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深入探索“新时代”：学习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思想体会

文/  本社特邀主笔 金玺  湘夫

正在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举世瞩目。会上它将做出百年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每一个历史决议，都会对后面的新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往往作为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标志。

如何正确认识百年党史，深入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新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是关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党史研究。他说过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稳，又谈何长治久安？大道不彰，小道必猖。我们的看法是，新时代必须重修党史，对百年党史亟待需要形成一个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主流评价体系。只有主流通畅了，大大小小的支流才不会泛滥成灾。我们必须靠理性的认知来形成新的历史共识。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也就无法正确认识未来、引领未来。

作为民间独立学者，我们不妨以自己的视角来对百年党史做一个大致分期梳理工作，主要是为了探索21世纪新时代的历史内核与内涵乃至延伸。我们避免采用领导人个人来对党史做分期，譬如“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类，而是根据党在一个比较长期的历史阶段制定的中心任务来做分期。回顾百年党史，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党都制定了一个明确的中心任务，并动员全党、全国之力量去实现这个共同奋斗目标，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和几代人的努力，会历经几任领导人。按照这种思路，百年党史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与重建大一统秩序

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从建党到建国这30来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重新统一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国。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不仅统一了全党，也统一了全中国，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新中国的红色基因也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2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但自从清王朝崩溃后，“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也随之崩溃。中共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它以无产阶级革命之信仰，按照苏俄革命的严密组织形式，重新建立起了一套“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这套思想体系是非常成功的，红色革命成为了这一代人的普遍信仰。

没有大一统，就没有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底。“五四”时期，连胡适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抗战时期，中共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苏雪林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描述：“左派势力活跃，整个文化界都被他们垄断。他们的理论既娓娓动人，其宣传的方法又无孔不入。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向中国侵略，政府态度不明，四万万人都抱有行将为亡国奴的忧惧。不但青年感到万分的苦闷，我们中年人也感到万分苦闷。左派理论，恰恰指引我们一条出路。于是大家如饮狂泉，如中风疾，一个个左倾起来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透顶，知识分子也好，普遍民众也好，都是一边倒地选择了中共，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史实。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能打败国民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汤武革命”，不是重建皇权，而是要探索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意识形态方面做得是最成功的，因为他们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代人。经历百年风雨，沧桑巨变，红色基因已深刻融入进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中，这不是谁想否认就能否认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教训

第二个历史阶段可称为“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即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30来年的时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探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道路。

建国之初，经过多年战乱，中国国防科技与现代工业，尤其尖端科技与重工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在前苏联的援助下，1956年“一汽”第一期工程建成，中国就能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重工业占比从1949年的7.9%迅速提升到1956年的21.7%；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初步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基础^[1]。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1年建成了第一艘核潜艇。另外像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发明青蒿素等一批诺奖级成果，也都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做出来的，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要知道，建国初期文盲率高达90%，当时全盘引进前苏联的科教体制，迅速培养了大量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科教体系。新中国推行的是“工农兵文化”，目标是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培养了大批亟需的工程师，而旧式精英文化则是被改造的对象，中式和西式的精英文化几乎被完全摧毁，^[2]损失也非常巨大。新中国摧毁了旧社会，希望建立新世界，当时别无选择，只能“一边倒”，选择倒向前苏联，被迫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换来了前苏联的大量援助，没有这些援助，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要推迟一代人。应该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还是比较顺利、成功的。

1958年大跃进，就是想把国民经济发展搞得更快一点，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战争年代里拼杀出来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习惯于用战争思维方式来搞经济建设，这也并非毛一人之思想，当时大家几乎都是这么想的。

在毛看来，大跃进这条总路线是必须要坚持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而经济指标高低是可以调整的，这只是一个战术问题。他打过一个比方，说自己刚上井冈山时，就打了败仗，但不能说上井冈山这条总路线就错了。路线斗争一直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说法。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本意是想“纠左”，开一个“神仙会”，把高指标降下来，会前他也鼓励彭德怀发言，当时毛退居二线，并不在中央一线工作。但没想到彭的发言得罪了许多一线领导人，尤其是地方大员，他们纷纷反对彭，甚至恶意诽谤彭，结果事情越闹越大，“纠左”变成了“反右”，彭本人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庐山会议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纠左”没纠正过来，“反右扩大化”却越演越烈，大跃进的“共产风”、“大办特办风”也越刮越猛，最终就导致了1959-1961这三年灾害，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里只总结一点：本来，党内高层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容易调整过来的。但如果这种政策分歧一旦演变成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就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出现这种灾难。说到底，就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是一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

