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新文化在哪？

文 / 本刊社长兼总编辑 和学创始人 刘浩锋  

人类在21世纪的地缘空间与社会关系，已经紧密到如此难以分割。如何解决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价值观、世界观、思维观的冲突，达成不同文化文明的融合创新，构建一种满足地球村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世界新文化，才能为全人类寻找到和谐相处、幸福永存的方式。这个问题，异常迫切的摆在现实面前。

 一、当前要超越戈巴契夫式的新时代新思维

作为政治家，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如果你对国内的政治生态都不能实现政治命运共同体，都不能实现共生，世界各国人民怎么能够相信你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戈巴契夫当年推行的“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其实只是对外示好，对内残忍虚伪的一种伎俩与虚论，并没有完整可信服的科学理论基础。 

戈巴契夫上台提出了“新思维”，开辟他的“新时代”，涉及方方面面。但正如他本人所说，总括起来主要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戈巴契夫在曾轰动国际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文章指出,“苏联领导人在理论上出现的重大变化……形成了戈巴契夫新思维的基础。但事实上，它模糊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以虚无“普世”价值模糊和放弃意识文化的斗争，而西方国家从未放弃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对立与殖民入侵。 

以史为鉴。戈巴契夫主张“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为了取信西方在政治军事文宣方面都做出了妥协让步。在戈氏“改革新思维”的“新时代”，社会政局动荡、教育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自然受到严重冲击。在文史领域开放对历史教材和文学作品内容的审核与出版监控，诋毁苏共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加上苏共官僚主义、特权阶层腐败丛生等问题，民众逐渐丧失对苏共及社会主义产生弃船心理。 

戈的所谓“新思维”的新时代改革标准，在意识形态领域大量启用亲西方激进分子，安排早已对西方俯首称臣的木马雅科夫列夫掌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2、戈把凡反对“新思维”的定为“保守派”逐出权力中心。戈无视党内组织原则，借干部人事调整大量任用符合其“新思维、新时代” “改革标准”的成员，形成新的官僚特权阶层，加剧了党内生态恶化。如筹备苏共二十七大之际，戈强行解除了一大批立场坚定的苏共高级领导干部职务，改用支持其“新思维”的拥护者。新任的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麦德维杰夫等不仅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利用掌控权力与工具不遗余力搞软破坏。大批投机分子不仅享受各种特权，在“改革”中大肆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戈的“新思维”以腐反腐，只能导致公信力丧失。到戈执政晚期，绝大多数苏联国民己不再认为苏共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对苏共垮台冷眼旁观。一个执政党与民争利、愚弄群众、脱离人民，盗取国财为己有，掩耳盗铃无视人民利益、视人民为猪狗，最终走向解体与亡党亡国也就是必然结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政治家的诉求，更是世界文化的根本目标之一。人类必须要有能力创新，完成各种主流文化的内在融合，在现有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共识，结成新秩序。这是21世纪，所有致力于人类进步发展事业的人们不可忽视的大问题。那么，中国文化在这个新时代，如何锤炼才能成长为世界新文化，被世界所理解与接受呢？ 

所有传统文化，只有走出自身的传统，主动和其他世界主流文化发生内在的逻辑关联，在根本价值上达成一致，才能成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属于新时代的世界新文化。它必须打破各种藩篱与束缚，打破传统宗教之间的排他性，以及宗教与科学的膈膜；作为科学昌明的时代，新时代要求属于全世界的新文化，必须能够用数学与逻辑的主流工具来揭示人类主流文化隐藏的哲学与宗教的最高秘密，引导人类回归正途。

中国国学为东方中国源远流长之文化道统，它必须有深厚的学养积累，将之融入主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贯通其他世界主流文化价值，才能适应构建人类命运一体化对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要求，才能促进新时代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二、国学复兴的出路以全球视角构建中国新文化

新时代，国学亟待走出食古不化的陈旧范式，呼唤真正能够对东西方两个文化体系，在学术与学理的内在贯通，才能具备新时代格局，开辟国学新气象。

所谓国学，即是指中华文化诸子百家之学。张载云文人的使命，概言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往圣继绝学”，就要完整理解国学，掌握构建国学大厦的基本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同时也要把握国学史的整体发展脉络。

