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通社主笔：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

——谁在消费“中国模式”，谁在为且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

文/本社主笔  钱  宏

又是“六一儿童节”，本不该说沉重的话题。可是我一想到孩子们的未来生存空间和社会生态环境，就又不禁要对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中国模式论者”再发表一点批判性意见。我自1980年读过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一书，得出“历史不能留下空白”的判断后，就转向了建设性思维状态，很少写纯粹的批判性文字了，这回算是破了一次例。

 说两个红色段子，抄一段历史掌故 

 段子一：2007年一老美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金兑换了82万元RMB。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花了15万元RMB。2008年回国前，因人民币升值到1:6.7，老美用剩下的67万元RMB换到了10万元美金。来时10万元美金，回去还是10万元美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另一位老美更牛，也拿10万元美金换了82万RMB，花60万元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22万元，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带走就卖了。他卖得100万元RMB，换回15万元美金，白吃白喝了一年，还净赚5万元美金。

 美国人脸有得色地说，我们玩，也是在赚钱……中国人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GDP增长了，且年年“保8”了，私底下窃喜相告，实际年年“超10”了啊……其实老外2004年敏感到，中国人创造了经济奇迹，就叫“北京共识”好了……金融海啸从美国席卷全球后，老外惊呼“呵呵，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了……在外国的中国人跟着很自豪地告诫国内同胞，那是“中国模式”啊，它确实有些毛病，但是，用伟大的英国首相兼历史学家丘吉尔的话说，这可是世界上“最不坏”的模式，你们要珍惜呀！

 那么美国人的这种得意和中国人的自豪是建立在什么东西基础上的呢？

 段子二：小猪月薪5K，打算用20万建一个窝，老狼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大王买。大王是搞工程的，先用20万贿赂老狼取得开发权，再用50万元向老狼买这块地，花10万元把猪窝盖好，向小猪要价200万元。小猪哪来那么多钱？硕鼠就说我借给你200万元吧，连本带利300万，20年还清，小猪全家二十年给硕鼠打工。于是，老狼宣布所有要猪窝、羊圈的大猪、小羊们都可以照此办理……一帮猎狗敏锐地感觉到这中间有利可图，组织起“炒窝部队”买进、卖出大赚其钱，结果，老狼、硕鼠、大王、猎狗们都挣了更多的钱，纷纷给自己盖起豪宅大院，只有小猪、老羊们亏，连崽子也不敢生了。这时，土地越来越少，整个国土上快要变成钢筋混凝土丛林……猪、羊却越来越少，这事惊动了森林王虎狮，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肉吃，子孙都没有地方种粮食了，硕鼠们也开始担心小猪、老羊们还不了按揭，出现呆账……于是就向大王、老狼发出警告，要调控房价，死守18亿亩……

 GDP价值参量体系，在政府公司主义条件下，演变成有权、有钱、有话语权的人自娱自乐、自我表扬、自我提拔的法宝和自折自损、慢性自杀的迷魂药。

 历史掌故：话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如九泉有知今日“中国模式”云云，定然不知其可，无折可奏也！

 “中国模式”依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顶华冠

 张维为先生在文汇讲堂演讲《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这件事，对我触动还不小。我本想对张维为先生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进行比较认真的批评。但看到一位朋友作的几千字笔记整理，越发感觉张先生关于“中国模式”的设问和立论，真的与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现实感知经验，大相径庭，几乎完全脱节，而他对“全球发展”，也没有提供更多有信息量的话语。

 张先生力图用自己跑了100个国家的个体经验和片面选择(像“文革”时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那样)，搞横向比较，用他臆想的历史经验和片面知识，搞纵向比较，而后消解取代中国人民的现实感受，简直近似笑话。而他把自己出席一些外国人办的神仙会议中说的某些“外交辞令”，拿来说事，几近邀功请赏之嫌！

 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一个单位生活或个体奋斗）的华裔人士，竟然祭起“民族主义”之旗，企图告诉天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用词是我们，实际自己不在其中）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不坏的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已经没有比上不足，只有比下有余了”，从而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现实感受，而断言“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

