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历史大转折：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

文明与历史大转折：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

中国：人类文明诞生的地方

人类文明最早出现于何地？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近二三百年来，由于西方的优势地位，西方的观点也就成了世界性的结论。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文明曙光的最初出现

国际社会一般认为，文明曙光指的是农业的出现以及陶器的发明。

人类诞生以后的数百万年间，一直以采摘野生植物、捕杀野生动物作为食物来源，通过向大自然索取来生存和繁衍。直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可以人工栽培的作物，将某些动物驯化为家畜，为人类提供更稳定和更多的食物。人类从单纯的消费者变成生产者，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变化，标志着文明曙光的出现。

陶器的发明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第一次改变自然材料性质的重大创造，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的崭新篇章，使人类以后的文明、发展成为可能。

西方史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文明曙光最初出现在西亚的黎凡特，以后又向中亚、欧洲扩散，最终甚至影响至中国。

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东南部，被西方学者称作黎凡特，又称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多雨潮湿，有适于栽培的野生植物和易于驯养的野生动物，而且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基础，距今12500—10000年间，有了农业的萌芽。

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位于阿勒颇附近，紧邻幼发拉底河岸，其年代距今12500—8000 年，发掘于1972—1973年。遗址形式主要是土丘，面积约11.5万平方米，由古人居住时产生的废弃物逐渐堆积而成。大约距今1.2万年前，当地人开始种植小麦、大麦、扁豆等谷类和豆类。1000余年后，多种植物种子的大小、形态和结构从野生型向栽培型转化。距今1万年前后的小麦和大麦，籽粒大，成熟时不易自然脱落，“完全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开始出现，但是在这一阶段陶器没有出现。

阿布胡赖拉遗址的发掘表明，古代西亚野生植物的人工栽培，始于距今约1.2万年前，从单纯的依赖野生植物的采集，转变为人工种植，经历了1000余年。

穆赖拜特遗址与阿布胡赖拉遗址相距不远，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距离阿勒颇东南86公里。年代距今11000—9000年，人口数百，1965年开始发掘。

尽管毗邻阿布胡赖拉遗址，穆赖拜特遗址却没有发现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居民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该遗址发现了5件低温烧制的陶器，其中4件年代距今约1万年，为西亚地区最早，但在年代较晚的地层中没有发现陶器。一般认为，在封闭式的陶窑发明之前，未经高温烧制的陶器较软且易渗漏，人们更喜欢使用木质或石质容器而非陶器。也有人推测，由于烧制的温度不高，陶器可能已成为粉末。

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才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

2010年，德国考古学家与伊朗考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对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麓的早期农业村庄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埋藏在地下约8米深的考古沉积物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距今11500多年前，扎格罗斯山前地带的人们也已开始栽培野生大麦、小麦和扁豆等；距今9800年前，人工种植的小麦出现。

这一考古发现表明，小麦单一起源说、农业技术传播说有可能都是些经不起检验的假说。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文明的曙光最初应该出现在中国。

位于中国湖南道县寿雁镇的玉蟾岩遗址是1988年发现的。1993年、199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曾先后两次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文物，如石器、棒器、动物骨头残骸、植物种子，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栽培稻谷和陶片的遗存。出土的陶片距今约1.4万年，几枚栽培稻谷初步认定是1万年前的。

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厚达3米，这显然不是短期人类活动能够形成的，而是长期生活的结果。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角、牙、蚌制品。石器主要有刮削器、砍砸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其中，锄形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都是原始农业用具。这些工具的出土，直接证明了玉蟾岩存在原始农业。

2004 年，对玉蟾岩遗址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集中了当今世界上研究农业起源最权威的专家，除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美国、以色列的4位外籍教授。发掘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稻作农业起源更早、更多的证据。

此次发掘，考古人员又发现了6枚炭化的稻谷。因为稻谷所处的环境不同，3次出土的稻谷炭化程度不一，颜色也存在差别。研究结果表明，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同时，考古人员在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相当原始的陶片。

为了精确地测定遗址使用年代及陶器碎片年代，考古人员对遗址堆积地层进行了详细的碳年代测定分析。考古人员从遗址地层中提取了100多个骨碎片和木炭沉积物样本，对其中通过严格预筛选的27个样本进行了放射性碳测年，从而获取了遗址不同地层的年代脉络，确定遗址使用年代距今1.4—1.8万年。这一结果表明玉蟾岩古栽培稻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作物。

2009年6月5日，有关玉蟾岩陶片断代的研究文章刊载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文章指出，通过出土地层对比，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距今1.7—1.8万年。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此前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志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