“为万世开太平”，就要在继承道体之根本基础上，与时俱进，融汇开新，才能创新国学。

当今21世纪新时代，地球一体化村落化，客观上要求全球文化以中西为根本支点，进行深度广度高度的融合。所有依附传统在某个文化领域里的自鸣自唱，都无法支撑这个伟大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宇宙从诞生成长的同时走向衰竭死亡。宇宙辩证运行的客观规律，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进行了完整的模型描述。宇宙如此，组成宇宙的部分亦是如此。因而，所谓悟道，即是觉悟真理，明白为何物物皆太极、事事皆太极，正确理解太极原理作为宇宙运行基本规律蕴含宇宙科学。正因为如此，国学的真理观是阴阳化生天地万物。国学的主流思维方式，是符合宇宙万物客观运行轨迹、普遍有效的科学逻辑思维。中国古老的易理系统、赵总宽教授的易卦逻辑形式公理系统、天道辩证逻辑学说等都是符合宇宙规律的逻辑体系。

太极图作为国学的核心智慧，它蕴含的阴阳辩证思维、易理宇宙全息思维、以及由此演化出的金木水火土互为生克循环的五行思维方式，是构建国学大厦的基本逻辑工具。太极图天道阴阳转轮亦展现了一分为二的阴阳辩证法是根本的方法论，是正确理解宇宙奥秘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所谓阴阳中和，一分为三本质也是“中和”和“阴与阳”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关系。（参见刘浩锋着《和学——中华文化传承与开新》，九州出版社，P109）

物物事事皆太极，也即是说，东西方文化本身即是一个太极图结构。西为阳，东为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东方中华诸子百家学说，归根结底源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天道八卦系统。其基本的主流思维方式是符合天道宇宙法则的阴阳辩证逻辑。虽然中华文化也包含着形式逻辑文化，如名家的“白马非马”是典型的形式逻辑思维形成的逻辑悖论，它排斥矛盾追求前后协调一致，不能处理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关系，史称诡辩术。与阴阳辩证逻辑相应的辩证价值取向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成为主流的伦理价值。它与西方主流文化以形式逻辑思维主导的价值设置，倡导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是天经地义的理性律条截然相反。

 虽然西方文化也有逻各斯与辩证法传统，如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以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后者价值的设置在于直线静止的思维方式。前者的价值设置在于曲圆运动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辩证逻辑解决整体与无穷域的问题，形式逻辑解决局部与有限域的问题。辩证逻辑掌握系统的均衡与整体的方向，形式逻辑解决局部构造的精致以及差异化的多样性。辩证逻辑的经济应用，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筹掌控整体的均衡发展，维护经济秩序的协调运行，形式逻辑的经济应用，便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它局部利益至上，扩大差距，充满活力，形成有差异的多样性的经济成分。形式逻辑至上，而罔顾整体均衡，必然导致异军突起的畸形分化结构，陷入不可持续发展。正如自由市场局部利益至上罔顾整体公平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周期危机。

 形式逻辑总是不可避免的陷入周期悖论，每次化解悖论都是扩大论域，形成螺旋型上升运动的轨迹，当论域为宇宙时，形式逻辑陷入悖论的状态，证明了宇宙是阴阳结构，悖论作为辩证逻辑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时的形式逻辑即是辩证逻辑，这种状态不妨称为“逻辑等位元”。它证明佛学小乘谈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缘和合是宇宙科学逻辑，一切局部偶然的发生在宇宙层面看都是必然的。指出科学的思维与审美，要懂得从宇宙层面看待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事实上，直线在现实中只有忽略宏观背景与微观条件才是局部成立的，在宇宙宏观与粒子微观究竟观照下，所有直线都是波浪的曲线，就是宇宙中最为直线运动的光线在量子层级是粒子组成的，在星空中也是弯曲的。之于一个系统而言，形式逻辑工具的应用总是会不断陷入形式多样对立、价值不统一的悖论，构成僵硬失衡发展的恶性循环序列。辩证逻辑工具的应用则会完成形式多样互补、价值统一的均论，构成动态均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序列。因此，只懂形式逻辑不懂辩证逻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真懂形式逻辑。

