒋介石如此软弱，日本人得寸进尺，蒋本人逃出济南，并下令20万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日军占领济南后肆意杀人抢掠，奸淫妇女，中国军民死伤8千多人，这简直就是东北不抵抗大撤退的预演。

    看看蒋介石在日本发动占领东北战争前后对日的畏惧言论，东北的悲惨结局和中国后来的河山破碎就可想而知：

    “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1931年9月 ）

    “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 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 月）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 —— 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 蒋介石，1935年底，中日签定《何梅协议》后）

    在蒋介石这样无能莫名的国策下，日本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就得到了东北——一块再发动全面战争的宝地。近20万东北军（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面对东三省日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和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曾没有过的事例。日本如此方式轻易得到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能力，同时也迅速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仅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1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2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而中国1932—1936年兵工署直辖各兵工厂总共生产32.5万余支步枪、3497挺机关枪、976门迫击炮、进口75毫米以上大炮约150门，1937年中国空军只拥有600余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0余架；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5亿元之多；而中国32—36年的财政总收入也不过只有30多亿元。

今天许多无知者还捧蒋介石为抗日领袖，骂共产党不抗日，连日本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和窃笑，中国的悲哀不就是这样汉奸思维的人太多么。近几年，美国西方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有心的日本坐不住了，于是有日本人以旅游为幌子走遍了中国的城乡，调查后写出报告：中国民族精神又基本丧失、思想混乱、文化意识淡泊、社会普遍腐败、敌对间谍遍布……可惜，今天的日本不是当时的强势了，否则……

 四、化解中国心结，日本回归中华

欧化后的日本对宗祖民族的杀戮当然是决不可饶恕的，中华必须对逆子进行最严厉的门户清理。纵观日本历史成长过程，剖析大和民族心结，总结近代惨痛教训，日本出路回归中华。

    1、“大和”也即“大糯”，长江流域农耕水稻民族是也，在湖南宁乡发现的四面“大禾”青铜鼎，印记着上万年来糯民的辉煌。“大和”也是“大团”，就是中华大陆各路开赴美洲、北令海峡的人马相会形成的族团。距今万年左右，世纪大洪水让海平面上升，形成日本列岛；但中华开赴美洲的大规模迁徙直到距今3000年的周武王攻破商之首都朝歌，沿海几十万殷商军民经海陆赴美洲，所以今天的美洲原住民被称为“印第安”（应为“殷地安”）人（其实是他们各自打招呼时要先向自己的祖地——殷商问好，“殷地安好吗？”，结果被哥伦布误解）。其中不少又经日本列岛、白令海峡、天之浮桥岛（千岛群岛）前往，一些留在日本。总之，大团族群形成大和民族，相对安静于扶桑（富士），学习汉唐制度建国，大中华情节油然而生。

    2、日本在汉化、唐化的过程中，国力相对强盛，开始觊觎朝鲜半岛，一次败于唐朝，一次败于明朝，败得心服口服；但对北宋不能“尊王攘夷”十分不满，对南宋亡于蒙古蛮夷痛心疾首，从此要以“中国”、“中华”、“神州”自勉。从此中原是正统汉族政权，有能力制夷的才来拜结纳贡。元朝虽然横扫亚欧大陆，却几次对日本的进击都以失败告终。日本想，你个蒙夷都来坐了中华天下，是可忍熟不可忍。

    3、日本的中国心结在满清入观后又受到极大的刺激，心想，我日本就从来没被蛮夷们所制，而现在的中国怎么了？同时，另一个内心的痛处也冒出来：相对中国，我虽然不断的要看不起蒙夷、满夷，但实际上，难道我们又与蒙族、满族有多大区别吗？我日本相对中国不也是蛮夷吗？说白了：日本之所以要把“中国”看得如此之重，其关键在于自己在瞧不起蒙、满之时，自己是不是也是边缘化了的夷呢？所以日本在与清签订条约时发生不愿意满清用“中国”的字面，其“华夷之辩”心结之重的确超乎想象。

    4、而随着欧化的进行、近代对中、俄战争的胜利，甲午海战后从清得到的巨大战争赔偿和割地，使日本中国心结的阴暗部分完全开始向恶性膨胀发展，对中国也是由历史上的仰慕、维护完全转变到要去蹂躏、掠夺、占领的野心里去，而西方的瓜分更加快加深了日本的这种步伐。

    5、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由于中国当时的混乱局面、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罪恶，罄竹难书；而战后由于美国、西方分赃不均、美蒋日又联合起来对付红色共产主义而又没有让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款，更是让今天的日本还在错误的思绪中潜行；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表面上当然让日本完全臣服，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又让日本看到了以前曾经无限景仰的中华：朝鲜半岛阻遏美国、西方最强恶势、珍宝岛抗击霸修、青藏高原修理印度摧枯拉朽……中央之势有如红日东升。

6、由于几十年思想上的颓废，毛主席时代的民族精神消失迨尽，美国西方又开始觊觎中华，日本对华不屑心态又开始显露。本来中国政府要牢牢抓住收回琉球、重提战争赔款这样的制高点，却还妥协到搞出个什么东海问题的劳什子共识原则来了，真的无语。蒋介石政府受制于美国放弃了要日本战争赔款当然是卖国；毛主席时代从当时背景出发政府不提赔款但不放弃民间赔款是策略，今天再强烈要求日本战争赔款是惩恶扬善天经地义。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孽必有报应的一天，奉劝日本邪恶者改邪归正、放下屠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要再与美国、西方的邪恶势力相勾结；如果再奉行残害中国、不屑中华祖族的行为、政策，老帐新仇必然并发，必将点燃起中华民族复仇的熊熊烈火，化日本于灰烬。

五、中华目前对策

    1、中华民族乃人类祖种祖族，其它族类都由中华宗族所衍生；中华民族自文明发端以来引领人类文明直到近代，一百多年的落伍相对万年先进文明只是长江奔腾的一小节洄水涡，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中国必须重新担当起人类和谐、健康、文明发展之路。

    2、从上到下各级各行都必须走出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是非颠倒、弱肉强食的思想观和文明文化观，尤其是今天的宣传、教育、新闻、出版等思想、文化领域要脱胎换骨，要正本清源宣讲中华文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这样的事实、史实，要彻底洗刷因近代中华劫难而被曲解的引领人类上万年的中华文明，恢复其本来的先进和谐、天下为公的本质，这也是人类社会正当发展的必然。

    3、走出“韬光养晦”的自我束缚的窘境，从大义大理上向日本提出战争赔款问题、琉球归还问题、政府支持民间向日本索赔等。

    4、要加强国家安全意识，做好大打、打核战的准备，和平不是一味的忍让能得来和能维护的，蒋介石对日寇的最大限度的忍让得来的就是日寇对中华的最大程度的残害；不能让“GDP”……等这些概念迷糊了心智，听凭西方的意志或自己制订……残损自己；不能是非不分、敌我颠倒，让西方敌对势力、国内外反制势力横行中华、鼹鼠遍地……更要激发起民众自觉地维护中华、为中华复兴而战的情怀……

    5、想当年主席雄风震荡，五洲朝觐，朋友遍天下，日本心倾、蒋介石最后也想回归。今天，《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横空出世，从理论上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史、破解近代“西方中心”谬识、恢复中华历史本来面目、指明人类今后发展道路，重振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文明文化大同世界。也指点大和民族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日本唯一出路就是“脱欧”换骨、回归中华！（责编：闻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