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历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 （汉心）

 检讨历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 

文/本刊主笔 汉心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不是无根而成，实在是因为其固有的阴阳一统的天道思维，或者说易经所蕴含的辩证思维，不断加强了在政治构建的统一性与平衡性。所谓文武百官的平衡性，皆统一于最高权力的圣贤皇帝。而所谓圣贤，必然是天下一家，将子民臣民视为一家人，对之进行治理，才有集体主义的伦理基础。这种思维与官制、社会伦理是紧密关联，互为因果。禅让非圣，则国家社稷遭殃。墨家的“白马非马“形式逻辑思维并没有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延伸开来，中国文化在思维上过度倾向于阴阳辩证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分析思维，不仅导致了中国五六百年以来在科技逐渐落伍于西方，在制度文明也无从诞生民主与法治的宪政精神传统。西方自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个体为中心树立的中心价值，不仅人文政治经济与艺术长足异化发展，也丰富完善了民主宪政政治。更是由于弗雷格的形式逻辑的形式化语言，以及数学语言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科技的突飞猛进。百年中国其实在文化根本上是学习西方的形式逻辑，以便来改造传统，创新文明。它在政治经济与艺术上需要全面的反思检讨，也需要中肯的继承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价值导向，既要摆脱愚者治国也要摆脱资本治国；民主之要是要满足个体自由，选出尧舜禹者来造福苍生，而不是少数大资本间接统治的代言人；集权之要是要能够贯彻圣者意志达成朝野共和共利共有共产，避免贫富分化的社会动荡与周期性革命。

—— 刘浩锋

在传统中国，由于缺少牢固的契约服从和阶级归属，使得民选票决政治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所以,在一般人心中，政治往往被理解为政府行为而不是人人必修的大众功课。至此，一切民生国运皆诉诸于政府,在突显其不堪之累的同时,却也折射出政府在国家意志统筹方面不可替代的主导性功能。由于权力骄横品性养成的散漫积习与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科层缺少利害关联,故常常成为野史民谣爱恨交织的投诉主体，这不仅导致国家正义遭致诸多市井物议，还因公共事务不能有效照应个人生计，在多数情况下的政改都必从“整肃吏治”破局, 从而强调从上到下，纵向分层收紧的德政和人情关系进行国家管控。

由此造成的政治虽然系统严密而且缺少政团党争的大众性平民性,还因不能随机与社会互利分权,检讨是非得失,所以经常出现扰民犯横的制度策论并引发诸多社会怨怼。也正是这种朝野互疑造成的信息堵塞导致的任性和不放心,才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要么太过养尊处优而不懂得体恤民情;要么高度警觉以防范社会离散或授民以柄。因此,即使历代皆不缺“舍身求法、为民请命” ，甚至挟民意逆反之势破旧立新,以图通过“变法”促进善治良政的进取呼求，但其目标也多是不废道统的随机正义或国运下行时的扶危之举,尽管显得突兀而不乏悲壮感,但其对中国社会而言,更像是宣示一种做人行事的向度,提供一种“正义永存”的期待而已, 虽有令人仰视的崇高感,但对促成国家分权和社会自治则基本不在其政治哲学考量的范畴。

正是源出这种内敛而不轻易向外借力,也不在乎社会分治的权力生态，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编程中要想有所作为,拥有政治前途,精明与审时度势常常比突出风格和显示能力更重要,也更有现实感和意义。因此,中国社会无论是家庭教育或主流规训,都不支持分权管制和个体为终端的利己主义,举凡为人处世也多主张精英济世,追求的是由权力中枢派发的身份感和舆论观上的统一场。是故,人们总是只想在现存规则中相机行事,奉行的是曲径通幽、借势发力,是对纷繁处境中的社会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从而才能建功立业兼济天下。所以,无论官民都习惯以国家承认为正道,以社会中政治主导的路径和官方标准立身处世。即便是离经叛道者的“异见”批评和政治指控,也多是落败者的怨气,或没法走“正途”从政的另类正义,一般鲜有出于另立中心分庭抗礼,或打算施行多元主权并列分治,另辟蹊径的国家系统重构,期待的仍然是“翻身作主”改天换地,而不是认领社会分化和民间主权,憧憬的仍然是“大丈当如是”的伟岸”而不是预备立宪和促成社会自治的个体立法。

