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李嘉诚挑战北京？

李嘉诚挑战北京？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文 / 本社社长总编辑  和学创始人 刘浩锋

题记：2019年香港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主要原因是：政治上，习近平对台湾抛出的一国两制解决和平统一。经济上，就是北京至今强调的“房住非炒”，与反腐不设禁区等利益上的驱动；而引渡条例，是一把政治上可以抉择的刀子，它可以对向不听话在大陆兴风作浪抬高房价的香港垄断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在香港抓捕任何一个垄断利益集团，乃至收缴在大陆各种不法所得，没收在大陆的地产，重组香港地产。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李嘉诚才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十年前， 中央党校研究室崔振椿先生与我香山会晤，他高度评价李嘉诚先生为“商佛”。建议我向他学习，做大做强商业。我将信将疑。但我努力关注有李嘉诚信息的一些文字，隐隐约约感觉李嘉诚很伟大。

我记得他的座右铭：实现自我，追求无我。然后，我还记得他办公室挂着清末湖南名臣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我也感受了他的思想境界，就是万事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为人处世、经商立业须依道而行。

而今，我经常在香港，似乎近距离感受香港人民与李嘉诚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真相。关于这次修例风波与潜藏背后香港四大家族对港府特首出台土地房产政策的尖锐对抗关系，随着各界爆料，更加清晰可见。

毫无疑问，李嘉诚们随着改开尤其是97香港回归，不仅搭上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也对香港与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已经完全实现了自我价值。现在，人生暮年，似乎等待他的就是通往“实现无我”的大圆满。

我认为，无我，并不是没我，而是真正的大我。他与众生的利益连成一体，与众生共呼吸，而成就真正的大我。面对香港严峻的两极分化社会，面对上百万人住在棺材房里，我想，李嘉诚先生似乎需要摆脱资本家理性人的立场，而站在百万底层家庭的仁爱立场，选择再一次鱼跃通往人生精神的高峰，以合乎天道的要求来实现“无我”的“商佛”之路。

近期，因反对《修例》引发的激进示威者在香港特区暴力活动不断升级。香港各大地产商、商界及社团近日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声明，要求停止暴力，恢复社会秩序。2019年8月14日，新鸿基地产、恒基兆业地产、太古、信和集团及新世界发展分别在全港多份报纸刊登声明，谴责暴力行为。李嘉诚于8月16日在香港《明报》、《成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东方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 “一个香港市民李嘉诚”的广告声明，声明中写着“以爱之义，止息怒愤”，以此反对暴力。另一款刊于《东方日报》A3版的全版广告，是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名作《黄台瓜辞》名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由于这个典故并非流行，而是李家王朝宫廷政治的象征；语言方式也不合乎广大市民，而是委婉说出了自己对高端在政治上的态度。一时间，引起舆论关注。

“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全文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李贤是武则天与唐高宗之子。高宗死后武则天为实现称帝连番逼害自己的儿子。李贤的兄长李弘之前已遭害，武则天欲再加害李贤，于是，李贤临死前留下此《黄台瓜辞》名诗劝告母亲武则天不要再对子女赶尽杀绝。不过李贤最后还是被武则天逼令自杀而终。

李嘉诚究竟刊发此词意在何处？从宫廷政治而言，《引渡条例》关涉的就是香港与北京。黄台，隐喻的是帝都皇权、北京中央。黄台之瓜，显然是指中央下辖的香港。如此，摘瓜者岂不指向北京？

           最高政治原则下得宠工商精英成为垄断利益者

据北京知情人士透露，以往中央都是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个最高政治原则来思考香港治理。由于以香港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工商界对“民主派”推动的激进普选持反对态度，担心“免费午餐”和“民粹主义”将香港变成高福利的社会主义。而中央早期为了保持香港持续稳定繁荣与促进对内地的投资发展，不得不在香港广大民众与工商精英之间进行平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和2007年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两次决定中，都将均衡参与、循序渐进作为香港政制发展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功能议席与直选议席各占一半，着力维护工商精英界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

随着改开的不断深入，香港四大家族在大陆内地的投资不断增多，进一步出现了香港垄断家族与大陆经济改革权贵集团中新的垄断利益家族彼此互相输送利益构成了利益同盟体。随着大陆反腐的深入，高层大批权贵纷纷倒下。一些权贵垄断利益集团必然以香港作为跳板，将贪腐与灰色天文数字的资产转移出大陆。香港号称是大陆太子党与红二代洗钱的中心与避风港。无疑，这些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坚定不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习中央构建新时代的阻碍。