绝非偶然，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最早也出现在湖南道县。

2010年以来，有关研究人员在湖南道县境内的福岩洞进行了连续调查和发掘，先后发现47枚人类牙齿化石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国内外研究机构对道县人类化石形态和相关地层、年代以及动物群进行了深

入研究。研究显示，道县人类牙齿尺寸较小，明显小于欧洲、非洲和亚洲更新世中晚期人类，处于现代人变异范围。道县人牙齿齿冠和齿根呈现典型现代智人特征，如简单的咬合面和齿冠侧面形态、短而纤细的齿根等。

在道县发现的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牙齿化石证明，距今8—12万年前中国华南地区已有现代人活动的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生活在亚欧大陆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

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在4.5—5万年前。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特征的人类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比欧洲和西亚要早至少3—7.5万年。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2015年10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题为《中国南方已明确的最早现代人》。

考古发掘表明，最初农业的出现和早期陶器的发明，在中国南方地区并不只局限于湖南道县一地，在江西万年县也有发现。

位于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洞穴深40米，宽约19米，最高处近6米，可容纳上千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995年和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对此进行了5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等。其中，早期陶器的出土最受关注。

2009 年，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作团队对仙人洞陶器的年代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合作团队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片的年代距今2万年，比此前在东亚各地发现的最古老陶片早2000—3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陶器。

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中国《南方文物》刊载《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的文章，对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此外，在该遗址吊桶环洞穴还发现了1.7万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1.2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作物遗存之一。

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亚欧大陆，生活在中国华南地区的古人类最早进化成为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他们的后代最早实现了人类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伟大跨越，最早开始了改造自然的创造活动，为人类以后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还表明，最晚在1万年前，中国大陆已全面进入陶器时代。最晚在距今9000年前，中国大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进入了农业社会。

文明的再定义与文明起源

何谓文明，文明就是不平等，有合法暴力的不平等。所谓文明社会，就是有合法暴力的不平等社会。从平等的社会变成有合法暴力的不平等社会，是人类进化史上巨大的变化，从此以后的人类社会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这一性质，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均贫富，等贵贱，是个美好的梦想，但可能永远也只是个美好的梦想。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也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需要具备三要素：分化、城市、合法暴力。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地中海东部最早诞生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在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350年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里”，在两河流域出现了乌鲁克、乌尔等十几个城邦国家。

乌鲁克文化是由苏美尔人创造的，因最早发现于伊拉克境内的古城乌鲁克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年代在公元前3500—前3100年，约于公元前3100年为提姆杰特·那色文化所取代，主要遗址有乌鲁克遗址（12—4 层）、埃利都遗址和尼普尔遗址等。

西方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和中华文明完全不同性质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苏美尔人从早期的聚落至晚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以神庙为中心。

乌鲁克文化晚期，苏美尔各聚落神殿建筑的规模都较前期有了较大的扩展，以神庙为中心，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聚落，并向城市发展，奠定了苏美尔时代城市的基础。这种聚落遗址以乌鲁克为最著名，其第四、第五层神庙的建筑面积在 2000 平方米左右。其中一处可能是伊南娜神庙，它长达75米，宽29米。

该文化流行轮制的红色或灰色磨光陶器，金属制品的盛行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石斧、石刀等石制生产工具和陶镰仍继续使用。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这一文化的雪花石膏制品很精致。乌鲁克三层（前3000—前 2900年）出土的一只雪花石膏大瓶描绘了长袍的祭司、短裙的仆人及一队手捧酒罐、粮斗等物品的裸体平民，向穿长袍戴神冠的乌鲁克女神伊南娜献祭的场景。其他一些滚筒印图也表现了相似的主题。这些艺术形象让我们感到在乌鲁克文化晚期或提姆杰特·那色文化时期，两河流域社会阶层差别已比较明显，穿长袍的首领与短裙的仆人、裸体的平民的区分一目了然。据此推测，那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国家。