 张维为先生很喜欢引用“透明国际”报告，一再地鄙薄所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国家效率如何低下，贫民窟多得超过50%，纽约不如上海……是的，中国的效率堪称世界之最。但是也请看看世界银行2006年一份有关被张先生诟病的俄罗斯的报告吧：

 世界银行在其公布的俄罗斯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俄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根据该报告，1999年－2006年，俄国经济年均增长６％，八年增长了48％，而同期人均收入却增长了500％，扣除物价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00％。八年间，人均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增长为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四倍。俄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做到了全民分享，而且，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俄国各地每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即“贫困线”。目前，莫斯科人均月工资为２万卢布，而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贫困线为月收入5124卢布，接近月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折合成人民币，莫斯科的最低生活标准为1700元，与北京市最新的贫困线448元相比，高出1252元，北京市的贫困线标准相当于莫斯科的26％。

 据报道，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国政府提供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从俄国人所享受的保障看，目前俄国已经没有穷人了。俄国取得的这一成就，是在经济严重衰退之后出现的。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俄国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7％。其中1990-1993年下降10.1％，1994-1997年下降5.3％。1997年只相当于1989年的52.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俄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变化。但是，俄国在短短的八年间，竟然迅速地消除了贫困。]

 俄国的成就证明，转轨后的国家确实已经变成了“造福人民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于2001和2009年两度去俄罗斯，并住在普通俄罗斯人家里，和他们朝夕相处。我不知道透明国际的报告，是不是比世界银行的报告更权威，但我的经验感受告诉我世界银行的报告并不虚假。

 不客气地说，“中国模式”云云，只能说明那些习惯了外国人说的都是真理的人士，作为现代主义西方工商文明或西方中心主义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商（买办）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思想理论提供商，如今除了“一人一票”批发不了（过不了海关），其他都已经断货了。张先生是学外语的，做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当然是一级批发商，可人家已经断货了那也没法子。怎么办呢？西方人士只好免费送给中国人一顶取名“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后来的贴牌）的华丽大帽子，看看他们戴不戴——反正不戴白不戴，戴了也白戴！

 我想，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左派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右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文化复兴（精气神）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最聚集人气的民间“毛粉”更不会戴（认同），因而中国政府一线工作的官员也不可能戴（认同）。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人，不是猴！

5万台“公权与资本结合的发动机”推动GDP高增长

 文章本想写到这里结束，但刚才上网，偶然看到薛兆丰先生写给陈志武教授的微博说，请读《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http://sinaurl.cn/hsAgY）中“工会”的条目。它是这样开始的：“虽然工会在民谣和故事中被歌颂为苦难者的无畏英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另外，你见到的罢工没有暴力，是因为暴力的功能已经被政府接手了。还有人说“列宁开了政府暴力的先河”。

 我且顺着这个话头再往下说：暴力的功能本来就是政府特权，还有税收也是，但有一点不是政府专属的，那就是资源！

 政府暴力垄断，本是为了公共安全；政府税收垄断，本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是任何一国之公民都必须也可以接受的。然而，政府资源垄断，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是自私而愚蠢的。因为，资源一旦被政府垄断，那么，要么资源闲置，政府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这是中国1949-1978年前中国政府的基本行为特征。

 从效率上讲，资源垄断的最好后果，必是公权与资本的结合，放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去谋求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79到1989年，由于“文革”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生活难以为继，“改革放权”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于是，政府一度放弃部分资源垄断，允许社会底层有限度利用一下，中国社会喷发出空前活力和希望。然而，随着中央政府财政危机趋缓，面对社会底层深化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上层集团和人士的改革共识也开始分化，最后遭受1989年的重创。

 经过三年徘徊政府不作为后，自1992年始，在小平压力威逼之下，中国政府各级官员既不能乱作为，更不能不作为，他们猛然发现，中国政府资源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于是，在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的合谋中，丢开“姓社姓资”的心理顾虑与羞涩，找到了一条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文化搭台，权力与资本（包括跨国资本）合起伙来演双簧的权贵资本主义——叫政府公司主义之路。