此外，香港垄断利益集团与大陆权贵垄断利益集团的结盟，它可以以“香港自治、港人治港”的名义，牢牢地避免民主派所要求的免费午餐式的高福利的社会主义香港出现。也就是只能继续维护两极分化的丑陋社会，继续漠视百万底层民众挣扎在笼子棺材房的狭窄世界。

所以，一旦民选出来的爱国派的特首出台填海与大造廉租屋与扩大土地与房屋供给，挑战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香港权贵垄断利益集团，也就是挑战香港权贵背后在大陆的权贵垄断利益集团。这样的后果，一些特首特别亲民的民生政策往往流产并导致入狱。这种政治真相，导致很多民选的特首，早期竞选的愿望并不能得到有效实施，相反，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下不得不扭曲自己的主张。

当民主派的愿景遭受香港与大陆权贵垄断利益集团的双重阻碍时，它不得不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学习模仿台湾全民公投普选，以香港民意来挑战垄断利益集团。甚至，在2007年，民主派退出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梁家杰在竞选纲领中明确宣布要修改基本法，通过议会内阁制取消中央对主要官员的任命权。这事实上，是垄断利益集团结盟绑架了中央，造成了香港民众民意对中央充满绝望。

  引渡条例：香港垄断利益集团害怕什么？

2013年至2014年，中国最精彩的镜头算是对政法委周永康的定性与立案调查。“春江水暖鸭先知”，从2013年开始，李嘉诚不停卖掉中国资产收购海外资产，据悉在英国投资已超过3000多亿港元。目前李嘉诚控制了英国的电力、电信、水务、港口等等业务，有人说李嘉诚已经买下半个英国。

想想也是，那些早期凭着大陆权力高官结盟关照而在内地大兴投资捞暴利的香港几大地产家族，一定惊恐不已。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发的占中事件，则有人在百度上明确地指出背后操纵者为李嘉诚。无疑，在大陆大捞特捞，到处圈土地盖商业地产，乃至违规盖别墅的李嘉诚而言，深怕大陆的司法侵入香港，打破香港作为避风港的传说。比如，长沙市望城县金霞大道一带，由其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的投资。记者曾经一度感慨谁如此浩大的盖那么多别墅？因为，早在2003年国土资源部就明令“停止别墅类用地供应”。无独有偶的是，2004年前后那几年，望城区盖商业别墅成风，几乎失控。比如，同是望城区的雷锋大道西侧黄金西路的别墅。2014年，因为湖南日报内部分赃不均，科层记者向本社举报望城区湖南报业文化城的违规豪华“别墅”引发了湖南日报高层群体倒台，也是那几年违规搞的土地。 

2015年9月12日，新华社旗下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发布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院罗天昊《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该文对李嘉诚撤资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10月15日，罗天昊博客上阐释撰文的目的是因为“地产独大，国之凶兆”。想想香港当今的四大家族垄断着天价房产，让人自然想起“香港地产独大，香港之凶兆也”。9月15日，《人民日报》谈李嘉诚事件称：斯人已去 不必挽留。

此后不久，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2019年2月香港出现的“引渡条例”，恰恰是紧随习总书记1月份高调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向台湾重申提出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愿景之后。习认为：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于2月15日向立法会提交建议，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引发反对派炒作抹黑，“台独”势力也积极参与其中、遥相呼应，美国、欧盟等在港外交机构更以多种形式予以“关注”、进行干涉。

3月15日，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众志”多人强闯特区政府总部引发冲突，声称要政府撤回《逃犯条例》，警方接警后以“强行进入罪”拘捕9名示威者。

香港爆发出的“引渡条例”风波，在垄断利益与英美背景的媒体鼓动下，如火如荼越闹越大，它将底层香港民众长期以来对政府不作为与被高房价奴役的怒火引爆出来。

它直接对北京宣告了，一国两制，香港都没有实现和平稳定，台湾又怎么能够实现和平统一呢？这无疑是直接给北京的一记勾拳。

一方面，香港垄断利益集团旗下的媒体与西方媒体每天都在揭露大陆权贵垄断利益集团的贪腐枉法行为，部分真相是存在的，但也在扭曲着香港民众对大陆的完全认知。一方面，四大家族垄断利益集团在利用港民对大陆的负面认知，把矛头转向北京企图对香港实施司法侵蚀。