我们接着来讲1966年的文革。讲党史，如果不讲清楚文革，那这个党史就是不完整的，缺失了一大块东西。

文革源于中共高层（毛刘两人为代表）在政策上的分歧。毛是党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当时刘在一线负责，两位主席在工作上有分歧，这本来也很正常。但如果两人基本思想没办法协调，冲突起来，本来正常的工作分歧就会演变成一场非正常的权力斗争。最后毛刘两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完全对抗起来，这当然是要不得也行不通的，湖南人的倔犟性格可能也是个重要原因。

政策分歧还好调整，如果演变成路线斗争、权力斗争，那就没办法协调了。更关键的是，刘还处在“接班人”这个敏感位置上，这更加让毛疑心重重。毛晚年对选接班人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标准的，文革中他明确指示过：“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要。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4]所以，毛大力支持“造反派”来夺权，然而，这就跟中共元老们直接发生冲突。毛发动文革的心理动机，可能是源于他担忧党内权力固化、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的那一套政治理念，希望通过没有权力基础的年轻一代人来冲垮板块化门阀化的权力结构。但中共元老们是打天下的一代人，他们的权力结构是刚性的，毛虽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也没法打破这种刚性的权力结构。后来毛和林彪的冲突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毛是想用张春桥来代取代林的接班人地位（或许也是试探林的态度），但林根本看不起张，私下里说张是“阴沟里的泥鳅”。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系人马集中火力攻击张，惹得毛勃然大怒，从此毛林两人势若水火。林此举犯了毛的大忌：“他们名为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5]毛是想在文革派里选接班人，希望林能支持，但林却站到对立面去了，这是毛的政治底线，他绝不可能让步。“选接班人”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所有政治博弈的顶点，这是党内各派势力斗争的聚焦点，也是晚年毛最大的一块心病。

毛搞文革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人”上台，但元老们刚性的权力结构却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怎么可能服从这些没有根基的“年轻人”？党内尤其是军内的山头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以毛的绝对权威，尚不能完全摆平，何况他人乎？毛未能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后来邓也没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究竟如何民主选举产生，这个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搞不好还会出现非正常的政治危机。

如果用“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这种简单的说法来解释文革，这是远远不够的。文革是一场民族浩劫，它对中共意识形态形成了一个重大历史拷问。不把历史问题讲清楚，那我们就会永远背负着历史包袱，也就无法走出历史阴影。可能是因为一些历史亲历者还健在，许多问题不太好去讲，但历史问题终归是要讲清楚的，或许这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三、历史大转折：改革开放的珍贵精神遗产

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也是30多年的时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改革开放，对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崛起。

改革开放是建国30年来的第一个历史大转折口。文革结束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力荐邓小平、陈云等人复出，客观来说，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元老们开创的，其后续包括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这四代领导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

1989年，由于戈尔巴乔夫经雅科夫列夫（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被策反、驻加拿大大使、苏共中宣部长）介绍接触撒切尔夫人，在庄园秘密加入共济会阵营，然后与美国里根总统（共济会员）互相配合大演双簧，大搞军备竞赛，硬硬拖垮了苏联财政，导致军心官心民心离散，活活解体了超级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共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中国成功融入经济全球化，中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其实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商品和中东石油一样，在国际贸易中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制造就是美元霸权的一个“头号打工仔”。有这样一个能干重活、脏活、累活的“工人”，中美关系能不好吗？但由于美元的“特里芬难题”无法化解，中美关系这种经济合作基础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党内也形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腐败，甚至到了“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这个地步。