 西方有句谚语，叫“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要想解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奇迹之谜，需要了解发生在同一时间节点上的两个细节：一是1992-1993年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价，取消粮票，农民开始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加上后来的高校扩招，为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上升，尽管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更多，但是各级地方财政也有了充分扩展的余地，从而大大调动了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原本由中央政府一台超级发动机推动的中国经济，这回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总和）。这就是政府资源垄断条件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即“市长型市场经济”。

 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用语中，“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是非常识意义上“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作为定语则完全空壳化了——既非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也非“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社会”缺位的，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有人管它叫“权贵资本主义”，确实不无道理。

 中国特色“市长型市场经济”或政府公司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地方政府与资本（跨国资本）的结合形成“财政割据”，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从原先的所谓计划经济转变成全国性的“财政联邦”。后来，两届中央政府实施的一次次“宏观调控”，与其说是调控“市场”，不如说是调控“市长”！

 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之初，都遇到“市长市场”或明或暗程度不同的抵制，而每一次宏观调控阶段性收兵时，又立马遭遇“市长市场”变本加厉的反弹！

 在中国GDP增长率指挥棒的飞舞之间，中国权钱勾兑（包括寻租）、官商合谋（包括国企改革中的MBO）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于是，“升官”和“发财”两大人类历史上最有内驱力量的引擎集成到一起，5万台大功率发动机一齐开动，带动数不胜数的分摊着GDP指标或招商引资指标的政府性或非政府性工作机，毁灭性地放胆发掘资源（即发挥比较优势）无所不用其极，不舍昼夜地运转、运作起来，成就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和奇观！

 于是，我们幸运地生长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又生活在见证奇迹的年代！

 1990年代至今，从“民进国退”到“国进民退”两次冲击波面前，中国的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被抛弃到世界的边缘，社会中层民众生存空间日趋窄小，创业受限，随之就业机会的压缩，政府公信力日渐衰落……中国的社会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也开始成为问题。于是，底层人与底层人相互祸害、残杀就成不可避免之势。这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群体事件”、“恶性事件”、“维权-维稳事件”只是这一过程的表象。

 本来，不管效果如何，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纠偏。可美国一场震憾全球的金融海啸，却莫名其妙诱发出一种“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臆想，进而拼凑进2004年在西方出现的一个虚假的伪命题——“北京共识”，进而演绎成“中国模式”。

 可笑的是，在西方漂亮词藻的鼓捣下，我们的“中国模式论者”心中，却不但迅速幻觉为已经丧失公信力的原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而且，幻化成中国“一枝独秀”的民族主义标杆，而掩盖、拖延中国社会内部实质性地解决问题。真是应了列宁所说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那句老话。

 “中国模式”真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吗？ 

 那么试问，在改革共识与动力快要丧失殆尽的今日中国，“中国模式”能成为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共识与生产、生活、生态的动力吗？

 据说，“中国模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结合体。据说，它有八大特质：强势政府、实践理性、民生为大、保持稳定、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它有七大理念：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它有四轮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且不说所罗列的所谓“八大特质”、“七大理念”、“四轮推动”是否事实判断，仅在此以“八大特质”为例，作合并同类项后稍加分析，看它们是否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

 第1、4个特质强势政府、保持稳定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和“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稍微了解一点前苏联历史的都知道，这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思想及其实践，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了70多年，而且，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届政府不要保持稳定？

 第2、5、7个特质实践理性、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中国自身确实本来就有“实用理性”传统，但稍微了解一点近300年科技史、工商产品开发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英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传统的国家进行改革大部分都是渐进式，这与他们奉行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关。前苏联和俄罗斯传统都是突出优先顺序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难道用的是“休克疗法”？

 第3个特质民生为大。意思是中国“集中精力关注民生”。这个先不管是已然的事实，还是或然的可能，也不去说美国、东欧，请问迄今为止，这一点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比有实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做得地道？

 第7、8个特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可以合并。事实是对外开放在先，市场经济在后。但说“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特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所以，中国模式论者说的“八大特质”，没有一个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的。

