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媒披露，随着美国新政府上台，拜登的对华政策团队也陆续曝光。据悉这个团队集合了新生代中国通、民主党鹰派的外交智囊，包括曾尝试与中国“接触”却大失所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沙利文、坎贝尔、罗森伯格这三位执掌拜登中国政策的资深官员。以及八零后的杜如松(Rush Doshi)、格维茨(Julian Gewirtz)接任国安会中国主任。他们重新强调团结盟友、达成“力量的平衡”来对抗中国，而不是期望中国会从内部发生改变。
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周，白宫发言人莎琪（Jen Psaki）”曾在记者会上为美中关系作了清晰的定义：“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将是21世纪的标志性竞争。
美前亚太助卿Kurt Campbell（坎贝尔）担任亚洲事务主管
拜登上台交接以来，从白宫、国务院官员到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各级官员就中国问题表态传出一致信号：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大方针，对“战略竞争对手”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拜登承接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提出的“印太战略”概念，在白宫国安沙利文（Jake Sullivan）顾问之下，白宫国安会进行组织架构的重组，新设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职位，由坎贝尔（Kurt Campbell）出任。坎贝尔管辖三位高级主任，分别是负责中国事务的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负责南亚事务的古哈(Sumona Guha)、及负责东亚暨大洋洲事务的凯根(Edgard Kagan)。
出任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美联社）
成立于1947年的国安会，一直负责为美国总统制定外交及国安政策。这个曾因全球冷战而设置的智囊机构，也随世界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据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安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的葛林 （Mike Green） 回忆，克林顿政府时代，国安会内欧洲办公室规模仍是亚太办公室的两到三倍大。
据悉，葛林曾向美国之音记者披露，拜登上任后国安会的印太办公室规模扩大史无前例。这表明了亚洲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而中国则是美国面对最重要的挑战。国安会内其他高级官员们，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等，都围绕着中国。
希拉里是鹰派外交老将共同交集点
据悉，沙利文、坎贝尔、罗森伯格这三位是执掌拜登中国政策的资深官员，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段最大的交集，不仅是奥巴马，更是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希拉里·克林顿。
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Jake Sullivan）（路透社）
据外媒透露，在希拉里2009年至2013年担任国务卿时，沙利文就是她的首席政策幕僚。坎贝尔则担任国务院东亚助卿。坎贝尔还是当时“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的设计师，也在2012年赴北京美国大使馆处理陈某赴美庇护一事。罗森伯格则曾担任当时国务院副卿布林肯的首席幕僚长，后担任希拉里竞选总统时期外交顾问。她近年加入智库研究对华政策，尤其关注中国虚假信息战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四十三岁的沙利文2020年5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活动上公开称：“我将中国崛起视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地缘政治事件。”他与坎贝尔都肯定特朗普将中国定调为“战略竞争者”，但反对以冷战思维对抗中国，并批评特朗普政府忽略了盟友力量，用“双边关系”模式处理中国问题。
现年64岁的坎贝尔则在2020年1月亚洲协会的活动上阐述中国问题：“给予中国一个和国际社会合作的选项，这是可能的，而且是以一种各方都受益的方式进行，同时提供清晰的步骤。如果中国继续行进在一条让该区域其他国家都十分担心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后果……。”
美国不仅要联合盟友，解决贸易、科技、军事等战略性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让亚洲国家明白，美国已死的谣言不对，美国将会继续在亚洲发挥主导地位作用。
坎贝尔反省美国四十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指称“华盛顿对于重塑中国抱有太大的信心”，但“胡萝卜和棍棒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动摇中国。”
八零后 “新中国通” 接任国安会主任
在拜登国安会的中国相关任命中，还有两位八零后面孔，由杜如松(Rush Doshi)、格维茨(Julian Gewirtz)接任国安会中国主任。他们直接通晓中文、可以阅读中国官方档，拥有接触中国的经验。这与老一辈“中国通”不同。
在老布什时代曾担任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作为老一辈的“中国通”，他们心中的是文革后中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国经济风貌发生巨变；而这群坐在美国课堂听老中国通分享见闻的新生代，在近十年间到了中国却有着全然不同的体验。
2012年，杜如松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的成员在云南工作了一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深刻观察。他在进入白宫之前担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s）中国战略计划主任，在2021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暂译)中，杜如松尖锐地剖析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三次外交战略转向。
杜如松认为，第一次“转向”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邓小平、江泽民表面采用“韬光养晦”外交路线，但却开始以贸易、加入区域组织等方式弱化美国影响力，目标是重新制定规则。第二次“转向”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看准美国衰退，胡锦涛转而强调在外交上“有所作为”，坚定了建立区域秩序的决心，这包含之后的一带一路政策。第三次“转向”，则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中国看准民主国家正在退出他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更有野心地挑战美国地位。