只懂辩证逻辑、易卦逻辑不懂西方形式逻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并非完整懂辩证逻辑、易卦逻辑。以辩证逻辑充分驾驭形式逻辑，以社会主义驾驭资本主义，以圣贤德政驾驭民主宪政，以计划经济驾驭市场经济，以道德驾驭自由竞争，使之发扬优点又避免系统分化失衡，就是降魔成佛的过程。只有以德政驾驭宪政、以仁治驾驭法治、以一党驾驭多党、以集中驾驭民主、以道德驾驭自由，以计划驾驭市场、以公平驾驭效率，以谋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驾驭局部利益至上的机会平等的竞争，实现互补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跳出西方文化价值陷入周期悖论的困境，圆满达成中国化的核心价值观，真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才能充分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当政府是廉洁奉公、带头守法、为民伸冤、布施仁政、由民做主的，公民才会发自内心的爱国守法；当劳资分配是合理差异基础上的整体均衡没有两极分化的，公民才是敬业的；当人人丰衣足食，真善美秩序深入人心，社会关系才会充盈着诚信友善，国家才会实现大治，开创民族复兴的弥久盛世。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运动现象。形式逻辑的应用扩张催发了欧洲启蒙运动。无论是理性设置还是器物科学、制度科学的发展，都得益于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发展。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旗帜下，以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主导，那么，必然导致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割裂以及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边缘化等文化殖民现象，引发世界失衡与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果。

相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复兴旗帜下，以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数理辩证逻辑主导，以数学“等周等面原理”为科学基础，那么，必然完成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统一以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互补兼容等文化共和共荣共生现象，走向可持续发展构建均衡互补结构的和谐世界。

国学复兴是太极图天道真理法则的重光。它不是不知所云不可知论的玄学与封建迷信，它是有数学逻辑学为基础，以自然物理为实证的宇宙科学；它不是停留在浩繁烟海的故纸堆里的局部研究，甚至为功利而学术的走过场，它是以天道真理为依准而建立符合民族审美引导世界精神重建的行为规范准则与心灵科学。

2011年在中国逻辑学会与中山大学举办的《全国第十三次辩证逻辑学暨第九次科学逻辑研讨会》上，天道辩证逻辑学思想经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家赵总宽教授的推荐入会，《天道是宇宙科学的数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物理证明》一文获得香港中文大学黄展骥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导万小龙教授、西北工业大学何华灿教授、世界和谐科学院逻辑学教授张金成等的好评，天道辩证逻辑学说率先开启了学界由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为主导的学术转向。

同年7月，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信息智慧逻辑学高级研讨会》上，中国最早研究数理辩证逻辑完成辩证逻辑科学化、数理形式化、理论体系化的逻辑学家赵总宽教授，通过研究解密中华文化发展巅峰之作邵雍《皇极经世》的基础上成功构建了科学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其成果震古烁今，有力推动局部有效的西方形式逻辑向普遍有效的中国易道辩证逻辑的本土化、形式化、数理化转型；以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华灿教授的《统一数无穷》一书则论证了：无穷大与无穷小辩证统一，提出“隐无穷与显无穷”的数学概念，进一步推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中华文化认知是宇宙科学的数学转向；与会自然辩证法泰斗黄顺基，以及学界万小龙、孟凯韬、郑福全、杨武金、涂序彦、钟义信、桂起权等著名教授学者再一次肯定并宣布了中国逻辑学主流发展方向，由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的历史转向（同上，P60-70）。

这些数学界逻辑学界哲学界的文化精英群体的觉醒，已经在催发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世界文艺复兴的新启蒙时代徐徐莅临。正是在这种文化奥义的解密与重构开启之下，21世纪，是人类文明大转型大提升的世纪，也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实现文化复兴中国梦，造福世界的世纪。

三、国学辩证思维解决资社的意识形态悖论

18大上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共富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它的西方历史实践却走向失败了。反思失败的文化根由，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各自所依托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两种基本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对立割裂未能充分统一的问题，形成两大阵营对峙与你死我活的冷战格局。

经典社会主义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接纳矛盾关系的思维方式与一分为二的辩证看待事物的方法。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物质性是第一要义，精神是第二位的具有能动作用。它以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而往往忽略了差异化的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追求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的公平正义，试图摆脱资本主义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往往忽略均衡化的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最大化极致陷入的周期分化危局，构建一个整体均衡圆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构。

它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对公善的确认，由此推理出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正，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设计强调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圣贤德政与协商合作民主的治理模式；经济上强调计划经济与颇具仁治色彩的法制；强调具有广泛代表性、集约性的人民概念与组织概念，往往忽略了个体。但事实上，如果忽略调查研究，意志动摇脱离群众，乃至价值中毒迷信个人利益至上的西方理性人，就会发生群体灾难与集体腐败。

资本主义则截然相反，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运用排斥矛盾关系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第一要义是精神性的，物质是第二位。它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对私恶的假设与确认，由此推理出理性人概念，以及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政治设计强调民主宪政与权力制衡。经济强调自由市场与法治；强调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个人。