同时期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象形文字。基什附近的遗址出土了一块约为公元前 3500 年的石板，其两面以直线刻画出应该是表示各种事物的图画符号，其中有些看上去像人的头和手脚。这些图画符号经约1000 年的演化，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始形成成熟的楔形文字。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塞维斯依据学者们对世界各地一些尚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酋邦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进程。按照这一新理论，在国家诞生前的前国家时代不仅存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同时还存在等级制的氏族社会。这种等级制的氏族社会被其称为酋邦。国家是自平等的部落经不平等的酋邦演进而来的。酋邦依靠非暴力的神权权威进行集中管理，有能力进行规模化的工程建设。酋邦与国家的根本区别是无合法暴力支撑其领导权。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从诞生之时起就是神权社会。早在1.2万年前，在今土耳其东部地区，他们便依靠神权的力量建造了被称为哥贝克力石阵的世界上第一个规模浩大的神庙，至今宗教力量在西方社会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观之，5200年前的两河流域应该完全可以依靠非暴力的神权权威建造一系列有一定规模的神殿建筑。单凭宏大的宗教建筑、证明等级存在的雪花石膏瓶，就认定5000年前的苏美尔社会已经进入国家时代，而非处于酋邦时代，证据尚有不足。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市有6200年的历史，是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古城总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经10多次发掘，目前已发掘面积逾7000平方米。

城头山古城坐落在高出四周平原2—4米的矮岗上，共发现4次大规模筑城的过程，形成相应的4期城墙，从下到上累次加高，其中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在公元前4200 年的大溪文化早期。城略呈圆形，城垣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4米，城高2—4 米，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0—50米。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完整的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

“城头山古城自筑城始就有城市方位和通道的规划，城市规划已有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城头山古城有东西南北4个门，两两相对。城内有通往东西南北4个门的“十”字形路网。东门有延伸到护城河的鹅卵石路面，南门有一条直通城外的陆路通道，西门是有芦苇丛等护坡设施的渡口，北门是水门。城内的东西大道宽约2米，两旁有排水沟，用中国最早的建筑材料红烧土块修筑。红烧土块经过800摄氏度左右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坚硬，至今仍很难将其砸碎。

城内功能区划明晰规整，城西偏南紧邻城中心为居住区，城中心偏西是制陶作坊区，城中心偏西北是墓葬区，城东有一个高高隆起的祭坛，近城中央发现有类似宫殿的大型建筑基址。

在城头山古城遗址中，已发掘陶窑10座，其中8座位于城址中部。陶窑、泥料坑、贮水池、制坯晾坯的工棚一应俱全，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陶作坊区。各座陶窑烧制的陶器只有一种，表明当时无论手工业还是商业都已有一定的发展，出现规模化生产，有完备的商品销售渠道，开始为贸易而组织生产。

1998 年发掘东城墙时，发现在首次筑城时就存在大量的杀人祭城现象。

在遗址东门豁口角城内，现存一个用黄土筑造的祭坛，略呈椭圆形，面积约 250 平方米，平地堆筑夯打而成，中间高，向边沿倾斜，周边有数十个堆满祭祀物品的深坑。除发现稻谷、陶器、兽骨外，还发现大量的人骨，表明存在人祭现象。土台顶部是 3 个一字排列的浅坑，底部平整，圆边规则，坑中各平放一块椭圆形的大卵石。这个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是早期城头山人从事祭祀活动的处所，也是同时期各地发现中最完整的一处。

祭天祀祖，祈求丰收，在文明诞生的最初年代，城头山人以此为支撑，顽强前行，用勤劳、勇敢和智慧为人类在广阔的天地间点亮了文明的灯火。

祭坛周边墓葬群中发现5座5800多年前的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其中3座自北向南排成直线，一男两女，头的方向一律朝东。男性逝者骨架保存完好，仰身直肢，颈戴两件玉璜，骨架左侧置一小孩头骨，与墓主头的方向相反，右手执一小鼎，随葬30余件磨光红陶器。墓葬北侧头和脚的位置各有一座没有随葬品的屈肢葬墓。两位女性逝者随葬物品也都在10件以上，发现一座墓中有很罕见的橙黄薄胎黑彩单耳杯，另一座墓中有珍贵的玉玦。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殉葬、陪葬墓，表明城头山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合法的暴力。

以城头山城址为中心，其周边分布有数百处规模不一的大溪、屈家岭至石家河时期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无一例外都没有城防设施，聚落布局也没有统一的规划，应属于城头山中心聚落的附属聚落。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的城头山已经存在阶级分化，出现了王一类的人物，诞生了城邦国家。

城头山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城邦国家，城头山改写了世界文明史。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大陆早于苏美尔城邦出现的城邦国家并非城头山一处，安徽的凌家滩遗址同样也具有典型意义。

凌家滩遗址，1985年发现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年代在公元前3800—前 3300年。其中，发掘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3600—前 3300年，共分3期。

