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立法：和学引领科学升级，宗教不再是宗教

——与学界诸君谈中国文化复兴的逻辑与价值

文/ 刘浩锋 本社社长 和学创始人

21世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很多世界一流的智者深表忧虑，人类现有的秩序与理性认知难以支撑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文明冲突的世界危机因何产生？为何亟待中华文化复兴以破除之？中华文化的基本逻辑、价值是怎样的？它与西方文化的基本逻辑、价值存在什么差异，又在何等情况下互为转化？中华文化的特征与功用是怎样的？中国的文化自觉从哪里觉醒才是真正觉醒？为何说只有中国文化完成核心智慧“天道”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复兴重建，才能为世界输送真正的普遍有效的逻辑与价值，修正西方普世价值并不普世的悖论难题，才能化解文明冲突的世界危机，才能言中华文化复兴，并推动世界文艺复兴蓬蓬勃勃的发展？

以下诸君中，段振坤是涉猎东西方之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杰出学者。他长期致力于三民主义学术研究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拓展，以期保护复兴起来，放眼全球，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让人非常钦敬。更甚，段先生慧眼大灼，高瞻远瞩预见了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莅临，热忱呼吁：“为往圣继绝学，建立民族共识”、“迎接新的圣人时代”的主张，深切认为“一个伟大文化的伟大幽灵，正在神州的土地上徘徊。这将是又一个河出图、洛出书、凤凰来仪的圣人时代，一批可以和伏羲、神农、黄帝和黄帝诸子并肩而立的圣人，将在徐钦琦先生所说的千年一度的春分点上涌现。”学术通达能如此深入，劈开文化阴霾，让人高山景仰。

其他诸君，相对于更多的涉猎西方文化，如杨子立；或者停留在某一个文化品种之中，如儒学者秋风。但是，李智英与刘军宁都是能够发现东西方文化互补之道的贤者，只是思想深度并未究竟找到文化的圆通之路。常有灵感火花，认同天道法则却又不能贯通万物之中。

茅于轼教授也是经常引用儒道的辩证价值用来改造自由主义与经济学伦理，但并未能将之上升到科学逻辑工具层面，很长时间都不能发现形式逻辑的局限与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更不能理解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在何等情境下的转化关系。最近组织的人文经济学会议，算是对数理逻辑局限以及西方经济学困境的反思，并寻求突围与社会功能性补救。张维迎也明白了西方经济学的悖论困境与在周期两极分化危机扮演的角色，所以能理解茅于轼发起人文经济学的良苦用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曙光则开始从道德经济学层面来诠释茅于轼的学术贡献，因为茅老的“择优分配原理”已经被证明是“局部有效的”原理，它的运用最后会导致我在《经济科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的“择优不优悖论”，最后整体资源分配陷入两极分化互损循环，出现整理资源效益最小化的悖论困境。而这个重大发现对整个西方经济学与市场经济交易规则的传统微观基础进行了釜底抽薪，导致了西方经济学崩塌与现有利伯维尔场合法性质疑。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了西方微观经济学与西方宏观经济学逻辑不能统一的悖论困境。究根结蒂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形式逻辑自身的局限。其实，这也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揭示的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在经济学与经济形态上的体现。完备性，则是遵循天道宇宙法则的辩证逻辑系统所形成的圆圈轨迹与圆满格局。

纳什悖论其实是从数学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证明。同等条件下，一定化肥给两块贫瘠不一的土地实现其资源效益最大化的配置，就是一种博弈关系。只有运用辩证逻辑，实现两块土地互利均衡、同等产出条件下才是整体效益的最大化，避免了两块土地贫瘠的分化形成失衡。传统经济学恰恰是博弈一方的局部利益至上而罔顾整体利益，它的逻辑基础就是形式逻辑，排斥矛盾而不能兼容，他的价值基础就是个人利益至上罔顾社会整体利益，个人自由至上而罔顾周期整体危机导致的革命与动荡。显然，互利均衡既是理想状态也是必须状态，恰如人走路失衡会吃力变慢，肌体阴阳失衡会病变，飞机动力失衡会跌落，心理失衡会行为失常，利益失衡大到国家战争小到贪腐偷盗抢劫，地球运转失衡人类将何以立足；