但事实上，正如伯林说的“如果允许狼群的自由，那就意味着羊群的灭亡”。可是，西方的话语权有益忽略了这个关键问题，他们推崇宪政法治至上原则，主张“法外无法”，是因为本质上法律不是万能，他们作为精英群体不仅可以通过学术传媒影响法律原理与法律条文，也知道如何规避法律，使得少数精英如共济会集团成为利益的最大化者。因此，西方精英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本质上是从古老的地理殖民方式转化文化心理殖民，所谓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市场殖民，单极金融秩序的金融殖民，本质上都是一种饮鸩止渴以自由名义实施掠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在逻辑上，经典社会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的对立割裂是意识形态悖论，属于一对矛盾关系的范畴。这对于系统遭遇矛盾被认为无意义的西方主流学界的形式逻辑思维无法处理。

尽管西方学界也发现形式逻辑的局限，而寻求构建接纳矛盾的数理逻辑系统，但一直未获得解决，成为学术最前沿的艰难课题。这个人类学术思想史与文明史上的世界难题，如今唯一的希望学界有识之士将它寄存于中华文化也即国学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创造与复兴。

历史上，北宋周敦颐创太极图，建理学，不仅完成了心物的圆融统一，也完成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彻底解决了佛学东渐千年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如今，一千年又过去了，历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在理学基础上完成西方文化的中国本土化。

因此，依照当今中国学界主流，以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那么，就会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格局，正如被誉为前苏联私有化教父的盖达尔搞垮前苏联国有经济的简单片面的思维方式一样，认为公有制与自由市场水火不容。要发展自由市场就必须放弃公有制。

从而，中国改革如果继续在西方道路上疾行，不断股份化、私有化肢解大型国企，或者以混合所有制方式，让外资控股国企包括国家金融（变相的金融自由化），通过温水煮青蛙式的上市收购变更国企，在资本寡头联盟控制民主国家的当今，势必最终只能重复前苏联悲剧。

然而，这条疯狂化公为私的道路，似乎难以禁止。因为，人的价值与认知模式反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方文化在教育与培训的百年计划与努力下，已经比较成功牵住了国家智库智囊的鼻子，在悄无声息的驾驭着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人事安排。

太极图蕴含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融入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设计，可以实现两者互补融合，为发展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创新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坚实有力的科学理论。

四、和学觉醒灵魂复兴道德为新时代注入新活力

道德秩序的确立，必须从最上层带头开始。

改开四十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价值，根本上从上到下都颠覆了主流价值观。所以，习近平主席的反贪运动揭露那么多高层官僚塌方式腐败，它告诉人民，道德秩序在最上层已经摇摇欲坠，只剩下一张皮在掩饰着红色的秩序。

因此，当今之世，国家欲从互害模式中转向互利模式，首先国家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实事求是解决自身的道德与心灵秩序问题。

如果依旧台上好话说尽，台下坏事做绝，继续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治国心理，那就只能任由腐朽继续发展。一切的问题，都是人心的问题。解决合乎天道宇宙理性的价值认知与终极取向，才能安驻人心，才能扭转世风，才能建立清明秩序。

而学术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国学融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问题，也必须解决主流价值融入国学核心价值土壤的问题。

北宋国学完成儒释道合一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儒释道之学与耶回之学本质上都是修行之学。修行的本质是修心。修行的方法路径是追求天人合一，它的表述方式因文化形式的差异性各有表述。

和学指出，儒释道表述为与天、佛、宇宙合一，耶回表述为与上帝、真主的合一。实现天人合一的心法是菩提心、博爱心、大爱心、大慈悲心。它赖以成立的科学基础，一是普遍有效的几何原理“同心圆同构”——两个同心圆从圆心发出的射线一一对应。

一是罗素悖论所证明的局部包含有整体同样多信息的宇宙全息科学理论（同上，P283）。以及与物极必反、质能守恒辩证统一的心极必反与心能守恒原理(同上，P146、151)。

它科学的解密了修行的奥义，将宗教从神秘面孔中还原于生活与真理，乃是教导众生觉醒灵魂，如何将内心的阴性宇宙转化为阳性宇宙。因而，这五学皆为治心之学，简称心学。

和学依据辩证法原理指出，心为阴的物，物为阳的心。不懂心学之宇宙奥义，就不真懂物学。心学也是大物之学。不懂心物圆融辩证统一，就不真懂国学，也不懂耶学回学。它要解决的是国学最究竟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即佛”的个体灵魂觉悟的大问题，如何成为宇宙大生命树上的各种大圆满的星辰正果，获得大灵魂的大生命形式与大自由大福祉。