其实，即便是香港垄断利益集团与大陆垄断利益集团互为利益勾结，但一旦大陆垄断利益集团突破在香港的司法权，进而会导致财权落空。

在这种情势下，当然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香港垄断利益集团也担忧自己不能自保，所以，李嘉诚收回大陆与部分香港投资转向伦敦。

看看位居副国级的郭徐周之流的饕餮面相，就知道自身利益难保。与其这样，不如表面支持大陆中央，或者中立的姿态，背地里支持港独来保障自己的万世利益不受侵犯。

甚至，谋求勾结西方外部势力，通过绑架大陆垄断利益集团在海外的亲属与大规模的不法利益，来共同制造动荡，达到制造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

他们认为，只有像苏联一样解体了，走资本控制民主的道路才能解除国内外垄断利益集团的后顾之忧。

四大家族的形成昭示香港已进入资本帝国时代

“每一个香港人从早上睁开眼那一刻就在为四大家族挣钱，水费、气费、电费、物业费、交通费、购物费、餐费、电讯费、教育费等统统都得交钱给他们。”网上流传的这段话，正是对香港进入资本垄断帝国时代的一种心声与写照。

我记得马克思理论说过，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就会出现寡头垄断经济，迈入帝国主义时代。这时候的特征就是全社会的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他要求就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帝国主义的命，一夜之间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而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个理论，引发了东欧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引发了中国“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诞生了现在的红色共和国。如今，香港出现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高度垄断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不是也担心将来会被觉醒的底层百万民众，在正义的号召下，革掉他们的命，分掉他们的财产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超人财富与底层百万港民生活残酷的真相。

众所周知，香港四大家族“超人”李嘉诚，“四叔”李兆基，“鲨胆彤”郑裕彤和“洋杂大王”郭得胜，四大家族分别有着各自的商业风格和社会地位，但均是以地产为主营业务。所谓“四大家族”实际上并非是只有这四大家族，而是这四家权势最大的企业，正是香港社会金字塔顶端最具财力的代表。在四大家族之下，还有包括新鸿基郭氏家族、中电控股嘉道理家族、利丰集团冯氏家族、霍氏家族、利氏家族等等，基本在香港每个重要的行业中，都有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家族把持着行业绝大多数的资产。和700万香港普通百姓市民关系最大的房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行业中，商业家族获得了为数最多的利益。实力最强、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家族，全部是以地产为主营业务。所谓，香港是李嘉诚的城邦，这是代表性说法。

在香港一套14平米的住宅是主流，售价高达300万人民币。虽然香港还有三分之二的大量土地，但那些掌握香港35%财产的几个人，通过司法传媒教育民生方方面面操纵着这一套表面自由却实乃非人的野蛮秩序。

香港已经过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早已进入了当今的垄断资本帝国时代。李嘉诚掌握了香港很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零售等坐地收租的民生项目。香港电灯几乎垄断了半个香港的供电系统。

李兆基家族则是通过对香港中华煤气公司的掌控，为香港近200万家庭提供燃气能源，实现了对香港供气的控制。除了家庭所用的煤气天然气之外，中华煤气下属公司还和香港机场管理局签署了为期40年的专营权协议，为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提供煤油和燃料设施；

他还有酒店、燃气公司、香港小轮、银行等一大堆上市的非上市的产业。而且这几年内地在香港新上市的公司，他也都是及时投资者，这样就钱生钱成了马太效应，越有钱买的钱就越多。

郑裕彤何郭氏兄弟在房地产基础上，掌握了香港最大的两家巴士公司，对公共出行进行了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受到了香港政府保护。如1991年开始至今香港出租车牌照数量一直不变，公共小型巴士牌照1976年就开始冻结。

郑氏家族旗下有大家都知道的周大福珠宝跟新世界发展，可郑裕彤的产业远远不止于此，他还拥有非常多的非上市资产。如新世界电话、新世界传动、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新世界第一轮渡公司，还有2004年郑裕彤收购的城巴公司，可以说整个香港的巴士生意都是郑裕彤的。另外香港的崇光百货也有郑裕彤的股份，著名的服装品牌佐丹奴也是郑裕彤的产业。在大陆，平安保险、生命人寿也都有郑裕彤的股份，他还个人持有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5%的股份，还有澳门人喝的自来水用的电也是郑裕彤的资产，他持有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42%股权及澳门电力公司20%股权。他在南非、加拿大也有投资。

