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作乱”:问肉身沉重,谁能作主?
“疫情作乱”:问肉身沉重,谁能作主?
本社主笔 汉 心
(一)
现在世界注意力集中在战争、疫情和产业系统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影响。但从大历史看,几个月也好,几年亦然,“老危机”终将过去。即使像大萧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创痛,在历史上多数人也不会揪着不放,纵有好事者反思咀嚼,也是作作姿态而已,旧问题还在,新麻繁又来。人间事真可谓“菩提即烦恼”,患得患失,没完没了。差别只在不同的剧情有不同的心境。经济得失明摆着,好算账。反之,危机责任归因,公共伦理和心情疏导,以及相关问题的历史定论,则会对人的价值评判和“三观”形成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这有如中国科举制和现在的高考,一次考试或许不能概括资质孰优孰劣,但分数高低导致的角色期许,则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意识和相互关系,甚至会影响得胜者和失败者的方向和价值归类。
如把当下战疫视为一场技术、观念和行动能力检阅,历史经验或许可以借鉴但不特别重要,疫后格局也多半不会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实际贡献论功行赏,而是依靠技术追踪和算法推导,谁的说法“正确”都不影响系统运行!这或许很无奈!但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有技术依赖就不太愿动脑筋、伤和气,更不想得罪芸芸众生,一切都由科学说了算。
从已有经验可知,科学与古老的神学一样,被当作渡化众生,优化人类处境的知识,或心法无疑都是好事,也值得推广。但若是被绝对化为信仰而成为不可质疑的真理,则人的自我定义就会“反主为客,自我降维”。试想,有统计学编程和算法支持,人的生物“节能设置”就会鼓励科学包揽一切。倘如此,凡事都指望“科学表态”定方案,做决策,灾后的人文反思和问题探究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返观人类文明史,纵有太多不自由,太多肉身沉重和伤害记忆,但对日常冷暖尚能自我领会。“身体发乎,受诸父母”,任谁都会悉心照料护持?有病否,完全基于身体征兆做判断,作抉择。
但自新冠以来,科学的全面介入已是不争的事实,活着,而被系统时时追查困住,通过算法决策,接受数据规训,谁也无法出逃!由此,以往的认知和哲学观都得修改,身体自显征兆被宣布“无效”,临床反应和生物学指标,只要不纳入系统测评则不予采信,必须由“科学”定义,或由社会政策,公共问题专家集成数据模板,统一命名。
至此,人的喜怒哀乐将被纳入科学范畴,一切肉身感受必须靠“数据裁判”,技术指令“允许”才能认证赋权,身体好坏自己说了不算,更别想逍遥自在,自作主张。这或许是后疫时代重构社会生态,重建观念体系的认识论“试水”,方法论预演吧?
(二)
在不明究理,焦虑不安的时刻,人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社会痛苦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无厘头的猜想和热炒“阴谋论”误作聪明的洞见。
即如当前没完没了的疫情打劫,经济停摆和国家间斗智斗勇,没完没了的舆情争执等,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纠缠,人们不是束手无策,便是困于信息挑拨而弄得神情不安,空耗心力。尤其面对一次次卷土重来的“疫情作乱”,就连一向公认的科学“神器”也频频出错,无从下手,使得百年科学主义迷思面临信任赤字和现实尴尬。
想想也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科学并非无所不能,面对措手不及的天灾人祸,还得借助老经验、老办法应对。因此,就算严谨的科学分析,也只能在搞不清其生成机理的前提下,通过推导、假设而做“不知其所以然”的概率估算,随意命名。任谁,都没法对不知来龙去脉的“生态危机”有所作为。无可奈何!不得以两害相较取其轻,要么沿用中国式的强制隔离封控;要么超然事外,来一通“自由主义”,很“哲学”地告知人民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意大家躺平了事!这既可以为当下“公司化有限责任制民主”失效做个免责交待,学理上也符合“后现代”喜欢的小叙事和反权威主义。
回想近三年疫情溯源,一会果子狸,一会蝙蝠、穿山甲或人工造作,其实都是不讲实事求是的想当然。从生态全息论上讲,人对自身,对世间万物都测不准,也搞不定,何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或许,就局部可控变量,对象化的数理结构和空间关系,甚至部分生物机体反应等技术难题,能通过试验、实证找出病源,获致某些可供定量分析的生理指标,从而得出统计学结论,但对整全性的人,尤其是系于灵肉和合,必须全息探究的医学伦理,既然不能洞悉人体精、气、神的发生学究竟,了解“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天人交感的全部因缘和演化机制,仅仅基于范畴定义的科学,又如何能找到确切的应对和解决方案?
事实上,就人类与疾病共存而此消彼长的缠斗史来看,多数时候,人们能消灾避难,治好病,靠的仍然是个人身体,环境、风水和天赋的自我修复能耐,或冥冥中的“运气馈赠”,以及有效的社会组织管控等,而非所谓科学或某种绝对的技术干预,也不是想当然的“集体免疫”,而是在不断叠加的风险压力下,依靠人文自觉,组织动员人们积极防护才能化解危机,有所作为。
待续
(责任编辑:和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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