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心：“现代性”即标准化，想确立“人”却不把人当人

编者注：

现代性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目的在于树立个人理性替代上帝的中心位置。然而，随着二战发生大规模的文明互损，生灵荼毒，顿然发现个人理性也是不可靠的。而整个西方文化与文明都围绕个人理性进行的系统的学术学科范式构建，进而向全世界兜售其价值。无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性塑造，却最后发现个人已经面目全非。某种意义上，想尊重人确立人，却最后陷入“不把人当人”的悖论。——刘浩锋

所谓现代文明与先进，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格式化分类，做统计学编码，然后借助市场交换体系估算每个人应有的货币价值。因此，有学者说，所谓文明其实就是标准化，不把人当人，就是对人的具足德性剪裁和人为扭曲，其表征的是：正正得负，失道、失能和失德。所谓“发展主义”和国际标配，进步主义就是对五行生克的社会关系，人物情事全息参验作符合资本意图的减化处理。

老子说，为学曰益，为道曰损。从现有文明梯度来看，社会越成熟、越“先进文明”，则意味着人的遗传策略越趋向残缺不堪！如种群退化，丁克、独身主义和不生不育，忽视亲亲伦理和情义加持等，甚至仅仅为了财富占取和生理快活，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动人们把一切都当生意，当买卖还可名之曰科学理性，标举为“普世主义”而享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豁免权！

在当今，资本主义文化衍生的政治正确，本质上都是以个人、组织和国家为单元的圈养运动，其哲学是基于赢者通吃，不把人当人。由此，国家主权，市场辩护理论和自由贸易等，其目都是制造差异，挤出不具竞争力的边缘群体，维持市场主体优先，解构古老的“天理正义”进而掌握世界主导权，然后借助货币体系虚构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通过基于规则的交换认证，将压迫性社会结构转换成一系列不见主体的算法及技术装置，在道德上迫使政治和国家做守夜人，在司法上不讲人情世故，冷面铁心，不偏不倚。

由此，在资本、市场和媒体结盟制造的经济神话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可以无远弗界，活学活用，既投合祛魅的现代意识，也不指望人会变好，故而不断拆分政治周济民生的历史正义，消除集体护持，体恤多数人的共享伦理并坚信：只要世界足够大，钱谁都喜欢，鼓动人心败坏不仅有助于剌激消费，还能麻痹社会不义引发的声讨和愤怒，将弱肉强食改写成娱乐身心的喜剧供人们打发光阴，从而不再过问这个世界是否还需要公正，是否还可以变得更好！

 现代人舒服感的流失不单是内心缺少超验的精神远游，还在于只注重以数量论人事，因此便只能通过追加消费提高生活品质，总以为只要有奢侈攀比，心无傍鹜就可以人畜无害，通向自由，就可以在低度空间复制快意人生，从而便可以在市场频频收获“利好”以达致心满意足。

所以，当对欲望的煽情和纵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调时，精神的仰望就显得不仅寥落而且没有意义，在这个被允许浪气尖叫,率性风流的时代，由于人们都太功利、太急切，太无意于别人的存在，所以便只能是，要么退守于个人处境咀嚼顺手拈来的幸福快餐；要么心血来潮跟着时尚吆喝起哄，这时候，头脑会因错乱而找不到出路，人心会因为空洞而失去支点，由于缺少涵养人心向上的光热水土，所以便很难有发乎诗意的灵性表达。试想，人人都置身于如此纷扰的物欲纠缠，谁还能从日常事务之中见出美感、见出正气，见出外延无限的人世风彩，从而以坚韧的耐心拓展人在精神层面应有的意味和高度呢？

因为太执著于当下的收益和个人化的光鲜，人们似已不再用心于精神与情感的照应。所以说，现代性之下的人已经被肢解、被分裂，被从彼此相亲、互助体贴的共生关中实施技术移植，这时候，人人都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于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实无大碍，所谓体己度人的眷顾与关切，除非有直接的利害瓜葛，否则谁对谁都可以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如此，个人的努力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即合理，人们只管相信科学所定义的一切并把持好自己的维度，然后才能清理现存的拥有。所以，有人不无焦虑地说，现代叙事都是空心化的一次性消费，是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个人化的深刻内省，也无法通过古老的道德启示获得澄澈的幸福体验。