再例如郭得胜家族，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新鸿基地产，其实新鸿基除了有房地产公司，还有手机运营商、巴士公司、新鸿基证券等，单拎出一块来说资产也有两三百亿美元的级别。

“四大家族”之所以看中这些产业，和这些产业规模体量较大有密切的关系。除了体量大、每个家庭都需要之外，这些产业还都需要重复消费。电、燃气、电话费和有线电视之后还要继续购买，只要人要生活，就必须不断购买这些商品。

同时，这些公用事业行业天生就具备垄断效应。电力的供给几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天然垄断产业；燃气管道一旦进入某个小区和单元住户之后，几乎完全不会被替换；有线电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是每个家庭所必须的，每月缴费，极少更换服务商。

四大家族对香港零售的垄断，芝士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国外商超根本进不了香港。即便是创新行业，一旦触及四大家族垄断利益，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香港明明有地，也可以填海，但举措者一旦触及这些四大家族的核心利益，总是会在这种香港司法体制下跌下台来。

随着市民不断使用燃气，香港中华煤气的利润不断上涨。1999年时公司每年税前利润是33.22亿港元，到2018年，其每年产生的税前利润已经达到123.40亿港元，由于具有很强的盈利确定性，其股价也不断上涨，到2019年7月底，市值已经攀升到接近3000亿港元。

情况类似的还包括嘉道理家族旗下的中电控股，税前利润从1999年的90.97亿港元上涨至2018年的186.41亿元；李嘉诚旗下的港灯（后改名电能实业）公司则是从1999年55.48亿港元税前利润上涨至76.90亿元，市值超过一千亿港元。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企业，尤其对房地产行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占据，最终对政策制定产业行业标准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对行业的控制力。

显然，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再爆发这种极端暴力革命，毁坏再重建。人们需要新的智慧如何去获取整体共生与共赢。

在微观经济学上，资本追求利润与效率，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一种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就像在一个丛林，允许狼群与羊群的自由，必然是羊群遭受狼群的奴役与吞噬。因此，在一个文明的社会，群体要摆脱丛林的法则秩序，必须仰赖一个捍卫集体利益的政府来进行调控，达到共生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但西方微观经济学一直强调效率至上，认为是社会主义才去实现社会公平。须不知，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出现两极分化时候，这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也就岌岌可危。垄断集团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根部不允许任何创新来挑战自己的现有利益秩序。

但从文明的持续发展进步而言“追求社会的公平恰恰是实现整体的效率”，实现社会的均衡动态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它能舒缓资本家仓库里的产品与厂房里的产能，通过消费来带来经济发展。而增加消费，在资本家捂住自己口袋不愿增加劳工待遇时候，只有政府这只手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来调控。或者通过公益政策，让利于底层民众，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物质水平，避免两极分化出现的暴动与革命。所以，我曾经总结了一句话“效率是局部的公平，公平是整体的效率”。算是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逻辑上进行了转化与统一。

四大家族的崛起：鱼肉港民的地产“反周期”

英国作为老牌共济会势力掌控的国家在退出香港前，在政治与经济文化上了做长远的战略规划。在政治上，想让香港逐渐成为一个类似新加坡的独立国家，至少也是半独立的地区。在经济上，培植共济会财团势力，牢牢控制香港的经济命脉，让中共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样，虽然主权名义上回归了中国，但实际的治理权、财权在英国的代理人手里，立法权也占有大半席位。在第四监督权新闻监督权上，代理人雄厚的资本早已做好了舆论布局。甚至于，在教育上的价值引导都做好了精致安排。至于北京对特首的任命，如果不依赖本土代理人势力，很多政策往往是空中楼阁，代理人可以通过综合实力来扭曲政策实施，通过别的政治问题来打击特首政府。这见证了历届香港特首在香港推行房产仁政，给百万底层民众兴建住房的艰难。

    经济作为政治的基础，培植共济会财团代理人才是首要之根本。掌握香港的经济命脉，不怕你北京任何政策的干预。李嘉诚是不是共济会财团，已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问题。从四大家族在香港港英时期的奇迹崛起，不难看出港英政府幕后的大力培植扶助。大概这也是李嘉诚放心在英国投资3000亿元的根本原因。

