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社主笔吕陈君：姚依林和改革开放

【建党100周年专题】

2017年是姚依林百年诞辰，当时有人要我搜集资料，准备给姚写传，我费了很多精力搜集，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传没有写成。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历史背影中的姚依林》，发表在共识网上，没想到引起较大反响，也引起不少争议，我也就没敢继续写了。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觉得有必要再写写姚，因为现在知道姚的人，尤其是年青人并不多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上，也是老一辈领导人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接班的关键时期。姚从1979年起就相继担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常委，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才完全退下来，可以说，他从始至终都参与了整个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进程，是其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但姚的许多工作是在“幕后”，所以并不为人熟知。我写这么一篇文章，也是为了纪念那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真实的历史绝不应该被遗忘。

80年代“文化热”与经济体制改革

姚依林是一位纯粹技术型的经济领导人，他给人的印象是“老练沉稳、寡言慎行”，所以现在我们很难从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去探寻其真实的想法了。但无论哪个人做事，他在心里总是有一套基本原则的，并潜意识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姚的经济工作思想，我们也是指他在处理经济工作时的这种个人思维方式或心理范式，这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姚非常注意全面引进国外智力，既包括人才、技术、制度等“硬智力”，也包括思想、理论等“软智力”，这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文化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著名谈话，随即就成立了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姚任组长，一直到1988年为止。这是一项很具体的工作，到姚这里就算是决策层面了，他的一些做法现在看来是具有开创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惯性思维。对于怎样搞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改革，当时领导人并不是完全“心里有数”。最开始，是向东欧国家学习经济改革经验，随着1978年、1979年邓小平访日、访美后，才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学习市场经济。

1979年6月27日，姚主持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调查研究小组成立座谈会，提出要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引进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此后，中国派出专业性经济考察团就多了起来。从1979年到1981年，调查研究小组还开设了共有60余次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请了很多国外顶尖经济学家来讲课（日美为主），后来结集出版了，这个事情是开风气之先的。这些新思想对当时中国年轻学者的影响尤其巨大，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开创了一个时代。

当然，姚对于引智主要还是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去考虑的，他指出“要有一个强的研究机构，要集中一些人才，出一些大的观点和思路，并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但姚对引智工作的认识却超出了单纯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水平，尤其私底下他本人对经济学理论也有着纯粹智力上的兴趣，这在老一辈领导人里并不多见。德国专家格里希是中国引进的第一位“洋厂长”，此人最早把“质量管理体系”引进国企改革，姚先后5次接见过格里希，对他的评价是：“我们不是把你当普通的厂长，而是把你当成西方文明的使者来对待。”从这个简短的评语中，可以透露出姚对引智工作的真实思想态度。

姚对经济学的兴趣源于他的学生时代。姚幼年丧父，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其母亲家族属于浙江新兴商业阶层，据熟悉姚的同事回忆，“他的头脑简直就是一把活算盘”。学生时姚就精于算账，对数字特别敏感，直到晚年，他还能精确地说出每一笔生活费的开支情况。姚在上海读中学时，舅舅蔡竞平是复旦商科系主任，对他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姚在清华读的是化学系，但没读完，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是两个总指挥之一，负责管理经费），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他专门又去南开考入了工商学院，“系统地学习了一下经济学，…读经济系二年级…读到五年级写论文”，这正好就是舅舅的专业课，可见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是非常早的、内禀性的。兴趣是一切创造性工作的核心，姚本人在经济学上的这种纯粹智力兴趣，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引智工作无疑也起到了某种创造性的推动作用。

第二点，姚非常注意推荐年轻的经济人才进入政府序列，且偏重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型人才，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内阁”的形成，微观上改变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即从政治经济学转变到行政经济学。

当然，引进国外智力也好，培养年轻人才也好，这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提倡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时大家都有一种紧迫感：改革开放要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要有一大批政治素质强和专业能力强的年轻人参与到政府工作和经济改革中来。

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对商品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阻力很大，当时流行一句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要冲破改革开放的思想阻力，一是要大力引入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新思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大，二是也要在体制内部靠这批年轻人大胆往前去闯。这两点也是主持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集体心照不宣的共识。

著名的“改革四君子上书”就是一个开端，这也是历史必然性中的一个偶然事件。1979年底，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四个年轻人合写了一篇分析198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报告，交到了姚手里，姚看了后觉得很重要，就转给陈云看了，陈也认为“很好”，就批给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因此，这四个年轻人就走进了中南海，给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做了一次专题汇报，史称“老青对话”。

从这以后，四个人就经常在一起撰写调研报告，策划出版图书，组织会议活动。四个人都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1984年8月的“莫干山会议”，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也都有他们幕后推动的身影，这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莫干山会议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巴山轮会议上关于“通过货币和金融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新观点，10天后就被直接写进了“七五”规划，当时姚兼任国家计委主任，“六五”“七五”“八五”规划都是他主持起草的。但这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还是推出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经济人才，让他们登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并逐渐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这是最重要的，没有年轻人的参与，任何事业都不会取得成功。