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只局限于对眼前的事务，只关注肉身舒服然后在低度空间了却一生，任何人，无论如何苟且卑琐，其生命意志中都具有某种超迈的气派和展望，因此只要是人便自会拒绝沉沦、拒绝萎缩坍塌，拒绝盲目的养生送死或无为而活，他们无论置身于何种处境都会流连着至善至美的期许，让人耗尽心血独自悲喜，独自咀嚼生、老、病、死不期而至的全部况味。唯其如此，无论是神采飞扬抑或低眉气短，只要经历过，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间提供了关于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并对此作出了有意味的诠释，所以，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就是一隘口，一个人只有从那个隘口突围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人需要一种超迈的努力以应对“有限性恐惧”的千般侵扰，更需要直抵根本的救赎与意义阐发，从而才能为活着寻求终极的解释以告慰现实困顿中的无助与绝望。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一路破译，人虽然最大限度挣脱了必然性的羁押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自由，但对实证的依赖又将人们锁定在经验的世界，使得人们只相信已经发生的才是有效的、不可逆转的，你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因而只管履行好自己的职份，各自守着给定的主权属地自生自灭，然后承认并接受“物竞天择”造成的不均势格局。由此，人们只依据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只讲求事实并据其真伪作出反应，天上没有神仙，地下也就不会有圣贤，是故人心也就不必纠缠于“永恒”的辩论和思考，既然没有天堂召唤，也就不存在所谓终极裁判，当然也就不必在乎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诲。

据此，人们也还在寻求知识，也还在勤学苦练，但知识的本质已不是喜悦、不是目的，更不是信仰，既不能传达生命内在的智慧以托举外延无限的诗性意味，更不能展示人性光彩以解除周遭拂逆不去的生存困厄。这时候，人们被媒体牵引，由政治和商业引诱，知识劝化然后无所用心，媚俗跟风并屈从于工具化器物娱乐，至此，经验上的证实成为唯一的信靠，“爱智求真”精神被集体放逐并代之以实利主义的当下考量，将其内在的诗性意趣异质为市场原教旨主导之下的“文化套餐”。至此，负载着人类经验和想象力的全部知识系统被拆解分化，按其有用或无用进行资本化、工程化配置和运作。

如是则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被倒置，人不能为自己规划、为自己活着，而是遵循市场需求被纳入国家、公司以及各种实利组织进行议价配置，并完全屈从于交易原则，从而换算成会计帐面上的数码标识。这时候，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之中，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大面积挤占浸蚀，人则成为仅仅具备创收功能的“物力”并入既定的评选系统，如此则生命的意义不是“导向光明的积极冒险”（海格德尔语），而是适者生存、相机行事的投机与奉承，尽管人们也沉湎于知识探求和技术更新，并显示出资讯时代特有的焦虑与狂热，但其动机和目的多半不是基于好奇，更不是为了展示生命可能性的超越和历险，而是被简约为练习谋生技巧，应对现实交换的能力储备，人人都被胁迫着追名逐利，在不断加码的体制排练和非自愿性市场角力中接受“去个人化”的规训。至此，个人鲜活的自为状态被层层剥夺、修剪整饬为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无意识“公器”和无意义产品。

现代化之下，科学被放大到不能承受之重，人在精神维度的经营则因不切实用而被置于不能承受之轻，人们对效率的偏好既不能有立足高远的信念持守；也无法静观默想然后返求诸己进行内在的分析审察，所以，有学者说”思想的枯萎正是从头部坍塌，从语言与对话开始的。由此，道德、公义被虚置化，主导人们用心用力的不是基于理想和信念，也不是为了克服现实挫愕的心灵救赎，而是机会主义的得失权衡。总之，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规模化对人的定义评选，又有如此客观上不均势的利益构成，接受组织安排，服从强者修剪就成为寻求保障而不得以的无奈选择，日久之后这种由个人让渡的”私权集合体“势必成为君临一切的外在压迫性力量，个人就只能屈从甚至主动依附于资本和市场配置，受制于货币拣选，从而导致个人被剥夺并纳入最具赎买力的个人或组织，最终形成所有智力与体力资源都被条块分割、定量归类，从属于”供养“其活命的科层组织和社会单元。这样，无论官僚政客、商人买办，甚至非主流的帮会等亚型社会组织都只能基于自身安危各护其主、各自为政，所谓国家大义、民生福祉等共同体原则全都予以弃置。如此，则只要边界划出、身份圈定，便都各自卖力服从于所属小团体意志和需求。无论是国家组织、公司企业、乃至文化教育机构，即使不正派乃至缺德无良也都能节制民心，聚敛人气且处处得手！使得任何越界的挑衅和反叛都显得软弱而缺少民意支持，更难以生成超越体制羁绊和立根社会整体进步的制度更新。

正是有了现代化之下高度精密的技术编制，个人便被条块分割、彼此离间，从而对自己的命运无所作为，既不能掌控自己可以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当然也就很难对公共问题和国家意志形成实际的影响和干预，个人内在的道德律令除了在司法冒险和利害算计上多少有点约束力之外，其对社会的”能动性“作用几乎失效。

正因为如此，权商合谋纵向分层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便有了更为上手的管制利器，随着老套权威的异化递减，社会统辖便代之以精神劝化和利益招抚等从内部分化瓦解，即便偶尔有结盟的动机也常常被市场手段如股市、资讯和远程技术编码等进行布控节制，这不仅高效，还因其操作上的隐蔽和科学而颇为”得体“，从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落入”物质与温情主义“设下的”文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