19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股市随即兴旺发达。股票与股市，就是共济会财团发明的游戏规则。股票（stock）作为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权凭证，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并借以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某种意义上对促进企业缓解资金困境，促进经济发展有一定好处。但股票交易市场，本质上是财团可以通过大规模进入炒高再兑现，在低端又通过高位兑现募集搜刮散户的钱用于收购进来，再炒高兑现。就这么反复操作的庄者通吃的傻逼搞法，在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的学术论证引诱与法律装模作样的打扮下，成了世界人民投机倒把的工具与平台。在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之进行鞭挞之外，没有哪个有良知思想家与知识分子公开谴责这一切。表面公平买卖的投机规则，隐藏的真实规则，就是鳄鱼吃草鱼，草鱼吃虾米，周期收割韭菜的把戏。

英国共济会通过这个平台扶植了香港四大家族的崛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四大家族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商业伙伴。综观港资活跃的各个节点，四大家族就像兄弟一样，往往同进同退，目标趋同。

1972年，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四家证券交易所，这四家交易所竞相拉拢有实力公司，大量华资地产公司挺进股市。1986年合并成为联交所。

　　这年，香港四大家族的旗舰公司更是集中上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郭得胜的新鸿基、李兆基的永泰建业、郑裕彤的新世界。地产公司的集体上市，是继“分层出售，分期付款”制度后助推香港地产业起飞的推动器。

　　这些公司利用股市的募资便利和对香港地产周期的理解，开始了“反周期”玩法。具体就是：在股市景气、楼市高涨期间抛售楼盘，兑现利润推高股价，利用高股价大量募资储备现金，等股市低迷楼市低潮时，一边疯狂购入土地物业，一边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非地产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在股市低迷期资产异常便宜。

　　长江实业和新鸿基都在1972年上市，并在72-73年的大牛市期间疯狂增发募资。长实仅在1973年就发行新股5次。等到1975年香港经济低迷期，现金储备雄厚的两家公司大量购入土地。待1981年香港经济重回顶峰，长实兑现利润14亿，是1972年32倍；新鸿基兑现利润5.5亿，是1972年的10倍。然后再次巨额增发募资重复过程。

　　这样几回合下来，四大家族实力倍数增长。1972年长江实业刚上市只有1.26亿港币市值，到1981年已增到78.77亿。但地产公司“反周期”玩法之所以能够玩得转，背后是香港楼市超级牛：一方面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在80年代进入结婚买房阶段；另一方面是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涌入。

在1984年前，香港楼市经历两个周期顶峰：1972年四大家族的地产公司集体上市和1981年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兑现巨额利润，恒基兆业上市。1982年撒切尔访华，拉开了中英谈判序幕，由于前途不明，楼市急剧下跌。在这个过程中，李嘉诚们继续利用“反周期”玩法，低价购买土地和物业。

　　到了1984年12月，香港归属明确，楼市开始反转。从1984年到香港回归的1997年之间，香港楼市经历了三波明显的“升浪”。

　　1985-1989年第一次升浪：从《联合声明》落定开始，香港楼市回温明显，即使中间遭遇1987 年10 月全球股灾，楼市也很快企稳。同时由于过渡期的安排，香港成为国际资本进入大陆的重要跳板，海外资金大幅流入，推升了整体楼市上涨。

　　1991-1994年第二次升浪：1991年2月，海湾战争结束，内地的风波也逐渐平静，加上通胀高企，房价触底后急剧上涨，1991年全年香港房价上涨55%，1992年再涨30%，同时地王频出，地产商疯狂推高面粉价格，居民也抱着“细楼换大楼”的想法，积极参与买房炒房当中。

　　1995-1997年第三次升浪：1994年港英政府通过干预，短暂地压制住了楼市的投机气氛。但到了1996年，房价再次飙升，一个排队轮购的筹价都能炒到130 多万。这次主升浪的高峰出现在1997 年6 月，香港带着历史高位的房价迎来了回归。这正是英国愿意看到的。

　  香港楼市中间只有短暂的三次回调，主调就是香港永远涨。以地产为主业的四大家族赚的盆满钵满，10个亿对于长江实业、6个亿对于新鸿基来说，仅是半个楼盘利润。

1950-1980年，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万的增速狂飙，1980年已超过500万，这些新增人口带来了住宅需求的井喷。在地产巨富们利用楼市日进斗金。

站在1997年历史关口上，四大家族面前摆着空前的时代盛宴：北京给与的急剧提升的政治地位、张开双臂的广大内地市场、即将进入超级牛市的中国房价。他们送走了港英时期的黄金时代，迎来了港中时期的白金时代。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2014年期间，长江实业的净资产从709亿港元增长到了4060亿港元，增长多达5.72倍，而香港的GDP仅从1.2万亿增长到了2.3万亿，增长倍数不到2倍——李氏家族的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快于香港地区的GDP增长速度。新鸿基、新世界和恒基兆业的净资产同样是爆发式增长，同一时期内增长速度分别为4.95倍、5.72倍和5.82倍。