“中国希望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有所减少，在某些国际联盟中的地位被终止、或至少被怀疑。”杜如松2020年12月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研讨会上分析，中国现阶段的战略，是利用美国淡出亚洲时机，一方面在领土上以北京立场解决纷争，另一方面打造中国成为亚洲经济金融中心、成为区域规则制定者，最后再以各种手段惩罚“不尊重北京立场”的国家。他提到，目前澳大利亚遭中国外交、经贸打压就是最好例证。
年仅32岁的国安会中国主任格维茨(Julian Gewirtz)从小就学习中文。2009年，他赴北京知名媒体人胡舒立负责的《财经》杂志社实习。那段经历促成他日后研究美中经济学家往来历史的兴趣，于2017年出版《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改革者、西方的经济学家和全球化中国的形成》一书。
“在我看来，如今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加倍地认为经济政策应在许多情况下服从于政治。 这意味着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寻求新理念、在公开辩论时，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格维茨在2019年一段公开演讲中分析。
这只集合了新生代中国通、民主党鹰派的外交智囊、曾尝试与中国“接触”却大失所望的理想主义者的队伍，不再以期望中国发生改变作为出发点，并且重新强调“力量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来对抗中国。
2021年1月12日，坎贝尔与杜如松合写了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的文章，文中点出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北京更加大胆的“领土冒险主义”，让区域更加不平衡，而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作法，让中国更有重塑亚洲秩序的机会。因此，美国有必要重新与亚洲接触。
文中提出思路，美国应该针对特定问题建立特定机构，充分利用现有多边机制。比如针对贸易、供应链议题，在西方七国集团（G7）基础上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组建“民主政体十国集团”（D10）；在应对中国军事扩张议题上，则从现有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联盟(Quad)继续扩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如是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联社）
对此，葛林认为，“这群思想家们不再寻求与中国建立信任，他们认为美国必须更加强硬。”针对中方的激进作为，只是更加强化拜登政府以及美国两党更强而有力的对华共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就任满1个月发表其首场外交政策演讲时说：许多国家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但仅有中国有撼动现行国际体系的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实力。因此他把应对中国挑战列入了8大优先工作。
布林肯还说：许多国家都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包括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美国也有很多必须处理的严重危机，包含也门与缅甸危机，但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同。因为“中国是唯一具备足够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实力，能严重挑战现行稳定开放国际体系的国家，挑战让世界照我们所希望方式运转、符合美国人民利益且反映他们价值的所有规则、价值与国际关系。”
一个月前，拜登团队号称的首要威胁还是俄罗斯，中国则是最大竞争对手。一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罗列的8大优先事项中的最后压轴事项则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为这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在8大优先中，中国是唯一被列入的国家。
布林肯列出的前7大优先包括：对抗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强化全球卫生安全；改善经济危机、建立更稳定且具包容性全球经济；让民主重新复苏；建立人道且有效的移民制度；重振与伙伴盟友关系；处理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能源革命；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导地位。
布林肯还解释了如何与中国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美中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敌对时敌对。其中共同点是美国都须从强而有力的立场应对中国，而这要靠与伙伴盟友合作，而非贬低批评他们，因为众人力量会让北京更难以忽视。
布林肯还表示，美国应进行外交工作并参与国际组织，因为美国若退出，缺口就会被中国填补。他强调，美国应起身捍卫自身价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会更加逍遥”。
同一天，美国参院财委会通过戴琪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任命案，参院预计下周表决。台裔美籍的戴琪曾表示，会确保中国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承诺，探索所有可能选项，推动中国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确保两大经济体间的公平竞争。她说：美国总统拜登认为关税是有价值的政策工具，是美国修补公平贸易政策工具箱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可与其他国家合作，在“灰色地带”制定新贸易规则，以向中国问责。
因最近的台海局势变化，两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上周五重新提出一个曾在上一届国会提出的决议案，呼吁拜登政府抛弃陈旧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的会员身份，并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协议谈判。这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分别为：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Tom Tiffany, R-WI)及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 R-PA)。
在蒂法尼3月1日发布的声明中说，“40多年来美国两党总统都在重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是时候我们废弃这个过时的政策了。”（责编 刘闻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