 其实，有没有 “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1989）意义上的“美国模式”也是个问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并不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划等号，它仅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一部分人之间的“共识”——用以衡量经合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

 然而，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2004年5月在伦敦一个论坛说出“北京共识”的时候起，他的这一比较方法，甚至这一句式：“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就一直被后来的中国模式论者延用至今。

 只不过其比较范围不断地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干脆搞出一个与“中国模式”相对应的“美国模式”来。到了张维为先生这里，干脆把美国模式简化为“一人一票”的政治说词（意思是实行一人一票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有中国的效率高），并且继续扩大为“西方‘民主’遭遇中国‘实事求是’”（不知“民主”和“实事求是”，是如何扯上同一个逻辑层面进行比较），更扩大为“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这大概才是中国模式论者的真正目的。是一种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的媒体煽情。

 但是，中国模式论者，说来说去，要说的无非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的经验或案例表明：强势政府与市场资本的结合，亦即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当代中国人感知经验中的“GDP增长率与权钱勾兑、官商合谋互为因果”，亦即“政府公司主义”，是最有利于GDP（也是美国人的版权）增长的模式。其他都是牵强附会，强词扯淡！

谁在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究竟谁在为还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中国的政府公司主义，是在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合谋怂恿中诞生的一个历史怪胎。所谓“历史怪胎”，是指其非正常，非常识、非历史常态的特殊产物。

我说它是历史怪胎，是因为它必定在实践中放弃政府的公共职能和职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官员）都去逐利、谋利时，这个社会官民之间、个人之间互助、信任、共生关系，定然将随之被“冷冰冰的现金交易”所摧毁。一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火辣辣的权谋交易”摧毁了一切人间温情。

 于是，我们看到一座座钢筋混凝土丛林的背后，祖宗留下、本该呵护传给子孙后代的大好河山，被简化为土地资源（分解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林业用地，且不断地变性、变卖、变钱）加以摧毁；而亿万富有人格尊严的青壮年国民，更是简化为人力、劳动力资源加以毁灭性使用，留下包括民族基因库在内的无穷尽的健康隐患！

 李鸿章扼腕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历经百年，终于结出这样一颗堪称中国奇迹的“财富正果”！

我们确实在见证奇迹：中国人得到的是，财富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也许不久就是世界第二、第一），而失去的更加宝贵，中国人作为民族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循环、价值取向与历史关怀——几乎丧失殆尽！

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然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

 那么好吧，中国人暂且吞下这颗“正果”，那么，接下来自然要看看都是谁能分享、谁在分享“正果”的盛宴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确实非常特殊。本文开头说的那个段子，讲的就是分享者的故事。连续30年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30年发展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入国库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拿走了？跨国资本拿去了？民间资本拿去了？这自然毫无疑问，但又不完全，除了这个大头，剩下来的沉潜起来了。那么，这一部分数目肯定还不算小的财富到哪里去了？除了沉潜在大家都熟知的土地、房子、票据、信托、货币、基层政府“小金库”之中外，还有大量存量、增量财富沉潜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政府性机构、单位之中。而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只要与其中一项沾上边，就是在程度不同地参与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分享权钱正果的盛宴，并将以天文数字的沉没成本，转嫁给全体中国人民、国民、公民。

 所以，我希望赞扬“中国模式”的外籍华人，去中国底层走走,改变一下回来的行程安排：不要急着出席这个论坛，那个课堂，安排巡回演讲拿出场费外加官员或准官员迎来送往地游山玩水——参与中国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国这种事儿多了去。不要急着参与分一瓢羹——名利双收——当然，如果参与了，最好别昧着良心说瞎话，或瞎说话！

 最好弄清楚，中国官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公信力，在当代中国人（包括官员自己）心目中，尤其是在亿万社会底层民众心目中，尚存几许，是何缘由使然？那时，如果你们还能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你们很可能就会自觉改变或放弃自己“知识买办+爱国者”的双重身份，换张净爽的名片，然后再说话不迟，也就是再参与分配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成果不迟！

转自/钱宏著：《中国：共生崛起》P19-28，知识产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