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锋：供给侧改革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

编者：9年前发的文章，原标题为：质疑供给侧改革走偏。当时乌有之乡、昆仑策研究院、中信集团的【经济导刊】也转发了！现在看来可谓言之预也！

一切危机褪去层层表面，是文化思想危机。真正危险的不是贪得无耻的既得利益阶层，抑或是一贫如洗的失去利益阶层的持续分化，而是我们正视问题如何科学发展构建整体再平衡，实现各阶层皆大欢喜的正确思想。一旦失去正确的思想与人民立场，再好的政策也会迷失在片面深刻、无知无畏、急功近利、局部利益至上的混乱与纠结中。文化思想危机的核心是思维方式保守僵硬与价值认知陈旧顽固。究竟而言，这都是心灵秩序的危机。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看到了根本所在。

不久前，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接着在亚太经合会议又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据此，学界与媒体不约而同认为这标志中国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向，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然而，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喜忧参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危机背景解析

当前中国正遭遇经济危机，表现为经济持续下滑，出现产能过剩，产品市场无法消化，制造业的倒闭与萧条在恶化，大量的失业人口在增加，银行不愿意贷款，企业家不愿意投资，很多企业资金链断流，股市兴风作浪导致数十上百万中产阶级破产，信用破产连锁反应加剧，民间金融乱像层出不穷，富商不爱国向国外转移资产，而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在急遽消耗国民的财富，如此恶性循环的经济在不断持续，触底爆发似乎并不太远。

形成当前的经济危机，我认为这是人们长期以来迷信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择优分配原理”导致的恶果。它们的分析方法束缚了自己，一味强调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短期利益最大化，它只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解决公平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它们也不知道“效率是局部的公平，公平是整体的效率”这种微观与宏观互相依存转化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的僵硬思维看来，资本主义只解决效率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才解决的。效率与公平这对冤家一直是他们眼里的逻辑悖论，在形式逻辑系统里面是永远无解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是伪科学。辩证逻辑更是玄学。所以，对于不完整懂形式逻辑优缺点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学术在空中楼阁中春秋大梦。而当前如火如荼地文化复兴，核心要义是要给这些自以为是又傲慢偏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启蒙解惑，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能助力中国梦实现，民族前途才有光明正途。

国家宏观调控与择优分配的市场原理支撑了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方面它确实促进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发展，但也不断扩大利益分配的差异化并最终陷入当今两极分化困境。为何会陷入两极分化呢？因为宏观调控往往并没有从维护整体公平的角度不断去纠正择优分配自由市场必然形成的分化失衡结构，反而是帮助它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走向整体的失衡。

比如一波又一波的国企改革，它对社会与全体国民而言有失公平是众目共睹的。比如三驾马车理论指导政府将房地产业与出口作为支柱产业。于是，银行与皮包公司的地产商互相在政策上配合。只要有关系、找关系拿到批地，就可从银行抵押贷款，就可循环运作，空手套白狼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它满足了政府利益最大化的财政需求，满足了可以拿到土地批文的权贵利益最大化需求，但一路猛涨的房价将更多的中低收入的人民沦为房奴。偏离地产成本过高的房价使得广大住房刚性需求人民利益是最小化的。一部分投资性住房也是得利者。

举例。北京上海深圳几乎十年价格翻十倍的几何增长。房市成为只涨不跌的股票。国民每月大部分收益支付给银行与地产商。这种支付不是短期的，而是十几年二三十年的概念。当媒体舆论纷纷谴责之时，而国务院对房市调控几乎都是“空调”，不仅是官商勾结利益捆绑，更是因为地产绑架了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不愿意割舍这块奶酪。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诸多的行业经济资源配置中，择优分配导致地产业流动性过分过量集中的肿瘤现象，而与此同时，军工投入不足相对落后，中国好比成了一个不足以捍卫自身安全的虚胖巨人，成了戴旭眼里极具讽刺的“GDP狗的屁” 经济。