可见，互利均衡建立在人人拥有这种心灵觉悟深切认知基础上，积极身体力行为基础的。如果博弈一方缺失这种条件，就会导致养懒人搭便车现象，也会导致整体效益的降低与生产不足，比如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但缺失互利均衡，则会导致两极分化，比如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模式。因此，如何教化人们深刻理会“互利均衡”的必要性真理性就是解决悖论的关键。互利均衡的数学模型是社会大圆满的整体结构，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天下大同的特征。因此，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有赖于道德发达为前提。道德要解决的是微观基础是互利均衡，与宏观的利益需求引导向更大生命形式的成长进化。中华文化复兴就是打开心灵科学大门，引导人类文明与道德水平向大生命形式的提升进化。人类的眼光胸襟只有仰望星空，才能从追求物质财富至上的狭隘视觉中跳跃出来，通过善行功德来提升人格与生命能量层级。熊晋仁明白此理，才从传统右派立场与职业民主活动家身份成功转向坚持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共产党要避免执政合法性危机，避免恶损循环损害民族元气，挽救政权振兴国家，跳出两极分化缔造新的阶层对峙悖论困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继续前进必须回归复兴中华文化母体，重新正视民族文化道统兼容拓展世界文化，树立心灵科学的旗帜，从灵魂深处发起一场革命，推动人类文明的转型。

从两极分化的格局趋向整体均衡的格局，在现实中要允许一定合理的非均衡的差异性波动性，但要避免两极分化走向割裂崩溃。茅老的人文经济学使命我想不是扩大两极分化，而是填平沟壑缩小差异，这样才能跳出无产者少产者对大资本家的革命导致互损，或者只顾个人利益，大资本外移抽空国家经济基础爆发国家民族被吞噬危机。当一个国家经济整体陷入两极分化大困境的时候如何才能实现“合理差异与整体均衡”的格局呢？我想，茅老应该明白唯有实现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实现“劳者有其产、弱者有其保、老者有其养”的企业改革与社会福利。因此，共产党的共产现代意义是遵循“合理差异、各方互补、整体均衡”建立“个人产权的联合体”。人们要明白，维护社会整体的消费力藏富于民，构建强大的消费市场，才能避免企业群体积聚大量财富产品卖不出去，重蹈消费与产出循环链条崩溃的西方经济危机覆辙。

君山的“注目礼”则是运用了形式逻辑语言来描述事物的辩证圆圈关系，他以小我、自利为原子中心，认为人人追求赢得他人认同的注目礼，通过利他来实现自利获得成功，绕了一圆圈。他还不能明白佛家菩萨道的大乘智慧“无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大生命境界，才是真正的宇宙大我、真我，是日常生活中的“天人合一”修行方式，是从宇宙整体层面思考问题从而博爱一切而没有分别心。所以，它的学问始终不能解释那些养育万物而不贪、舍弃小我的菩萨道修行者，更不能解释利乐一切众生奉献自己忘我不求回报的圆满圣道的修行者。

可以肯定，我与段先生的学术方向整体上一致，皆追求中华文化复兴。但在某些核心立论上与局部地方值得深入交流。身处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时代，中华文化真要复兴，绝不是局限于传统抑或任何与局部外部文化的兼容，而是全球性的神学（大生命之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的大融通大综合大圆满。它的秉性绝不是排斥拒绝外来文化，而是与时俱进的兼容并蓄，无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无论西方的数理逻辑工具、基础科学、自然科学，还是西方的人文科学，中华文化必须用自身的基本逻辑工具与之贯通合一，才能言文化复兴，才能弥救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至今陷入“学科分类有余综合不足”、“逻辑局部有效，逻辑悖论与文化价值悖论丛生，政治经济社会周期两极分化争斗扩张的失衡畸形困境”、“后现代文艺价值虚无主义漩涡”。道，被中华文化立为化生宇宙万物之母，也即道是宇宙科学，道是真理法则。天，作为宇宙的指称，天道，必然蕴含宇宙的逻辑论、价值论、方法论、本体论、生命论。它的抽象模型就是“太极图”。以道而立的逻辑工具，必然是普遍接纳矛盾关系的辩证逻辑，能够心物全息的推理宇宙一切，能够兼容宇宙天地万物，自然包括东西方各种文化形式。也即所谓佛家而言的“一即是万，万即是一”，即是量子力学原理：一切正反物质相遇湮灭回归于光能量。是数学原理：一切正数负数相加回归0。这0是无极也是全息，是大物也是大灵，是大空也是大色，是大无也是大有，是本源也是最末。

段先生显然将视觉主体定位在自然科学，摒弃了儒释道耶回等人类五大文化母体，认为“儒道佛三教集迂腐、消极、迷信于一身”（参见段振坤：《保卫中国文化》），崇尚黄帝道术中的原始自然科学精神，衔接现代自然科学以开新境。但是，不能完成文明全球性大融通大综合大创新的文化理论肯定是无法重建世界价值新秩序，以化解中东宗教冲突、东西方文明冲突等局部与世界危机，获得世界人民认同，实现真正复兴。