1970-80年代，港英政府颁布了“抵垒政策”：凡是成功偷渡进入香港市区的民众，都可以成为合法香港居民，导致大量内地移民涌入香港。

彼时香港与内地经济落差巨大，深圳河两岸收入相差80倍，既吸引了无数想凭双手赚取温饱的普通人，也吸引了急需要改变处境，获得更好的物质与环境的豪杰黑帮。他们不甘心命运的不公，对香港富豪进行了精准反抗。

上世纪80-90年代的暴力犯罪群体中，除了从小随父母移居香港的张子强外，其余大多数都属于从大陆南下潜入香港的群体，这些人被统称为“大圈帮”。由于部分悍匪曾是退伍老兵，香港媒体给他们还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省港旗兵。这些悍匪按照犯罪巅峰期出现的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成五代：第一代：“过江龙”吴建东；第二代：“湖南虎”陈虎矩；第三代：“贼中王”叶继欢；第四代：“大富豪”张子强；第五代：“高佬雄”季炳雄。这些都是瞄准香港富豪不是打劫商铺金行就是绑架索取天价赎金。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公子算是香港最传奇色彩的案件。但是，社会对这些黑帮的诞生与社会不公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明确的认识。很难想象，在一个共生共富社会，这些豪杰会铤而走险走向犯罪。

　　这些年上映的影片中一部叫做《维多利亚壹号》的电影血腥无比。何超仪扮演的女杀手，潜入高档住宅楼，从门口保安开始杀起，陆续把清洁工、家庭主妇、夜归男主人、嘿咻中小青年、呆傻毒贩、敲门警察等统统杀掉，制造了11尸12命惊天大案。所有这些只为了让自己看中的房成凶宅，逼房东降价出售 —— 这就是香港荧屏上新一代悍匪。仅仅是为了反抗地产垄断集团追求超高利润对自身的合法剥削与无限压榨。

 推动北京政策落地：引渡条例是把政治刀子

1984年7月18日，港英政府赶在9月26日中英签联合声明前，发表了代议政制“绿皮书”，宣布要“逐步建立一个政制，使其权力稳固地立根于香港，由充分权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见，同时更能较直接向港人负责”。由此港英政府一改立法局议员由港督任命，引入了功能界别选举。之所以引入以团体作为投票人的间接选举而非直接选举，主要为巩固港英政府与香港工商精英阶层政治同盟，防止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通过选举进入港英政府。

曾经经历大英帝国撤退战略下安排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裂出来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明白无误地告诫香港人：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与中国的利益做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交手的是美国与中国。英美联手企图促使中国改变集权制度，当中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为香港带来一点点民主。

事实上，英美在世界上扶植了多少专·制政权，也颠覆了多少民主政权。在他们看来，解体中国后重组一个可以依附听命于西方共济会财团操纵国家金融的秩序。

将英美与北京关于香港的政治较量转化为香港市民与北京政府的较量，这是香港垄断利益集团作为英美代理人执行的首要任务。

英国人在撤退之前加速给香港民主与法治进程，目的是并不是真正的关爱香港民众的权益，而是给中国出难题。彭定康发表施政报告的目的就是如此。当中国的政治立场无法达成衔接，那么巨大的落差感就来了。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香港发展民主，但这种民主发展一要循序渐进，二要与基本法衔接，保证香港顺利过渡。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导致无法与基本法相衔接。

    2007年12月29日，香港回归10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待普选行政长官之后，可以普选立法会。

北京对香港的政治责任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可光靠驻军和外交是不够的，必须具有日常性监督管理权。可北京不掌握香港财政、税收和司法主权，无法对香港行使日常治理。基本法赋予中央两项间接监督权，即对基本法解释权和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任命权。这些权本身不能用于日常治理，而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又由于行政长官普选具有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宪制设计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行政长官就成为中央与特区最重要纽带，北京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权，确保特区行政主导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否则香港就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事实上，香港长久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底层百万大众住房问题，只有依赖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资本主义追求效率至上永远解决不了香港的共富。但弹丸之地的人们早已被垄断利益集团传媒与教育信息包围，在精神上看不到问题所在。加上，香港垄断利益集团与大陆改开崛起的权贵新垄断利益集团互为勾结结盟，香港民众对北京充满着绝望的恐惧。香港垄断利益集团又利用这种恐惧，通过培植代理人来发动政治游行，成为抵触北京与港府不利于地产垄断利益的各种举措。