出口退税挣天文数字的外汇，欧美人民利益是最大化的，欧美政府与财团也是利益最大化，唯独中国人民是利益最小化的，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留给了子孙后代。

因为他们的统治阶级极为高明用一堆纸币换回了货真价值物美价廉的商品，尤其解决美国中低层百姓的日用所需。当局政府利益从短期而言也是最大化的，因为手头掌握庞大的外汇，可以循环往复跟西方做公开或秘密交易，甚至购买天文数字的西方债务，如美债。还可以去非洲撒金子表达中华慈善友邦。但是，美国人用中国血汗外汇购买它的国债款再来收购中国的命脉性资产。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现在的高铁、电力、三桶油、军工都已向民间开放，有些民间资本仅仅表皮是中国人的，在走覆辙。这些就不例举了。

总之，它培育了少数权贵先富阶层（既得利益），但这些先富阶层似乎只顾及自己利益而忘记了邓小平“先富带后富”的期盼，将庞大的财产转移欧美。这些人按照中国文化而言是最无道德的，但他们用西方价值与市场理性自我安慰。所谓个人利益至上是天经地义的。

大粗腿的大城市病、房地产发展严重失衡、金融业对房地产与出口的支持、金融业天文数字的呆账死账、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民间金融的混乱等各种弊端都可以从择优分配追求局部效益最大化看到问题所在。

政府功能从撤销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建立国家发改委，是从一个计划维护公平分配的极端逐渐迈向另一个只顾效率的极端。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政策似乎更热衷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经常有意无意忽略了公平需求。温家宝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可是，国务院竟然将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全面推向市场化。市场化就是要通过教育与医疗来挣钱。可以说，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导致了中国师德医德塌方式的沦丧，与房市一道成为压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个也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而就是颜色革命后的俄罗斯，1998年通过《国家保障免费提供医疗计划》。不仅如此，它提供免费教育。与美国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学校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每天向学生免费提供一顿营养早餐或午餐。俄罗斯居民24小时免费供热水自来水，冬季免费供暖，天然气和电费价格及其低廉。

当这些市场空间被择优分配强调局部效率至上严重扭曲的时候，中国爆发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根本是利益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的。资源大量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广大老百姓在几座大山压迫下，手里缺钱，需求不振，消费市场疲软，从而影响市场产出。怎么办？我们看到，无论是2009－2010年胡温当局的“四万亿”投资直奔拉动内需而来。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人民币，中国依然在持续反复刺激需求，可是，刺激如果不得法也会导致迟钝麻木的结果。显然，后期的积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效果不那么明显了。

我认为，中国经济遭遇的问题，既是自由市场周期性的内生性危机经历长期隐性化的显性转型，更是改开三十余年长期积累形成经济结构畸形失衡的整体性特征。刺激政策体现于经济结构方面是局部性的，甚至加剧了某些行业经济的突出发展，形成经济失衡。好比一个肌体，某个部分器官营养过剩，就会出现肿瘤。而某些经济领域流动性不够营养不良，则会形成肌肉萎缩。国家作为巨人，又是肿瘤又是肌肉萎缩还是虚胖，整个系统自然难以为继就会陷入崩溃。

正如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拉大了美国贫富间的差距一样，中国改开三十年至今每次国企改革与加大投资、扩大出口也是如此；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收益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但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却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这种分化在中国如出一辙。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指出，中国2014年基尼系数0.469。而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示存在社会不安定。

当前的状况，正如前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最近指出：“现在经济不好，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敢放贷，坏账太多。银行间利率已到2%左右，是多年来较低水平，银行超额储备率也在上升，说明流动性并不短缺，短缺的是投资信心。”据统计， 2015年10月末，工农中建四大行贷款总计35.69万亿元，较9月减少656亿元。贷款规模出现负增长，是2009年央行公布信贷数据以来的第一次。