段先生肯定黄帝道术与诸子思想上溯源于伏羲所创八卦，八卦出于阴阳，出于道。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为何段先生不能用阴阳或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来贯穿他的学术基本思维与价值立论，辩证看待“心和物、阴和阳”的转化关系。如果说，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是停留在器物制度层面，耶教是西方科学的母体。以西方科学标准来衡量东方科学自然错位。那么，中国科学的易经系统，是实现心物合一全息推理的数理、象数辩证运动模式。中国的讥谶之学是大生命科学，上推天文（方励之就用周易预测星体位置），中推数千年古今历史，下推地理，微推人生命运，皆是源于此。

因为，以往数千年中国科学的主体是心灵科学，虽然不乏墨家的形式逻辑与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的器物科学，宋明理学、心学时代就非常鲜明的完成了心物圆融辩证一体，实现儒释道合一。西方器物科学统治世界也不过是几百年而已，人类绝大多数时候是心灵科学为主体在支配指引器物科学发展。如果器物科学、人类文明脱离心灵科学的驾驭平衡，世界秩序就会走向失衡，整体毁灭。可以说，言知器物科学而不知心灵科学，并不真知器物科学；而言知心灵科学，而不知器物科学，也并不真知心灵科学。因为，宇宙就是“大作一人”，就是柏拉图所言的：神是永恒大写的人。中国的天人合一、日本的神人合一、印度的梵人合一、西方的与上帝合一、阿拉伯世界的与真主合一，都是一种方便说法，都揭示宇宙是个大生命体，有大灵魂。而人类五大主流宗教文明本质上是心灵科学，是指引人类从小生命向大生命进化之路的宇宙科学。生物全息，一个干细胞包括生物整体的信息，可以复制出整体；同样，宇宙全息，一念包含有宇宙全部的信息，可以创造星空。

所以，陆象山悟道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佛陀悟道言“心即佛”。所谓儒释道耶回的核心智慧，就是教导人们创造星空，成为宇宙大树上诸多正果的宇宙科学。佛家修心的关键发“菩提心”，就是依照数学原理“同心圆同构一一对应”，实现天人合一的宇宙科学。之所以发生“霍金悖论”，是因为霍金不懂东方生命宇宙科学没有将宇宙作为大生命体进行研究。这也是爱因斯坦“统一场论”失败的原因。（参见刘浩锋：《心力学原理：上帝心力创宇宙引力场的科学证明》、《天人合一同构原理：破解霍金“黑洞悖论”》，摘自《和学——中华文化复兴宇宙科学》，第一卷《和学概论》）

段先生将黄帝道术作为母系文化的结晶，将《金人铭》“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作为整个黄帝道术的逻辑核心，固然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然而，至于为何并没有说明白？《老子》也说：“知其雄，守其雌。”《孔子家语？观周》亦载：“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 可见，儒道两家是继承并拓展黄帝之学的关系。为何黄帝会说“执雌持下，人莫逾之”？

段先生显然并未从中获得与伏羲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要寻找文化的根基，自然是要找到组织文化大厦的基本逻辑工具。就像建设一栋房子首先得有设计，将心中的房子影像通过逻辑思维抽象描述出来。逻辑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根底。只有找到了这个根底才能融会贯通其他诸文明。否则，停留在“执雌持下，人莫逾之”的认知基础上，还是文化价值功用，并非逻辑形式与逻辑核心。真正的逻辑核心是贯通一切可推理出一切的宇宙逻辑。是“一即是万，万即是一”的那个“一”。黄帝之所以言“执雌持下，人莫逾之”，是因为万事万物遵循天道宇宙法则呈现“盈消虚长”、“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周行不殆辩证运动，也即是佛陀的万物皆处于“成住败空”轮转循环之中，一切都不可执着，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都有劫期，唯有因果不空，法性不灭。物壮则已，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等原理就是来自于此。“执雄持上”则物极必反走向衰亡，只有“执雌持下”才是长久长胜之道，是道之功用也，而非中华文化的逻辑核心。逻辑核心是普遍有效的天道辩证法则，正道与反道都在其间。它能解释宇宙一切，逻辑推理出一切。

任何事物在发生成长的过程中，同时就不断接近死亡。先秦诸子文化，一边是继承伏羲以降的天道思维与精神道统，一边同时不断细化异化发展走向衰竭。北宋周敦颐首开“理学”完成儒释道合一，这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最高峰，随之开始走向新一波衰落；北宋至今一千年，衰落之后又是新一轮复兴，完成儒释道耶回科学等东西方文化整体性大融通大综合大创新。这好比是一颗大树，先秦诸子百家就成了繁盛的枝桠。黄帝文化是树干，伏羲文化是埋在地底下的树种树根。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就是完成中国核心智慧“天道”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收获人类文化精神的大正果。