所以,列朝革命纵是风起云涌、所向披靡,结局也多是英雄气短、折戟沉沙而很难修成正果。究其根源,除却起事者策论错失或并非真心践行自己宣示的主张之外,其冒险破局与中国政治立足于“天下一元”的统合感必然发生冲突,以至连主导者都会因“僭越古训”而常常显得畏葸犯难,故除非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内部也总是受制于追随者的“心神不定”而屡屡陷入内讧不易达成团结。如此,则“政治忠诚”不仅是权力场中容身者必守的基本原则,更是检测个人是否公道或人品优劣的全能标准。所以,历代尽管体制功法各有不同,但在意识形态宣示上的忠心从来都是从政的必要前提,即便是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或刻意奉承,上行下效的气场也会内化成个人自发的精神依附与体制眷恋。因此,即使有众多逆向选择搞政治的“不兼容”者占山为王,也多是因仕途拥塞而想寻求“曲线”招安进身,或臆想风水轮回打劫坐庄,一般很少有重塑政治品格的远景规划。反之,那种另立旗杆,企图通过民间立法、分权主政的冲动,不仅容易引发国家警觉而遭致拆解,还因其多是近亲繁殖的江湖乱而颇受市井非议,既要遭致民意冷场和习惯抵制,也容易被社会道德斥为“旁门左道”而不能有效汇聚人气,故总是一次次重复“其兴亦渤,其亡亦忽”的轮回宿命。因此,对于习惯亲亲尊尊,五伦义气相投而不能轻易出格、自作主张的中国社会而言,政治上的集权和国家管控不仅是多数人的现世理想,也是国人生计牢靠和名份安顿的优化选择。

也正是这种这种国家行政统筹,导致的民间主权缺位和文化空场,才使得一般国民都只有权力影象而缺少广义的生活出路，从而无法作出多向度的专业分类和身价研判,因此,中国社会对政治价值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以致不少人都以为,只要有了国家配发的职务装备就能让自己心安无虞,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社会人生难题。故此,中国社会才累积了太多政治焦虑,触发了诸多变法图强的主张,甚至不乏乱中取胜,或巴望周期性闹革命“翻身”带来好运的想象。殊知,这种政治全能期许的“成功感”在给人以依靠、安全,直抵人类天性中的隐秘需求并激活其操控欲的同时,也会因其太过拥塞而加剧社会冲突和权力运数无常的紧张感。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中国社会才重血缘、续家谱,江湖行走也多喜欢投亲靠友拉关系,由此不仅可以借重人情义气抱团取暖,累积公关资源,还能通过亲朋之间惺惺相惜,能力评价和关系担保提携,从而促成其中的“优胜者”投身社会事业“搞政治”,为所属关系人输送利益,争光立德,在确保其身份合法的同时,还能享有国家派发荣誉的体面与价值感。所以,尽管史籍文案中有诸多政治历险或厚黑不堪的描述与想象,也确实演出了不少家破人亡的世道悲情,但其“折戟”与收益的概率估算,也总会让不少励行社会治平经略,憧憬人生高端体验的“理想主义者”心存侥幸。

考诸中国政治生态,由于多数人都想通过权力配发优越感,获得特殊待遇,举凡一旦编入国家组织的科层序列,其政治立场与观念取向便会依类赋形、随机应变。总之,是既少有固定的原则坚持，也不拘泥于主义教条或学理预案，而是一切讲求实用, 讲求人事布局的协调与彼时的权力运势之需。是故,即便是有些“入局者”行止看上去吊诡而颇不符合优选法则,但却总能切合中国古老权力生态相生相克的系统守恒。反之,那种率性而为,强调个人独立行事的“自由主义”虽能尽显离世异俗的突兀感, 但其在实践层面,却常常与组织意志和中国社会近亲繁殖、其乐融融的“混沌主义”水土不服。是故,单元化的个体主权不仅会频遭体制排斥,甚至连“在野”立身处世也因人脉不通而难以成事。所以,在中国,主权归民的理论预设虽然令人心仪,也确实能引发一些“舍身求法”者挑战政治集权,收获诸多激情拥趸,但却因政治行为深陷“义气用事”,而只能依据当事者内心的尺度和乡规民约加以化解。所以,那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文化想象,几成法律人的一厢情愿。在多数情况下,法理条规都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在事关社会民生和公私利益的配置上,也很少有人是基于对法律和原则的敬畏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认账与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如面子、习俗,人情和羞耻感等。

英国法官劳顿·柏格说“如果法律制定者对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缺乏眼力,则其法律越多,于秩序管理则越没有实际意义”。基于这一历史成因,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而气脉不断的社会共同体,其假公济私,重人情、轻法理的行政错失理当不能简单归昝于古今“在场者”没有远见卓识,也不是此间文明的生发路径和所谓的“民主素质”、法律意识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与集体风尚,是缘起中国社会忠诚与家国“同心圆波纹状结构”〔费孝通先生语〕;君师合一与政教连体在政治观上的承前启后。换一个角度讲,这当中既有 “一山不容二虎”的哲学警示,也有赖于传统“贤能富贵”打包配送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向心力。其间透出的不仅是权力中心对民间分权自立的不容忍,也有中国社会对主权下移和“契约”分权让利,改写古老人伦关系的不适与文化冲撞。也正是源于中国民间对援引法条切割人情的习惯性排斥,“司法独立”和个人主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才常常打折走偏,不尽人意。因此,即便是在普法、用法维权几成共识的当下,多数人仍喜欢上访告状、找关系求能人“摆平”,或是在亲疏关系明朗,自己能掌控的局面中解决问题,甚至事关民生国运的宏大叙事,其体认也多是天下为公的“道理”,而不接受群己立约,条块分制的冷规则。由此, 那种动辄诉之于法律至上或系统分类的专业主义声讨,多是一种不解乡土民气的文化偷懒,或是淡出此间社会关系和交往伦理的敷衍之说。