这证明，以往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维持了平均每年7~8左右的GDP增长率，但近期的政府积极货币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方式，并未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相反，房市增长达到极限利润空间压缩的时候，新增加的流动性却涌入股市，为内外勾结的金融鳄鱼吞噬掠夺提供了方便。不久前六月爆发的股灾直接吞噬了三十余万亿的财富。一夜之间，数十上百万的中产阶级破产，甚至有人相继跳楼。

总之，只迷信择优分配，强调效率，只服务效率，而忘失社会主义国家关注公平、维护公平的核心要义与责任，它只会加剧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与阶层分化，并进而以看似通过GDP来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方式，掏空了执政党的长期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因此，若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全新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储备，去指导全面的根本性的改革大转向。否则未来危机越严峻，恐怕错过历史机会就永久错过了。

正是在这种似乎难以驾驭控制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

凯恩斯主义与供给经济学的恩恩怨怨

凯恩斯主义与供给经济学代表了选择不同资源配置手段为主，前者相信市场失灵相信政府干预，后者坚信市场万能排斥政府干预，前者常常用社会主义手段走资本主义道路，后者用资本主义手段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与中国不同的是，改开使用资本主义手段走社会主义道路。

凯恩斯主义简单说就是政府干预市场。以往，西方一直都是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本质也是丛林规则的投机倒把。胡弗总统因为华尔街金融家的投机倒把放大了经济危机结果倒台了。罗斯福上台采用社会主义手段，企图消弭两极分化，被反对派指责搞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或者说积极的财政手段，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

比如作为罗斯福新政核心之一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为缓和产能过剩，各工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罗斯福也加强了政府管制，特别是著名的《Q条例》，对利率水平管制。理论上，就是通过宏观的经济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从而实现宏观上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运行。经济学界把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而有别于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之时。代表性人物阿瑟·拉弗因为提出著名的“拉弗曲线”，即如果税率100％则政府获得的税收为0，认为降低税率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他本人因此获得里根总统的青睐成为经济顾问。

里根是供给经济学成功应运者，大约三四年左右在他领导下美国经济开始反弹跳出滞胀困境。不过，也是在里根时期，为了解决预算赤字，政府国债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1963年以来最高纪录。在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从原本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借债国。

爱尔兰首相伯蒂·埃亨（Bertie Ahern）评价里根说：“里根总统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抵抗者，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终结了共产主义以及二战后欧洲的分裂”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评价：“里根是个抱持著坚定原则的人，毫无疑问是他促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

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是一对矛盾，很符合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但他们在经济学界看来是对峙割裂水火不容的状态，而不是阴阳互补的结构。

供给经济学是向自由放纵远离政府干预的古典经济学的方向回归。企图通过局部创新的经济行为影响宏观的经济方向，达成完备的自我平衡的经济状态。19世纪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依定律”理论上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企业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但事实上，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证明了市场是会失灵的，很多资本家企业主的产品不是烂在仓库就是丢在江河，企业家无论再多理性也是无奈的。

如果太极图揭示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西方显然不愿意正视黑格尔辩证法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因为那样会颠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与价值基础，发生文化崩塌。当长时间的政府干预与积极财政政策形成的过度刺激时，其实市场不那么敏感，并不听从干预所指令的方向运行，而是出现了迟钝与麻木。

以70年代滞胀为例，卡特总统开出的药方是：需求不足，政府应该刺激需求。而供给经济学截然相反，认为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供给面、供给边）出了问题，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同时消费者需要的东西缺乏供给。这种现象在“和学”提出的天道经济学看来，依据辩证逻辑分析易如反掌的透彻把握。因为，一个注重宏观调控与供给与需求平衡的理论与一个注重微观与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是一对矛盾互补的关系。它需要辩证逻辑思维才能驾驭。

可是，供给学派忽略了凯恩斯理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极致阶段的疗救作用，而停留在对凯恩斯主义陷入发展极致困顿之时的关注，只一味指责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

于是，供给经济学的抛出的路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减少政府管制推动企业家创新；降低税负提高经济主体积极性。坚持打造“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逻辑上是一对悖论，无法统一。