老子从天道宇宙法则中窥见此理，宇宙万有处于不断成长往外扩展堕落的过程，故言：反者道之动也；并提出三宝：“慈，俭，不为天下先”、“知其雄，守其雌”，倡言小国寡民、无为、混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柔弱、哀兵等。而孔子多次求教于老子而悟道，亦言“克己、爱人”。并将之广大，成为社会的道德规则与典章制度，乃“复礼”。爱人即“仁道”、仁学，“克己复礼”，光复周朝“礼制”。

正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而段先生将黄帝“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作为黄帝之学的逻辑核心显然没有了解中华文化最究竟的核心智慧“天道化生宇宙一切”的奥秘所在，是不究竟的，它最多是黄帝之学的功用价值描述，而并非黄帝之学的深层的逻辑核心。其深层的逻辑核心是以宇宙为论域，彻底接纳阴阳矛盾关系的天道宇宙科学法则。毫无疑问，逻辑是科学的基础。逻辑的数学形式系统、符号系统才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宇宙逻辑奠定宇宙科学基础，宇宙科学必然依赖宇宙逻辑支撑。天道辩证逻辑或者传统周易数理逻辑系统抑或赵总宽教授创建的皇极逻辑与数理辩证逻辑DPA形式公理系统和PGn+形式公理系统，就是遵循天道宇宙法则所创建。而中世纪逻辑学著名的“邓斯各脱”定理，则是反证了“在形式系统中，假设矛盾成立，那么 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唯有明悟到这个层面才能将之贯通实践到万事万物之中，实现一通百通的大觉格局。

而段先生由“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主观升华阐释，生硬连结自由、平等、民主与权利将之作为母系精神，则不免和刘军宁将天道和自由主义生硬组合“天道自由主义”一样，缺乏内在的逻辑力量。事实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者从人类文明整体比较而言，一个是阳性文化，一个是阴性文化。西方概念中的自由是寻求个人自由至上成为新的上帝，这个极端导致柏林的“允许狼群的自由就必然意味羊群的死亡”一样，欧洲启蒙运动以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都刻意忽略了自由的前提是假设人性私恶为基础为前提的。在这假设性基础上的平等民主与权利已经失去了平等民主与权利的真实性科学性，而是周期社会的财富流入少部分的强者资本家口袋，事实上成为少数人在公开或隐秘的操纵政治经济文艺社会的秩序。“斯密悖论”由于不能发现西方文化形式逻辑工具的局限所致，而无法超越周期对立割裂而不能统一的困境。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就是要完成逻辑工具的从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的转向，然后用普遍有效的辩证逻辑工具来构建新的政治经济文艺社会秩序与世界新文化价值，才能跳出周期两极分化危机。

因此，西方没有经过改造的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不是母系精神，自由必须是以公善道德为基础，构建均衡维护每个人的自由私利，达成个体与集体辩证均衡，局部与整体辩证均衡的自由精神才是母系精神。母系精神，是阴性精神，不是霸权殖民掠夺，而是包容一切内圣外王的王化天下的精神。也即是《共产党宣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自由的质量因为贫富、文化素质、社会分工差异是不一样的。穷人无钱就不能漂洋过海发展，富人有钱可以移民海外。因而，自由被法律所约束界定，成为一种虚拟性基础上的公共原则。平等也只能是人格意义上与法律权利上的意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依然会导致阶层异化。要实现整个社会同等质量的自由发展，必然要求个体素质、财富多寡缩短差异，整体齐头并进。孔子明天道说的“利人利己，均衡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贯穿辩证逻辑思维的均衡价值与均衡自由的理性秩序。

要充分吸取西方自由成为罪恶的庇护所，成为资本家压榨工人，政客对外扩张输送鸦片大炮生动借口的历史与现实教训；自由也不能是向人民举起屠刀清算的刽子手，正如专制不能成为罪恶的庇护所、压榨工人、对内残忍、向人民举起屠刀一样。依托形式逻辑思维构建的自由与专制概念是两极割裂的状态，是一种思维的两种极端表现关系。自由，有道德觉悟基础上的自由，也有失道的损人利己的自由；专制有公心至上造福天下的圣贤专制，是以天下为大家庭、四海皆兄妹而尽职尽责服务，这是中国夏朝以前原始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道统；也有私利至上巩固狭隘利益的独夫民贼专制，是以天下、国有为一家之私服务，处处都是他的敌人加以防范管理，这是夏朝以后父系私有制以后的沦落。此外，自由过多成无政府，专制过多成极权，都不可取。而把握两者之间的度，实现自由民权基础上的专制集权，与专制集权下的自由民选，就需要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来分析处理。专制集权只有真诚为天下人谋福利，忠诚为天下公共利益服务才具有合法性，避免斯大林式的人物。自由民选只有选出公认的圣贤君子才具有合法性，避免西方民选出希特勒式的人物或贪腐总统，仅仅代表局部利益、派性利益的格局。这种组织方式即是科学圆满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这种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分析处理问题，黑格尔叫做理性。