跟文革一样，腐败对中共意识形态形成了另一个重大挑战。如果我们细加分析，导致文革和腐败的深层次制度原因是一致的，^[6]搞清楚这个问题，也是理解新时代之所以“新”的一个切入点。

文革结束后，邓这一代中共元老们自己主政时，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都不能亲自执政。他们就安排好了接班人序列，来实现自己制定好的政治路线，保障这条政治及政策路线能执行到底。元老们跟毛一样，属于打天下的一代人，其权力结构是刚性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其政治权威也是“魅力型权威”。元老们制定的政治路线就是改革开放，而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这四代领导人就是元老们协商的结果，都是元老们安排好的接班人。改革开放是他们共同的执政目标，而且都是严格执行了元老们的既定方针。这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均来源于党内的惯例和传统，特别是来源于元老们的直接指认，其政治权威就是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型权威”。

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时代，有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那就是他对改革开放的几点告诫，算是给改革开放划出了红线，提出了警戒。一是，提出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二是，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三是，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如正和岛、泰山会等），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111）四是，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五是，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新时代精神，必然要承上启下去通过制度化、法律化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文革的教训，元老们意识到权力都集中到一个领导人身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党内也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核心”，怎么办？元老们倾向于设计一种比较宽松的常委制，几个常委各管一摊子事，权力相互制衡，党主席这个职务改成了总书记（这也是邓担任过的职务）。在元老们的设计里，这其实就是一个总协调的角色。由于“核心”不硬，几个常委谁也管不了谁，各行其是，“九龙治水”，党管不住党，也管不住军队，最后演变成党内各大贪腐势力瓜分国家战略经济资源，“经济寡头”没人管也管不了的乱局。在中国政治制度及权力结构中，必须要有一个“核心”，“核心”太软或太硬，都容易出问题，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到了新时代，这个“权力核心”如何再往下传承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然而，它也到了最终要解决的关键时刻。

四、学习新时代精神：深入探索新时代道路

第四个历史阶段就是“新时代”，从十八大开始、到十九大正式确立，也就是从建党100周年到建国100周年，大概也是30多年的时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为什么“新”，它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时期，最关键的变化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求实》杂志上发表的《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就是全面阐述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献。其次，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新时代这个“新”，它确实是到了一个脱胎换骨、破蛹化蝶式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十八大以后，首先，中国强制性关停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链，重点解决“卡脖子”难题，努力提升工业化整体水平，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的更高层次上展开竞争；扭转出口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启动内循环经济拉动，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中国经济短板；倡导“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式来力推人民币国际化，与非西方贸易伙伴大力开展本币结算，这已经动摇了美元霸权体系的根基。所以，美国人说我们不遵守国际秩序，坚决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甚至威胁要跟中国全面脱钩，这其实是中美两国为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做出的战略性博弈。

我们来看两组经济数据。目前中美经济规模已非常接近，2020年美国GDP为20.6万亿美元，中国为15.6万亿美元，但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1∕3，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国际贸易额占全球12%，高于美国的10%，其中中国大陆加上香港的出口占比为18%，远超美国的8%。但是，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目前人民币大概只占2.2%，美元占40%，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只占2.4%，美元占60%。这两组数据意味着什么？就是中美的经济实力与经济权力极不平衡，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公平。中美全面竞争是必然的，今后来自美国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对此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基辛格最近警告说，如果中美不能就新的全球秩序达成谅解，世界将重回“一战”前的情况。美国人集犹太人的商业精明和央格鲁-萨克逊人的地缘政治深谋远虑于一体，所以，我们只要不犯战略性错误，并有足够的战略耐心，等美国人把手上的牌都打完后（台湾问题是美国人手里最后一张大牌），中美自然就会重新洗牌。

关键是，在跟美国全面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决斗争，但也不能破局，这样此消彼长，最终中美可能会达成某种全球秩序新共识，形成某种世界新格局。这个过程，少则10年，多则30年，必然会分胜负，见分晓，但目前中美都没有决胜的把握。中美的竞争，将是两个全球体系与两种世界观的竞争，谁将最后胜出，不仅取决于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科技的领导力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力，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号召力。