以作者的理解，姚对经济工作和经济改革的思路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确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究竟哪些事情由政府来做，哪些事情由企业去做。但要确定这个边界是非常困难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经济领导人也只能靠着自己的经验来决定哪些事情可以做，什么时候可以做，因此，在具体经济改革措施上有时大家就会出现重大分歧。

对姚等老一辈领导人来说，党管理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后又经过长期计划经济实践而总结出了一整套综合平衡思想，陈云形象地称之为“鸟笼经济”。概括来说，它有两条基本经验。一个是政府要严格管控住资本性的货币市场，另一个是政府要严格管控住战略性的贸易交易，只要做到这两条，“鸟就可以在笼子里自由飞翔”。应该说，这两条基本经验是成功的。

譬如，战争年代里经济形势那么艰难，但采用这套办法，既保障了军费的筹集，又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生活。一旦形成传统，就不会轻易改变。传统是具有生命力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姚似乎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稳健的改革者”，这是他的性格。姚在任上时，他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经济改革的决策，譬如，中央银行体制的改革、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成立、浦东的开发、沪深证劵交易所的建立等等，都是由他亲自主持调研论证的。姚不是经济工作的最后决策者，但他却是最主要的执行者，这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当时，邓小平有了重大想法时，往往是通过姚去跟陈云说；陈有了重大建议时，往往也是通过姚传达给政治局。姚在晋察冀做了六年秘书长，这套“上下传达、左右协调”的功夫是炉火纯青的，这也是他政治上成熟的体现。

对姚这一代的改革者来说，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推进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进程中，几乎是本能地坚守住了政府应该守住的底线，后来的改革者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理性地坚守住了这条底线，这才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而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和严重波动的主要原因。渐进式改革的精髓也在于此。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领导层对改革方向上是出现过重大分歧的，但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只是在理论界还存在一些争议，譬如，“小政府主义”、“资源配置完全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等说法仍还在流行。

说到底，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没有绝对的政府，也没有绝对的市场；正如没有绝对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一样。政府和市场这个边界条件，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传统共同决定的，不同国家的这个边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党管理经济工作的两大传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的实践，而是由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

当我们对未来感到困惑时，就必须回到历史中去寻求答案。

从政治经济学到行政经济学的历史转变

从1978年到1992年，也被称之为“邓小平时代”（傅高义），政治上，这是元老督政时期。这近15年，也是计划经济解体、市场经济处于探索的一段时期。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上，邓和陈云两人的分歧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譬如，在开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规模、货币发行量、经济增长速度、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陈一直都非常谨慎，相对要保守得多，但邓主张多搞快搞，对经济的发展与改革要急迫许多。但由于文革的教训，两人都非常注意协调关系，尽量避免直接政策分歧而造成政治上的对立，均衡地维系了党内的权力稳定。这最主要就是体现在用人方面。

陈云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是党内的经济权威，性格内敛沉稳，比较重视选拔专业性、技术性的人才来管理经济工作。建国后，姚依林长期担任商业部常务副部长，他跟陈的关系也一直不错，两人在党内都属于“技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姚就担任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十三届入常委，到十四大时才退出，也就是说，在整个元老督政时期，姚一直都是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姚表面上属于那种精打细算、沉默寡言的技术型领导人，但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也特别善于藏势、蓄势，多方权衡，老成谋略，是一个厉害人物。因此，通过姚长期的具体运作，以及元老们在幕后的大力支持，最终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体制化的经济技术官僚势力的党内传统，这是所谓“保守派”的一个很大贡献。

在毛时代，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工作始终是围绕政治目标来运转的，不太重视经济自身规律，从未形成一个稳定的专业性或技术性的经济内阁。姚推荐了一大批经济专业人才进入了各部委，这些人主要在国务院系统，就形成了党内较为成熟的经济内阁传统，改变了以前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开始注意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管理经济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与进步。我把这个转变称作“政治经济学向行政经济学的转型”，经济政策的制定就相对比较客观独立，跟政治目标和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就不再那么紧密相关了。

陈、姚常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和经济内阁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界定，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无褒贬之意。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大传统，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管控经济，二是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哪种经济形式，其核心结构却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果不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就很难真正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所以，当时我想写姚传，主要是想写其背后的经济史，他是党内这套经济领导制度历史形成的重要参与者之一，我称他为“新中国行政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建国后，姚就一直担任财贸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说是经历了新中国历次重大的经济变迁，我希望通过写姚，来把党史中的经济制度变迁大致梳理清楚。直到今天，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许多问题仍然还没有讲清楚，新时代“深改”还任重道远。

改革尚未成功，大家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