正是因为天道作为中华文化核心智慧，作为宇宙科学法则，只有掌握了依托天道构建的辩证逻辑工具，才能将东西方文化的逻辑从根上打通。

段先生研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颇为深厚。然而，五权宪法只是形式上依照天道五行思维的设计，民族公天下的圣贤禅让制灵魂并没有体现在宪政制度之中。政党恶斗形成的互损循环并没有完成中国化的改造，纳什悖论从数学上证明，博弈双方或各方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最后导致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整体效益最小的格局，它反证，只有均衡利人利己才是整体共赢之道。西方政党之间的博弈是破败互损之道，政党合作协商民主的模式才是符合真理原则，比政党恶斗的政治在制度上更具有效益。政党只有合作选出代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圣贤人物，才能和平禅让，才使得政治即保障了民主，又保障了政治伦理向善方向运动。

我在《政治科学原理》（参见刘浩锋：《和学——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第四卷）一书中指出：民主的发生本质是通过程序展现每个个体心灵价值认同与目标选择；民主的目标本质是集权。无论代议制选举出议员还是直选制选出总统，都是每个个体心灵认同一定公共准则，接受制度规范与程序运行的后果，最后意志集中体现于议员或总统。在一个不讲道德鼓励损人利己的社会里，民主给人们提供了消极平衡的组织方式。也为狡猾有实力的资本家物色政治利益代言人，以形式公正的方式谋求并不公正的结果。民主在运作程序中，必须仰赖高昂的费用包装也许存在各种道德假像的公共目标，诱导并不真正知情的公众，从而这样的政治组织方式是被西方圣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弱智低劣的政体。

在东方老子与孔子与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五圣人看来，建立在知识与美德上的、符合宇宙秩序的圣贤智慧更为有效的直接体现集体与天下的公共目标，这种政治就是公天下的圣贤民主集权禅让制。这两种方式都是最后达成集权的目标。后者通过历史长时期的检验获得民众心灵的普遍认同形成公信力，前者是往往是短暂的繁杂的程序几年发现选出贪腐又重来的纠错过程；后者是相信人性可以获得提升，人们可以觉悟成长为具有神性大善、大灵魂、大智慧的圣人君子存在，后者是相信人性是不断堕落，人们只会成为具有兽性私恶与魔性伪善、小灵魂、小聪明的小人存在。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的政治运行模式。

政府是应人类谋求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福祉的和谐公共秩序而专门建立的组织形式，以实现政治集权管理服务的目标。在人类社会最初的政治生活形态中，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它们的政治体制是以“天下为公”为灵魂的“圣贤集权禅让制”。每次禅让轮替，实现朝野利益的互补与动态均衡发展。受禅让的对象是代表“朝野混合均衡、共同利益”的国家圣贤人物。从而避免传统各种利益对立割裂互相倾轧的愚蠢的模式，实现利益互补、混合均衡、圆融统一的和谐政治模式。它的政治思维是普遍接纳阴阳矛盾关系的天道辩证逻辑。它的价值主张是符合天道宇宙法则均衡圆满之道的“利人利己、多方互补、动态均衡、整体共赢”为核心原则。

政治后来的发展由于人心失衡、思维偏执的“失道”特征，陷入逐恶行私的私有制极端，出现私天下封建专制、资本主义恶斗民主、国家王权政治立宪互相割裂的混合制度等各种政治模式，人们卷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丛林规则主导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政治远离了政治开始的初衷，形成了“政治悖论”。只有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是公天下圣贤为首的民主集中禅让制的宪政模式，结束了西方政党恶斗互损循环与私天下的极端，实现了政治互爱、朝野均衡、整体共赢的良性、稳定、和谐发展模式。虽然，它仍然存在各种不合理不科学之处，比如民选宪政不足，比如圣贤德政不够等等。但只要依照天道宇宙科学法则去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将来就一定能够为全球政治与治理提供 “混合互补、动态均衡、整体共赢”共和共生共享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