2019年香港游行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主要原因是：政治上，习近平对台湾抛出的一国两制解决和平统一。经济上，就是北京至今强调的“房住非炒”，与反腐不设禁区等利益上的驱动；而引渡条例，是一把政治上可以抉择的刀子，它可以对向不听话在大陆兴风作浪抬高房价的香港垄断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在香港抓捕任何一个垄断利益集团，乃至收缴在大陆各种不法所得，没收在大陆的地产，重组香港地产。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李嘉诚才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他以为北京不知道他在港英时期作为英国扶植留在香港的代理人角色。   

虽然，李嘉诚与北京历届高层也没少礼尚往来，能得以在大陆低买高卖捞足金钱，但都是枝丫层面的。他自身的根就是英国共济会主子。

香港政治即是地产金融政治：攫取暴利维护垄断绑架民意

宋鸿兵曾在《香港：决战在即》一文中透露香港资深媒体人士的介绍：“香港没有政治，有的只是地产政治，香港也没有政策，有的只有地产政策。” 地产金融集团操控了香港经济命脉。在“港人治港”的自治机会，中央政府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得不拉住工商精英给与政治地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地位进一步对香港政府解决港民的安居乐业治愈两极分化带来了障碍。

董建华在97年的施政报告中讲到：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董建华打算加大土地与住宅供应，制定了八万五建屋计划，以此降低创新与生活成本，为香港后续的发展开辟空间；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投资建数码港、改革教育、推行高官问责制、强制公积金制度等政策，为香港的未来增加新的增长动力。  “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住房不少于八万五千套，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购住房。

宏图还未突破，共济会美国财团索罗斯的对冲基金，准确无误地在亚洲兴风作浪，卷起了金融风暴。是不是应香港共济会、地产寡头李某某的应邀与合谋，无从考证。当时香港有60万个负资产者，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香港楼市房价即下跌2至3成。有人趁势发起取消“八万五”目标的呼声。港府为了安抚负资产者、稳定楼价，1998年港府不得不宣布冻结卖地，接着2000年董建华发表声明正式放弃“八万五”计划。

    随着2002至2003年经济形势转好，房市进入上涨周期，为了避免董建华重拾扩大供地政策，有人再次策划引爆了香港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示威游行。董建华被迫退让，而地产金融集团得寸进尺，终于，董建华第二届任期未完在2005年就被迫请辞。

香港这时的地产金融寡头，已经通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影响力，安插人脉在港府直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是西方资本幕后操纵民主宪政的惯用手法。在程序公正的背后隐藏的是资本贪婪与独裁。

特首接替者曾荫权吸取了董建华教训，在其任内土地供应量暴跌，填海工程几乎陷入停顿。据悉，每年平均只卖出8幅住宅地，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而正常香港每年有5万多个住宅单位需求。供应持续短缺、人口持续增长，他整个任期内即2012年7月都没有发售类似经适房的新屋。从而，香港房价飙升超一倍，跨过了1997年高峰。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7年，港岛、九龙、新界的私人房屋均价分别从4.46万港元/平米、3.32万港元/平米、2.92万港元/平米提高到19.45万港元/平米、17.57万港元/平米、10.72万港元/平米，分别增长3.36倍、4.29倍、2.67倍；而同期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从19.2万港元提高到32.76万港元，仅增长0.71倍。2018年房价收入比接近48倍，居于全球前列。 2012年2月，在曾荫权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曾荫权因为接受超级富豪的款待涉嫌贪污而被香港廉政公署正式立案调查，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而被廉政公署调查的行政长官。社会爆出了他大量的向地产集团输送好处的丑闻。

   由于大陆新崛起的权贵垄断利益集团与香港垄断利益集团的互相勾结，导致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施政影响力停留在所谓的“港人治港”层面，根本无从给香港底端百万民众谋取民生利益，解决住房问题。而地产金融寡头已经驾轻熟就地学会了怎么来扶植自己利益代言人出任香港特首。他们看中的特首候选人唐英年因为极力为地产商辩护，站在香港广大民众的民生对立面，最终选举后期输给了梁振英。