凌家滩遗址总面积1.6平方公里，超过300—400年后的苏美尔城邦。自1987年以来，经6次考古发掘，已发现大型宫殿遗迹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护城壕沟、手工作坊、集市等。同时，出土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反映出同时期其他遗址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可以确定，5000多年前的凌家滩已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凌家滩城采用独特的双重环壕形制，居住区周边围以内城壕，壕沟外北侧为墓葬祭祀区，再北为外壕沟。

遗址中发现的长90米、宽30米、堆积厚度1.6米的红烧土块遗迹，应是大型建筑遗迹，极有可能是早期宫殿建筑的遗存。在遗迹中间还存有一口用红烧土块砌成的水井。

发现一个大型祭坛遗址，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年代较早的祭坛遗址。祭坛为正南北向的长方形，现存面积约600平方米，原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凌家滩遗址的最高处。在祭坛上发现有用于祭祀的积石圈和3个长方形的祭祀坑。在祭坛的东南角发现有红烧土和草木灰遗迹，草木灰堆积很厚，呈灰黑色，这里可能是祭祀时用火的地方。整个祭坛的形制和特征都表明，它是凌家滩遗址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在祭坛近顶部发现一座特殊大墓。墓上压有一件用玉石雕刻的猪形器，重达88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陶器时代最大、最重的玉制品。雕刻者利用巨型玉石仔料的天然形状，采用粗犷而纯熟的写意手法雕刻，突出表现了猪的吻部、鼻孔和獠牙，同时用减地法表现眼睛和一对竖立的耳朵，并磨出伸展的脖子和圆突的脊背，整体表现出野猪健壮、凶猛而威武的形象。

大墓墓坑呈不规则长方形，长3.45米、宽 2.1米、深0.3米，面积约7平方米，似有棺椁痕迹，人骨已腐朽不存。墓坑内随葬品共计330件，其中玉器200件，其余为石器、陶器。随葬品摆放整齐有序，似乎遵循着一些特殊规则。墓主胸部位置有10件玉璜，两臂位置各放10件玉镯，腰部正中位置放置1件玉龟及2件玉龟状扁圆形器。胸部以下至脚部叠压着玉钺、石钺、石锛、石凿，部分部位叠压达2—6层器物，脚底竖立向上摆放着玉璧和玉环等。这种摆放方式可能有特殊意义，具有一定的政治内涵。

墓葬特殊而尊贵的位置，墓葬上压着的独一无二的大型玉猪，墓葬内众多的随葬品，表明这应是王者之墓。这里长眠着的应该是一位集军权、政权、神权于一身的军事、政治首领，是凌家滩的执政者。

大墓开口于遗址堆积第三层下，属第二期墓葬，距今5500—5400年。

遗址出土了大批多种形式的玉钺、石钺、玛瑙钺、玉戈等礼仪性兵器，表明当时对外战争相当频繁和激烈。

由此可以判断，5400年前的凌家滩已经形成国家，进入文明时代。

通过对遗址周边开展大范围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在已调查的约26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共发现与凌家滩同时期的遗址20余处，周边较近的有10多处。凌家滩遗址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史前遗址。

凌家滩遗址目前已发现玉器种类之多、造型之美、制作之精，为同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所少见，具有重要的考古、科学和艺术价值。从出土的凌家滩玉器看，选料、设计、钻孔、雕刻、抛光等工艺技术都已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经过测试，不少玉器的硬度达到或超过7度。玉器的钻孔最小孔眼直径只有0.15毫米，而且所有钻孔的擦痕都十分规整、平行，而不是交错的乱痕，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

其中的玉人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扁鼻、大耳、大嘴，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玉人头戴圆冠，腰系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很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表明当时已出现剃须工具。玉人双耳有耳孔，表明他们佩戴耳饰。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戴满手镯。满臂手镯、头冠、腰带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地位人物的形象。玉人背面有两个对穿的钻孔，表明玉人是被系挂在某个物体上用于祭拜的，“活着的人对着玉人祺拜，以求平安”

玉人的出现说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人的崇拜，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祖先崇拜思想已经产生。

在同时期出土的大量石器中，有一个石钻呈梯形，上细下粗，两端都有钻头，钻头一端粗一端细，呈螺纹形。其设计和制造，已包含了机械、力学、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对研究陶器时代的工具制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充分表明，凌家滩先民已经认识到旋转力和离心力的作用，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已达到较高的水准，体现了凌家滩先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

上述事实清楚表明，长江流域的文明早于苏美尔。

世界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国，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在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出现之前，长江流域的文明程度要高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诞生是以弱击强，以小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