对此，凯恩斯本人说 “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无论凯恩斯也好，自由放任的供给经济学也罢，他们都曾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学院派主流经济学代表僵硬落后亟待自省

改开是用资本主义手段为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会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陷入经济恶化。未来改革的出路是用社会主义手段为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继续用资本主义手段为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虽有差异但毫无疑问有很大关联。里根经济学是伴随凯恩斯主义衰落而诞生。西方经济学由于线性的形式逻辑工具在假设基础上的分析推理，习惯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不是整体，所以，它必然周期陷入自身的逻辑悖论。自从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打摆子，一方唱罢另方上台，形成大起大落的线性运动轨迹。他们看待问题的局部性阶段性而缺失整体性长期性，导致麻烦不断。

“和学”思想体系在第五卷《经济科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这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解决不了西方文化的数学逻辑悖论问题，西方文化无法继续支持世界可持续性和平发展。也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复兴根底在于国学的现代化全球化，尤其在科学层面体现于太极图易理在数理逻辑上的工具创新与全面应用，弥补并驾驭形式逻辑的片面与不足。思维方式与分析工具的片面导致西方文化经历五百余年勃兴后陷入自我解构的价值虚无主义衰竭困境。

从而，凯恩斯主义成就了罗斯福总统；凯恩斯主义也导致卡特总统下台。供给经济学解决了滞胀成就了里根总统，但人们忽略了，供给经济学也导致里根支持的老布什总统内政平平与经济衰退、工厂破产、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保持高水平、选民收入下降的经济危机而下台。

凯恩斯主义通过宏观企图影响局部与个体行为，供给经济学企图通过个体行为即精准性满足市场需求影响局部与宏观达成市场均衡，但都陷入了各自极端形式的危机。当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图通过精准市场行为的企业创新与产品质量提升来达到宏观经济结构再均衡，风险很大。甚至，如果处理不好会在已经高速下行的经济上雪上加霜，为那些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海内外势力提供历史契机。

因此，当前中国的经济危机，我首先要公开警示的是，当局不要再迷信学院派主流经济学，它们已经是僵硬落后与无能的杰出代表。如果他们无视自身的学理危机存在，刻意表现一种掩耳盗铃地学术自负的话，这就证明他们已经走火入魔，把个人权威与狭隘团队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前途与人民福祉至上。

是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通过积极财政刺激需求来摆脱困境，在起初的某个阶段是具有缓和危机的效果，但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它只是阶段性缓和市场疲软，并没有对其整体长期金字塔式的不断趋向利益两极分化的西方经济与管理制度构成颠覆；由于企业分配与金融制度性利益分配上的不断分化，比如银行的嫌贫爱富的品质，企业内部优胜劣汰的管理等，这种分化的累积效应总是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整体更大的危机。这种现象的数学解释就是，在形式逻辑数理系统里面，遭遇逻辑悖论时通常扩大论域来解决却在更大层面形成新悖论。这个论域可以通过对外的地理殖民军事扩张文化殖民金融殖民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内生性的改革刺激来完成。

凯恩斯主义本质是一种内生性的市场与需求扩张，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驾驭下的局部社会主义经济手段的混合状态，而只要是整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起决定性作用，就改变不了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虽然凯恩斯主义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消化了这种趋势，但并没有根本上给予解决，只是延长危机爆发的周期跨度与时间。所以，凯恩斯主义成就了罗斯福总统；凯恩斯主义也导致卡特总统下台。

这一点，西方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从反思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数理工具层面进行思考，以致他们一直在一种“小脚巨人”般的迷宫里面，搭建“一粒沙上建操场”、“一根独木建大厦”的空中楼阁学术。在我学术公开批评了邹恒甫、茅于轼、张维迎等等之后，西方只有英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率先觉醒，公开承认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呼吁转化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