梁振英2013年其首份施政报告出台，就对地价房价可谓“釜底抽薪”。他明确了加大加快资助房屋的供应，填海选址建构人工岛，将提供1,400-2,400公顷土地，大幅缓解香港的土地供求矛盾。从2018年起，5年内至少供应100000套公屋。

截至2013年3月，香港填海工程获土地面积逾67平方公里，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约7%，却容纳了27%的香港人口及70%的商业活动。照这个势头发展，填海造地将很快，地价房价很快下降。

尽管，因此导致地产商为主的工商界对梁振英的批评与抹黑不断，尤其是李嘉诚从不掩饰对他的厌恶之情。2013年元旦，组织者宣称有13万人，第三方估计为3万至3.3万人的游行要求其下台。接着，“占中”运动以参与人数约120万人声势游行，这导致梁振英最终也没能战胜地产金融商，2016年宣布放弃争取连任。

随着，中央不断强调住房不是用来炒而是用来住的政策要求。大陆内地陆续出台了限购限价政策。其中中山市在2016年下半年就要求买房具备社保一年的资格，卖房不能超过每平米九千等政策。

林郑月娥2017年上台后在施政报告里写到：香港楼价高、租金贵，形成巨大的生活压力，是严峻的民生问题。她大力推行改革，谋求将政府资助房屋（俗称“居屋”）的定价与市场价格脱钩，并以申请人实际承担能力定价，变相将居屋的定价由目前评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这等于是政府干预市场。2018年，她提出《明日大屿愿景》，填海计划预计建立规模达1700公顷人工岛，兴建26至40万套住宅，其中7成为公营房屋，可供70至110万人居住。这无疑要了香港地产寡头的命根子。

在此背景下。2019年初，习总书记向台湾再次明确抛出一国两制实现台湾和平统一愿景。随后不久，香港有人整出了“反引渡条例”，并迅速上升到司法层面，牵涉到香港民众的神经。于是，2019年夏季至今，一场场浩大的游行与大规模骚乱不断升级。

     对此，李嘉诚在媒体上大作广告，大秀以爱止息，却唯独缺乏对香港底端睡棺材房鸟笼房的百万民众之爱，不肯放弃楼市垄断利益。

     有网民在网上这样评论：“李嘉诚之流并不是秩序的生产者，而只是通过对秩序的蚕食而寄生的寄生者，所以他们断然不可能带给香港什么美好的秩序。他所谓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简直就是对他自己绝好的讽刺，他们再摘下去，留给香港的，就是一个掠夺所有的资源、储蓄和购买力，吃人把全香港都吃到只剩下一堆白骨的人间惨象。这个时候还有脸出来装好人，把资本家们的无耻表现的淋漓尽致。”

网上流传很广的一个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打工仔遮风避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网民说：“香港人的衣食住行都在李家掌控之下。尤其是住在长实旗下住宅的居民，除了每个月将一般收入贡献给房贷之外，家中安装的电话网络是李家和记黄埔的，看电视和听电台是他儿子李泽楷电信盈科的，在日常消费的楼下商场，买菜要走进百佳超市，生活用品要去屈臣氏，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部流进了李家的钱包。”

    决定历史最终的力量还是人民群众，一直是中共以往走向历史舞台、缔造共和国的信条。

在香港当今这种两极分化达到世界顶端的时候，只有紧紧站在广大香港民众的利益上，香港才有稳定，才有持续的未来。没有稳定，一切繁荣都将短暂无存。

鄙人有粗见，即北京方面出仁政克己复礼，通过扩大香港地理版图，可以从中山、深圳等周围地段，满足香港民众集资建房的用地需求，乃至提供中央财政面向底层百万香港民众输入免费贷款，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一下子就可以化解民众对大陆祖国的绝望，进而达到减缓中央在民选政治下的政治压力。香港四大家族只要不阻碍北京与港府施政调控大前提下，北京也不对之进行再摘瓜之举。市场的归市场，调控的归调控。市场与政府，作为资源配资的两只手，都是人类均衡健康发展的必要方法。

俗话说，解铃还得系铃人。香港问题根本出路，如果不想北京出奇招，还得靠李嘉诚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觉醒，多怜悯百万港民那日复一日劳作却不得一舒心住房的苦累与无奈，真正将“无我”作为大丈夫修行的最高要求，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作为修佛者，将众生的利益福祉作为自己在世立世往生的奋斗目标，实现天人合一的大圆满境界，这是菩提之道。（责编：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