这五学的社会最高理想形态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共通之处。耶学主张“凡物公用”的社会理想。与佛学追求的净土世界，以及现实寺庙里的共产制度完全一致。无论儒学大同社会还是道学的清净世界无为社会，以及回学的乐园世界，所述皆异曲同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与基督天堂理想。它追求的没有剥削、道德发达、物质繁荣、按需分配的社会理想是符合太极图天道法则所蕴含的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等周等面原理”的科学的社会形态。

物质繁荣只有依赖道德发达的驾驭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发展，走向共富稳定的和谐社会。道德发达有赖于国学即心学的复兴，并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从而，国学融入主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根本也是解决推动社会发展以何为动力的大问题。

五、太极图蕴含的辩证价值化解西方“理性人”价值悖论

 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有两种基本力量与方向。但两者，都可以殊途同归。

一种是觉悟灵魂倡导的广大的利他精神，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而言，这种利他精神才是真正的大利己大境界，跨越小我，成就大我真我。这样的生活工作事业就是修行。如社会主义价值认知与发展模式。从佛学角度，这属于大乘佛法境界与路线。

一种是实现自我的精神，不乏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极端利己精神，这样的生活工作事业往往是急功近利的短浅，只有小我。如资本主义经典价值认知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市场化改革主流学界推崇的价值认知与实践。但人在实现自我价值之后，难免再去利他行善。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悖论。一个成功的利己主义者，经常去做利他的慈善之举。这好比小乘佛法的境界与路线，先解决自我，再追求大我。

“纳什悖论”从数学上证明了博弈各方为了一方利益最大化，最后陷入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格局。它颠覆了西方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既指出了多党恶斗、三权割裂的自由主义宪政学说“每个人追求个人人权的最大化，最后实现社会整体权利（国家人权）最大化”是一个悖论邪说；也指出了自亚当斯密到茅于轼等西方经济学人一直迷信的“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最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是一个价值悖论，澄清西方学术之谬与对中国乃及国际社会的深重误导。

它科学诠释了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为何陷入周期分化、互损怪圈的价值认知误区，也反证出国学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利人利己、合理差异、互补均衡之道是科学的价值，在政治上体现为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互补、最高领导（集中）通过选举（民主）实现圣贤禅让制，在经济上体现为先富带动后富，一起走向共富、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圆满的产权与资源配置等系列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应该成为人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价值基础。

六、世界和平需新文化教化：和学改变世界，世界需要和学

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余年主流学界片面推崇西方文化理性人价值，通过人的私欲为动力推动社会发展。它的后果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一方面是以损害整体利益、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导致社会分配两极分化，以及人与自然割裂这样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或者说，它对既有的道德秩序进行了解构，将精神信仰层面的优越性进行了有效的破除。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就是一种隐喻。追求经济利益是天经地义的生存与发展之举。但不惜一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顾及损人利己与损害环境为代价，甚至，活在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当下，以唯物的名义牺牲了崇高，无视因果与天道轮回的自然秩序，直接将人性推向兽性的深渊。

所以，这种大环境下，似乎无人得以幸免。权贵与财阀从上至下纷纷落马，却只是冰山一角。精神的跌落与唯物唯利至上，只会加重这种态势。这种困境给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带来了困惑。它与客观社会现实发生割裂。它不能有力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一切，以及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更不能化解危机，指导走出困境。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融入国学核心价值，就必须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唯物与唯心传统的谁第一第二的问题。在一个太极图中，唯物与唯心彼此互补统一，浑圆一体，无先无后。在宇宙的本源是0，心物没有区别。从此岸看彼岸，物质第一；从彼岸看此岸，心识第一。这个圆满的认知，宋明理学就完成了。和学认为，只有完成心物圆融的统一，在唯物与唯心辩证统一的科学基础上，才能还原万物皆太极的宇宙科学原理。

和学指出，这种统一，包括物极必反与心极必反、质能守恒与心能守恒的辩证统一。物极必反与质能守恒解决了物质世界的问题，以及由物及心的问题。心极必反与心能守恒解决了心识世界的问题，以及由心及物的问题。也即是解决了佛学的由色入空，与由空入色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根本认识问题，世界的宗教才会实现万教归一，科学将宗教解构还原重煥光明，引导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迎接大同世界新时代的莅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