其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也就是学院派经济学界不得不抛弃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概念“解决稀缺资源最佳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提出了颠覆自身理性价值基础 “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至上”的“互利”经济人。然而，至今，由于他们思维僵硬落后、知识陈旧不能理解甚至长期拒绝辩证法的结果，一直不愿意承认接受辩证逻辑工具。

当他们被迫宣布转型之后，又不能放下权威架子去向民间虚心学习，以致至今无法游刃有余地驾驭与重新构建理论。当改开三十年形成的两极分化与产能过剩、结构畸形、消费乏力、破产风潮、股市浩劫、房市奇高等恶态形成，他们只能再次鹦鹉学舌引用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甚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某人也一再放风“经济危机爆发是好事，熬过四五年就好转了”。他们只知道，供给经济学解决了滞胀成就了里根总统，他们不知道，供给经济学也导致里根支持的老布什总统内政平平与经济衰退、工厂破产、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保持高水平、选民收入下降的经济危机而下台。

问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如此之快，如果仅仅是单方面的供给侧改革，很有可能等不到需要三四年甚至更久才能见效的供给侧政策的改革红利，就触底爆发了。供给侧说到底是通过微观经济达到宏观治理效果，通过局部改善达到整体健全的目标，这本身是冒险的。就算远水能救近火，我们有足够的创新与质量提升所创造的全面就业与经济增长可以救广大退出市场的产能与产品过剩的中小企业形成的空缺？对此，刘某在此明确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有利于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精准性分析来掌握需求动态然后做出对策。它首先有利于像美日绝对控股的阿里巴巴与马云、美国控股的百度、南非控股的腾讯等三大互联网运营商，它们是最大受益者。这会在中国形成外资主导的新的垄断利益，是中国成就了这些外资，它们是外资殖民中国并逐渐主导中国经济的几大标志性企业。它们从商业模式、金融、互联技术、新闻媒体、文化价值等方面正全面颠覆中国秩序。

精准性分析必须依赖大数据。而它们掌握了最多最全的大数据。悲催的是，中国自身，包括国营与民营都没有掌握互联网大数据的主动权。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军队与法律作为社会主义的坚强后盾，互联网可以轻松颠覆现国家政权。它关系到公民隐私、国家机密等核心诉求。当然，它也能对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信息通过互联网一览无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利于谁呢？大多数中小企业主，缺乏大数据分析能力与信息化技术改造的大企业，都是被动的。这些企业要寻求创新提升，都需要和这几大互联网运营商合作。这就好比这三大互联网企业凌驾在中国企业群之巅，凌驾在中国经济之巅，由这些海外控股的企业指挥着中国经济的改造。

而如果不合作，则意味着面临的是市场清除。到此，我们是不是该猛醒了。我个人认为，多年来我也一直这么坚持，应该将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收归国家控制，至少是国有控股。一个主权国家，面对着天文数字的财富通过互联网绵绵不断输送给外国，这是绝对不正常的。一个信息时代的主权国家，面对最多最全的大数据沦陷在外国公司控制，这更是绝对不正常的。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是国家军队警察控制在手里，也避免不了内生性危机的爆发。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种被西方顶层设计牵着鼻子，一步步被理性人诱导埋入黄土的改革；这种先逼良为娼逼良为盗然后再动用第五纵队进行道德评判与对社会主义制度栽赃的模式，并不高明。而今，也早已成皇帝的新衣。

我很清楚的记得，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日本就带着几十人的商业团队雄赳赳到中国指名点姓要求习近平接见，让人勃然大怒却又无可奈何。这是一种新时代的以经济控制能力决战的侵略。

其实，不管他什么经济学，一个常识，面对14亿国人如何科学生存发展，与构建小康社会目标，面向民族构建大同世界的理想，这就是一个在世界市场占有超大份额的蛋糕。我们把这个市场建设好了，维护好了，中国以目前这点过剩的产能与产品其实还远远不够发挥与分配呀。关键是，国务院与国家发改委只热衷于择优分配指导下的局部效率至上去了，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维护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责任与义务。