民间讲“一方水土一方人”即可阐释中国政治有为的前提必是入乡随俗,与社会人情世故兼容匹配方能有所作为。相反,那种寄望于“堆砌主义”修改中国的努力,看似“政治正确”,但却因忽略了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细节和生发密码,是故常常执于学理争吵而不解此间人事的实际况味。殊知,这不仅无助于以改善中国,反而把自己也折腾得含混不清。据此可见,政治不单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与生活方式,它源于大众自愿认领和习性之使然。再则,由于中国社会不习惯缜密的数理思辩和客观化的逻辑归纳,举凡物理人情皆托之以经验意会而后明心见性。是故其判断审思、格物致理见之于家道国政的运筹规划,便很难套用现成的主义学说,或任何有形的备选方案。以此返观,则中国之稳定和统一感,其实并非所谓的“封建主义”代际相传,而是五伦相生相克的人文传统,是建基于以“一元”统筹天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兼容并包,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交感依存的伦理布局,它不仅强调个人主体的德性圆成,更注重以人情参验事理,故特别强调尊尊亲亲,老老少少相互照应,从而在历史与社会意识上,将“尊道”与个人的价值和身份感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基于德性优劣比较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对广土众民而言,不仅是一种现世的生活安排,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有限性焦虑”走进历史,并由此获得饱满人生和意义感的心理期待。所以,这不仅有助于自下而上确保社会系统代谢有序和政治稳定,从而使其长时期拥有广泛的民意依靠,还可以凭借其道统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当性”,有效化解内部结党和地方分权。就社会管理而言,这种立足一元的文明传统,虽然不具有仪规严谨的宗教约束力,但却能在同心一体、德化天下的缘系社会结构中发挥非宗教的统合力,从而不仅成为政治参与者道德生活的安置点,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信靠和情感装置。所以,即使是近代以来颇遭垢病的科举制,其设计的初衷也主要是力求通过“选贤与能”的优绩评价,结合“学而优则仕”德能双修进入“体制内”协助皇室分权制衡,以图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平等和精英治理。至少,就始作俑者而言,这既可以有效防范居心不良者操纵民气另立山头,聚众打劫社会;又能据守道统正义累积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普遍的“逐利分权”意图保持适度的文化挤压。

综上所述,由于一国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该族群优越和安全感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化或道理,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所以,即便是现代处境之下的中国政治结党,看似严密紧凑而且不乏舶来的大词文法,但其实际组合方式仍不出乡土中国的文明底色,承载的仍然是立足于亲疏远近的投缘拉关系。因此,当下的社会议政与民间维权虽是声浪迭起,但却很像是同道间的义气联盟而非组织信仰,是缘起社会发展的“好处”不能均沾,或权力剥夺引发的厌恶和声讨。太史公曰∶〝天下以势道而交,势存则从之,势去则弃之〞,数千年累积的政治文化也颇似武侠争锋,一切端赖力量强弱或功法是否持平。是故,凡能搅动社会政治变革,则必先达成统一共识。尽管其主导权并不一定都取决于掌权者的态度和意愿,但无权者的坚韧、耐心和矢志不渝的同心同德肯定是必要前提。

或许,现代政治都只讲求法理契约而不援引善恶定义,但好的政治必然含摄伦理的属性和美好愿景,尤其在中国,多数人仍然相信人有羞恶之心,喜欢以善念度人而且在意识排序上重视以德服人。故谈论政治就得重拾群众观念,强调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否则,若是仅仅把严肃的政治议题当作消费,当作是心不在焉的话语装置或言论时尚,这不仅改变不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太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是常被论及的公民权和社会自治,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言论自由,或是移植现成的主义样板,厉行“普法”和维权就能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所以,无论如何现代,政治民主化最有效的动力依然不是先锋理论,而是也只能是,大部份人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行为方式，并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信靠与日常人事之中。

因此,只要是基于为社会立法的文化思考和政治实践,就不能不对构成中国社会生生息息的精神原则、习惯,以及人情世故抱以足够的尊重和顺从,不如此,则所有的政治倡议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政治革命与理性的政治改良之不同在于∶前者只讲结果,故可以动用一切空洞而无须兑现的理论和口号,后者则必须遵守传统生活而后量入出,或许,单凭激情批判和愤怒声讨,的确能够鼓动社会积极维权,但却最易导致各行其事的“散户”心理。历史的多数经验表明∶行动先于理论,事实胜于雄辩,无论是保守的路线调整,或是大面积的破局立新,都必须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可以远离百姓日用而尽显时尚花哨,也可以乱开“药方”弄一通“虚无主义”。但若是想搞政治,就必须虑及凡夫俗子,领会本土人情事理,从而懂得体察与之合成的社会条件和共生关系。否则,他山之石虽然可以攻玉,但却不能因应中国的具体实际解决问题。（责编：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