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稻与“道”
本社高级记者 刘跃儒
上世纪70年代,一场震撼世界的“绿色革命”被中国的袁隆平引爆;经典遗传学中“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理论被爆破;水稻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被开辟;“杂交水稻”这颗绿色王国皇冠上的璀璨明珠被袁隆平以优雅的姿态摘取。这场革命树立了人类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今天,这场革命在发起人袁隆平的引领下,仍然以它40多年来滚滚不息的浪潮,继续推动着波澜壮阔的传奇。
袁隆平的稻
袁隆平的名字,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家喻户晓。这一切都缘于他的“稻”。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教书。那时正值中国粮食供应短缺时期,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有次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那两人是被活活饿死的。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袁隆平的心,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利用自己的所学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使粮食大幅度增产,让中国的老百姓吃饱饭。
在今天,如果谁谈论起“吃饱饭”这个话题,显然会令人嗤之以鼻,然而,在那个年代“能吃饱饭”却是一种莫大的奢望。也只有经历过当年饥饿并亲身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才真正理解“粮食”的重要性;同时,也才会使从事农业科研的袁隆平感到如此痛心和紧迫。因此,袁隆平利用课余时间,在各方面条件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作物育种的试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试验田里突然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水稻,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犹如鹤立鸡群,这株优良的水稻后来经过试验被袁隆平判断为“天然杂交稻”。就是这株水稻让袁隆平在国内率先开启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先河……
然而,在当时培育杂交水稻谈何容易!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利用杂种优势提高农作物产量这条途径在玉米、高粱等异花授粉和常异花授粉作物上已获确证,但经典遗传学理论认为,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而且50年代起,日本、美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一些科学家进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并未成功。但是,袁隆平根据事实进行独立思考,大胆探索。1964和1965年夏天,他在稻田的14000多个稻穗中逐穗检查到6株雄性不育株,开始了人工杂交稻的创制。袁隆平的创新实践推翻了经典遗传学的自花授粉作物“无优势论”,也为他往后一系列杂交水稻研究夯实了基础。
三系杂交稻
1966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发表,这是他对三系杂交水稻发现与探索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但接下来的文革运动使袁隆平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实验稻田育种甚至会被人恶意破坏拔除,但他仍坚持试验。为了增加试验效果,每年冬天,袁隆平与助手还去海南三亚进行水稻育种,甚至在路上把种子绑在身上,利用体温催芽。可试验一直没有成功,这使袁隆平十分苦恼,也让他心急如焚。直到1970年11月,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海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这种局面才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此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由袁隆平挂帅。1972年,杂交稻被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开始:三十余家科研单位参与,上千个品种与这株野生水稻进行了上万次测交和回交转育试验。在此基础上,袁隆平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终于试验成功,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水稻。
1973年,在“不育系”、“保持系”的基础上,利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千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百余株具有恢复能力的水稻。至此,袁隆平及其团队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水稻产量也从亩产300公斤提高到亩产500公斤以上。当年10月,袁隆平发表《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他成功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比普通水稻增产20%以上。
1975年,袁隆平团队杂交制种技术研究成功,解决了自花授粉作物杂交制种低产的难题,1976年开始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1980年,作为中国首项农业技术,三系杂交水稻技术被转让给美国。1981年,袁隆平因成功育种中国籼型杂交三系水稻,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家发明特等奖”。
虽然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怀抱着报效国家和造福人类梦想的他并没有从此满足。他曾对别人说起他做的一个梦:“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同事们坐在稻子下乘凉……”乐得听的人哈哈大笑,袁隆平自己也忍不住边说边笑。
二系杂交稻
1987年,袁隆平在三系杂交水稻的基础上又提出“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即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年7月,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邓华凤,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又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这使袁隆平异常兴奋,在他的亲自带领下,经过两年三代的异地繁殖和观察,发现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打开了新局面。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普遍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5%-10%。
超级杂交稻
1997年,袁隆平再次发起超级杂交稻的研究。2000年,超级杂交稻成功实现了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超级杂交稻又成功实现了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
2011年,百亩示范片亩产9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获得突破,9月,中国农业部验收组公布: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历史以来亩产最高纪录。
截至2012年,袁隆平发明的超级杂交水稻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达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为中国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半以上的水稻都用杂交水稻了。目前,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2.5亿亩左右,约占水稻总面积的57%,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口。此外,杂交水稻已经在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20多个国家试种示范,年推广种植面积达6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增产1.5吨以上。仅越南,近些年年种植杂交水稻70万公顷,每公顷产量6.3吨,比其全国平均水稻单产增产40%……
袁隆平的“道”
袁隆平,193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九江德安,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根据他研究的杂交水稻品种及技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由亩产300公斤上升到900公斤以上。他也被广泛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由于袁隆平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2014年3月他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除了他的真才实学外,同时与他的胸怀、道德、博爱密不可分,而这些恰恰又能见出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人之道
袁隆平虽然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并获得无上荣誉,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摆名人架子,而是待人坦诚。他总是无私奉献,不计名利。他从不讲究吃穿,办公室的设施也很简单。自己添置衣服时却挑选便宜的,据说,有一次,他花100元买了7件衬衣回来,还和大家吹嘘可以穿好几年。然而他却慷慨捐出百万元作科研基金,资助科研人员的项目研究。他不但支持本单位的科技人员,而且扶持其他单位的科技人员。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的一名年轻科技人员在他连续三年每年3万元的强力支持下,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并成为省农科院的优秀青年专家。福建农业大学的一位博士后,开展多倍体水稻育种的探索性研究,但苦于经费不足。袁隆平得知后,专门拨出一笔经费,鼓励他取得了成果。同时,袁隆平非常关心农学后代,捐助了多名困难学生。
处事之道
在袁隆平的研究中心,他经常组织研讨,鼓励大家发表见解,集思广益;他经常接待国内外同行的友好访问,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常常邀请客人举行学术讲座,以交流经验,开阔眼界。而此时,他总是把自己当成学生,虚心地请教问题。
袁隆平总是注重协作精神,关顾他人。上世纪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珍贵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科研成果得以很快实现;80年代,他带领“863”项目组开展攻关时,从不以单位不同而保守秘密,促进了共同协作和快出成果;他没有把两任总理下拨的2000万元作为自己的研究专款,而是组织起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他还将所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科学奖和世界粮食奖等奖金捐献出来,设立奖励基金,奖给有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博爱之道
鉴于袁隆平取得的瞩目成就,国际多家机构和组织高薪聘请他出国工作,可他总是婉言谢绝。他首先要把自己的爱献给自己的民族,献给自己的祖国。
袁隆平始终把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美国的经济学家布朗先生曾经提出了“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似乎未来的中国要靠其他国家养活。袁隆平非常乐观而自信地回答:依靠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努力,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事实上,袁隆平不仅有养活中国人的决心,同时还有养活全世界人的雄心。多年来,袁隆平多次赴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还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发展杂交水稻。同时,为5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技术人才……
如今,袁隆平已年过八旬,但他仍然经常坚持下田观察。他表示有生之年要完成两大心愿:抓紧超级杂交稻的研究,尽快取得圆满成功并推广应用;促使杂交水稻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造福全人类!这是多么高尚的一种爱!(责编:闻益)
(责任编辑:和通社《亚洲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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