因此，新时代体现在政治上，就必须要有传承基础上的开拓创新。停滞不前，固守不变，和美国也就难分胜负。如何在中国既有的制度上大胆革新，科学探索创建超越美国的制度、达成德治与法治、集权与民主、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等混合结构政治制度，是一种必然历史趋势。笔者不妨提出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制度的创新，必须符合这么一个原理：社会主义的公平驾驭资本主义的效率，宏观调控驾驭市场经济，集权驾驭民主等。这样做的目的，确保公权力在继承中向善运动，并能让整体驾驭局部，避免社会分裂动荡。一定要避免资本财阀同盟形成的深层政府对民主政府幕后操纵的美国民主制度方式。或者说，公共的交给国家，竞争的交给市场。如果一旦错位，把公共的交给市场，就会发生少数资本家勾结公权力奴役广大人民群众，就严重违背初心，就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背离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轨迹。从这种角度而言，中国当前很多公共领域无原则的让渡给市场尤其是西方资本，还亟待纠错回归正途。

中国只要自己内部不出问题，顶层设计不被西方深层政府操纵，最高决策层不犯前苏联式掏空财政、枯竭税源的政策大错，全党、全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再用四个五年计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的市场潜力和中国人的创造潜力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当然是极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战略远见。虽然可能有点操之过急，仓促应战，但中国这艘巨轮已驶离风平浪静的浅湾，一头扎进了惊涛骇浪的大海深处，新时代已全速启航，历史再也无法回头。这就像打仗，一旦开打就必须听从指挥，全力以赴。但这些新发展战略、新施政纲领，在党内也不是没有分歧，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或许还需要再做调整，所以，新时代领导人能否动员起全党、全国之力量，即使遭遇到重大挫折时，也能坚定不移地带领大家走下去。特别是，这些分歧和挫折不会演变成像文革那样的党内路线斗争或权力斗争，关键就在于领导人要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来“摆平”党内分歧，统一全党认识，做出正确决策。

但新时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不再是“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他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法理型权威”。因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权威完全是自己打下来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威往往源于第一代领导人的任命，而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威必须建立在合理制度的基础上。十八大以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产生，不再是继承中共元老们的“政治交代”，而是党内各派势力协商的结果，这就是往“法理型权威”迈进了一大步。所以，在新时代，靠个人崇拜和延续传统，已不太可能树立稳固的政治权威。要是不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那么改革可能走错路或者走回头路，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体现了法理型权威的内在要求。一个现代社会，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必须建立在一套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之上。如果这套成熟的政治制度不能建立起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也就很难实现。从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变，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法理型权威不能建立起来，魅力型权威的幽灵就会永远存在。这对新时代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最后的政治决定或许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

新时代是伟大的事业，也是孤独的事业。推开历史大幕的重担，最终只会落到少数几位领导者的身上。如果不是出于内心坚定的社会主义公天下信仰，任何改革伟业都不可能做成功，这或许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理想信念”。历史上，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了两次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一次是闹革命，解放了农民与土地；另一次就是搞改革，解放了企业家与市场。这两次变革都是从底层发动起来的。革命是“逼上井冈山”，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从下往上，它极大激发了人民内心的激情，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支持。

新时代的深改不一样，它是顶层设计，是从上往下，就有点“高大上”，“不接地气”，普通人其实并不关切这些宏伟远大之目标。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改革把市场还给人民，就点燃人民的希望，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国家可以去做伟大的事情，但不能强迫人民也去做。如果能调到起人民的积极性，让他们自愿跟随去做，这才是智举的伟业。如果不把人民内心的激情激发出来，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这样的深改也是很难行稳致远的。

深改无疑是啃硬骨头，趟深水区，滚地雷阵。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和爆发点，去点燃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渴望的那股子激情，这股强大的从下往上的底层力量，只要与从上往下的顶层力量一贯通，就会冲破深改面临的深层阻碍，再次爆发一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准确全面认识百年党史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就是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全党，高举习近平思想伟大旗帜，把新时代开辟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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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二）[J], 社会科学论坛,2011(7):64-85.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92,389.

[6]吕陈君.文革与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分析[J],领导者（香港）,2018(6):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