所以，他们不把剩余的产能与产品放在改善全民收益方面。而是学习西方搞产能输出。说得不好听就是市场殖民。问题是，英美搞产能输出仰仗的是枪炮霸权开路。中国是文明之邦，也没出那样的霸主，只好谈生命共同体的贤明主张。问题是，面对西方虎狼之师，人家根本不买账。只有中国成了文韬武略的雄狮能够驾驭虎狼的时候，再谈圣贤主张才是恩威并济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我认为，改变政府一味服务效率与媚外的功能，重点面对辽阔的中国本土市场，关注公平正义的建设，真正服务百姓的民生福祉，这是社会主义义理性所在，也是未来经济转型空间所在。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宏观调控维护社会整体性公平分配，驾驭供给侧改革提升局部效益，并以点带面、以面促全的升级换代。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着力于当下造福全民福利，那么，即使是供给侧改革在一段时间内负面影响再大，也有足够的回缓空间支撑国民经济的好转。

关键是，怎样的宏观调控？这就需要新的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才有可能。它既要避免铁板一块回归旧计划经济时代，实现了整体公平还要有必要的活力。又要避免自由市场照顾了效率丢掉了公平的当前中国老路。而且，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是全新的课题研究。

从“择优分配”到“率极均衡”：辩证看待供给侧改革

择优分配原理解决微观交易的效益最大化问题，但局限于此会导致宏观两极分化周期经济危机；率极均衡原理将之上升为宏观管理，发现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转向整体的公平，提出“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效率是局部的公平”，实现经济学上第一次微观与宏观的逻辑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互补关系。西方周期经济危机见证了资源配置片面追求效率与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恶果。率极均衡原理解决了一直悬在西方人民头上的周期经济危机。这是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次根本性突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学习西方手段企图化解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当前危机，但无论从最先有利于谁，以及是否可能化解危机成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都是对现有制度是高风险的。因为，局部优化升级从来没有改变过整体两极分化、产出与消费链条割裂的关键问题。虽然供给侧改革成就了里根，但政策持续性很难，接着到布什时代就出现严峻的新问题促使布什下台。

我个人认为，无论用什么方式来改革要避免三个问题。一是，要避免一部分中小企业无力创新与产品升级退出市场的巨大损失，以及由此形成的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波动；二是，改革要避免产能浪费。三是，改革要解决剩余产品的资本化问题与提升社会福利问题。

从这三个问题而言，我认为，可以考虑动用社会主义积极财政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倾向中西部地区的公平分配，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当然，可以用“圆销原理”（百度词条）模式来消化配置。就拿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而言，人家妇女怀孕开始就享受免费牛奶，婴儿出生免费牛奶可以喝到五岁，我们是响当当的正牌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来点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习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产党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可以整体增分？我看，只要是增分的事情，要争分夺秒的抢着去做。否则凭什么你说是人民公仆呢？这样一来，政府是受益者，企业也是受益者，人民更是受益者，三者受益，美美更美，良性循环，天下岂不大治？

怎样避免浪费产能？我个人认为，引导民众集资入股方式来重新分类定义剩余产能企业，使之成为真正服务民生福祉的共产的集体主义经济以及新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是可以的。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更好的实现公平。问题是，我们这样做不是阶级斗争与革命对资本家与企业家的财富掠夺，而是在即有法理基础上的入股收购，这样实现了企业家的收益，也实现了政府收益，更实现了一般民众的产权收益。好比华为集团。一个拥有十几万员工的集团，它的内部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住行游养都是庞大的市场空间。十几万上百万千万人民集资的企业，通过贤人集权与民选方式管理既可以给自己造福，还可以避免被无聊的道德败坏的奸商新奴隶主凌驾在人民头上？毛主席不是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看中国经济在遭遇如此严峻恶劣的殖民态势之时，国家领导人不仅要从当前危机着眼，更要兼顾从民族国家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化考虑，就要有这种战略储备。广大的中西部贫困地区不正是缺乏产能之地？宏观调控是做什么的？就要动用国家之力使之运转起来嘛。

一切危机都是让更有能力的人去解决的。

一切危机都是让更有能力的政党去创造伟大与不朽辉煌的。

而真理，最初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那么，这种论断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答案就来自于“和学”在第五卷经济学篇中提出的“率极均衡原理”（百度词条）。通俗说，即是微观层面的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极致，必然导致转向走向宏观层面的公平即整体利益最大化，实现整个系统的均衡发展。它实现了自由市场发展到极致必然选择公平为主，从而出现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逻辑统一。西方周期经济危机见证了资源配置片面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恶果。从率极均衡原理解决了周期经济危机的问题。这是经济理论界的一次根本性突破。

茅于轼教授的“择优分配原理”（百度词条）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交易基础，其实只解决了局部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微观层面，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他人，不能延伸逻辑推理，必然陷入宏观整体两极分化的悖论格局（择优不优悖论）。当自由市场经济宣称只解决效率而不解决公平，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只有转向公平才能避免周期经济危机，通往整体的效率。

当50公斤化肥要实现在甲乙两块土地上的最佳配置达到效益最大化，假设甲乙各25公斤，通常当甲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高于乙土地增加一公斤化肥的单位产出，于是将供给乙土地的化肥用于甲土地，这样能够增加化肥效益的最大化。这是一方面。

当另一方面出现边际效益下降，它就停止甲土地施肥，就应给乙土地施肥。在一个限定的系统里面，只有甲乙两块土地，就必须给乙土地施肥。而作为同一条曲线，如果把甲乙两块土地互为关联的整体分析，从生态系统来看，或者用来解释宏观问题，边际效益下降意味着必须将化肥给乙土地，才能提升50公斤化肥的产能与整个土地的产量，这样就缩短了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与差距。而甲乙两块土地代表的是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平民。化肥代表是国家金融。这个转向，就是效率至上转向整体公平。茅于轼为何没有发现这个道理，即是因为他用形式逻辑的离散分析法，着眼于微观问题，而没有将此考虑宏观问题。没有发现甲乙两块土地之间的关联意味着什么，它追求的局部效益最大化问题，将公平推入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畴。

事实上，生活中富人并不总是能创造最大效益。当达到一定阶段，富人过于享受资源就会导致资源效益低下与浪费。这很好解释了很多为富不仁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人们行为。比如巨奢，赌博、吸毒、包二奶过纸醉金迷的生活。而穷人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就会焕发出勤俭与奋发向上的精神，更好利用资源创造更多价值，逐渐成长为精英。择优分配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后爆发系统危险。率极均衡则将之从两极分化的低效率与系统危机边缘拉回，不断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向整体的公平靠拢，达成缩短甲乙两块土地的产能差距趋向均衡，实现系统更高层次的公平格局。（见图）

那么，怎么正确的分析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我看还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分清主次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差异化竞争策略的改开三十多年拉大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形成的整体性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是少部分有钱人对中国产品创新不够质量不够、技术不够形成的需求不足。

一方面产能过剩，这是长期积极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扩张导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一部分有钱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因为三氯氰胺等质量问题形成的信誉危机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供给现状表现为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都是占中国总人口少数的有钱人与少部分中产阶层的需求。改革如果只停留在满足这个层次，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过剩产品，转化过剩产能，使之为广大群众民生谋福祉，只会加速阶层异化，与增进不可持续性发展，直至恶化整个经济生态无法挽救。

因而，我认为当局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只是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部分判断，但没有分清主次矛盾。而提出的对策定位恰恰是为解决少数有钱人的对产品质量创新升级的需求问题，而不是解决广大底层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下的收益减少与消费疲软问题，以及如何公平分享改革红利问题。后面这问题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解决这问题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运用宏观调控手段，甚至可以考虑对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改革，组建一个计划与市场互补、管理与服务互补的功能性决策委员会的新机构去解决这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