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贺新春】本社主笔吕陈君：略论“习近平思想体系”

【虎年贺新春】本社主笔吕陈君：略论“习近平思想体系”

特别感谢聂荣臻教育促进会孙一鉴会长的鼓励。文责自负。

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这个名称有点长，读起来比较拗口，从语法上讲，它是一个修饰短语，而不是一个专名，这种命名方式不利于大众传播，不太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命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命名，逻辑上就等于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就说明了命名对政治的重要性，“名正言顺”是善治仁政的大前提。所以，我们建议用“习近平思想体系”这个专名来代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短语，但这两个名称也可以在不同场合下同时使用，前者的最大优点在于：思想体系是由不同思想范畴汇编而成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等，自然就形成了“习近平思想体系”，其指称涵义也要比后者更为广泛。这样一目了然，在逻辑上就更有说服力。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思想也必须成为信仰，才能深入人心，传之久远。强立于宪法，远不及默化于民心。“习近平思想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指导性思想，要讲清楚其实质内涵，首先就必须讲清楚“新时代”究竟“新”在哪里？为什么它能区别于之前，独立成为一个历史时期？

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把百年党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为了便于大众传播，就得再设计几个更简洁的名称，就像一个人除了有正名还得有昵称，它们放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其效果是不一样的。譬如，对内宣传用“习近平思想体系”就比较给力，这个概念比较适合于理论研究与学术讨论，对外宣传用“习近平主义”或“习近平纲领”似更有力度，党内文件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非常有号召力。对百年党史的四个历史时期，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简化名称的处理，可称之为“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前三者都是已完成的历史时期，而“新时代”是刚刚开始的历史时期。为什么“新时代”要跟“改革开放时期”划分开来呢？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去发展已行不通了，尤其是高层战略研判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对这个“大变局”，我们可以做如下两个层面的大致理解：其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面临着自二战以后最重大的体系重建。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冷战体系，当时新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向前苏联“一边倒”，不能不说毛主席在战略上看得极为深远，在不得不“一边倒”的情况下，他做了两件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战略决定，一是力排众议出兵打了朝鲜战争，二是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由于国家实力不够，中国其实是被夹在美苏争霸的缝隙间，腾挪空间极为狭窄。随着前苏联的衰败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赢得了冷战，全面控制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及时跟美国搞好了关系，开启了改革开放，最终顺利地融入了全球产业链，这才有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在资源和环境上也付出了较大代价。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动摇了全球秩序的根基，中美关系也开始发生质变，简单说，就是“中国制造，美元结算”这种“蜜月关系”很难再维持下去了。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在现行国际架构体系中赢得实实在在的更大权力，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但这跟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相冲突的，无论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美国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或挑战者。现阶段主要是中俄联手抵抗美国霸权，试图重建一个权力更加均衡且利益更加均等的世界新秩序，这也符合历史潮流，欧洲和印度等大国都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但大国之间也各有各的战略考量。当今世界最重大的变局就是，世界经济中心正从欧美向亚太加速转移，马斯克预言未来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2-3倍，美国银行预计印度最迟将于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深刻变化。毫无疑问，中国绝不可能永远处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必须以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去抢占中上游。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内对外在发展战略和施政纲领上，都非常果断地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就是“新时代”的开端。

其二，当今人类文明正处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具暴涨性的变革前夜。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科技，特别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突破带来的通用技术兴起。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人类以动力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史称“机器时代”，这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其关键的力量就是牛顿力学的广泛应用。19世纪中叶，随着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的建立，人类开始进入了“电气时代”。20世纪中叶，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进入21世纪后，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的不断突破，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人类有望进入一个崭新的“智能时代”，其标志就是：人工智能代替人类智能，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机器具有了像人类一样的智能，就像汽车代替了马车，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会远超人类智能的进化。据测算，爱因斯坦的IQ在190左右，而未来30年内AI的IQ将超过10000。

单从技术进步来看，21世纪或许将是人类最具革命性的时代，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文明破晓的前夜。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理论，正在深刻而广泛地交叉融合，有望统一成“超级科学理论”。未来人类社会将建立在算法的基础上，超导材料的研发可以打破摩尔定律对硬件的限制，量子计算、智能计算等新型芯片软件的开发还可以极大地提升算力，目前最大的瓶颈就在于数学和物理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如果按照百年一大进步的这种历史规律，预计到21世纪中叶，“大一统科学”基础理论一旦突破，人类就将迈进新文明时代。科学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所以，我们讲“新时代”，就必须把它放到更大的“新文明”视野下去看，中国只有成为未来新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才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主要领导者。

看清楚上述两个历史大势，我们大概就能看清楚未来中国前进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思想体系”就是引领未来中国前进的指导性理论。而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往往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价值观或哲学观，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块纯理论性的思考；第二个是历史观与世界观，即对历史和世界的根本看法；第三个就是大战略，就是指战略构想。一般的，哲学价值观决定历史观与世界观，而历史世界观又决定大战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举例来说吧，譬如“一带一路”是一种大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历史世界观，但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不同文化、民族、制度下的世界各国人民，相信这样一种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方案”，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夯实其理论基础，构建起其赖以扎根传播的纯粹知识体系。“习近平思想体系”还需要加强哲学价值观方面的深入研究。

按照我们的理解，“习近平思想体系”的哲学价值观核心在于：它是三种主流文化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习近平思想体系”具有三大理论来源。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百年奋斗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思想结晶；其次，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思想体系还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结晶。这三大理论来源就形成了三种理论认知模式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其思想核心也不一定完全重合。

为论述方便，我们可以把它们简称为“红色理论”、“黄色理论”和“蓝色理论”，简单概述如下：“红色理论”主要用于党内，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套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其最大贡献就是重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大一统”国家，随着最后一个王朝清帝国的衰败溃亡，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陷入了分裂战乱、民族危亡的局面，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重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中国社会又重新凝聚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共同体。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可能重复，中国既然走上了这样一条历史发展道路，我们就必须尊重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红色理论”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

“黄色理论”主要用于社会舆论，它是中国人最深层次的民族情感的文化表述。传统文化那一套价值观念还是深入人心的，千百年来形成的固定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中国人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跟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比较大。譬如，西方人比较看重自由竞争，哲学上偏重抽象主义，而中国人比较看重等级与协调，哲学上偏重经验主义。东西方文化差异并无好坏之分，仅是习惯之别，但文化基因却决定了人们想要塑造或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和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黄色理论”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石。

“蓝色理论”主要用于学术界或知识界，它主要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而形成的一套学术文化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如果仔细考量，科学、民主和自由这三大价值观，是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冲击最大的三种社会思潮，尤其对知识界影响最深，毋庸讳言，它们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有较大冲突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东西方文化碰撞融汇的文明交流史。严格说，现代科学也是一种泊来文化，自由与政治作为两种政治文化理念，也是西方文化特有的观念，如何消化吸收这些西方价值观念，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需要学术知识界做出很大的努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蓝色理论”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基石。

“习近平思想体系”如何定义？我们大致描述如下。21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到建国100周年之际，随着新型通用技术的兴起和普及，全球产业链将会重新调整布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会洗牌重建，人类新文明将会浮现曙光，中国也将努力从一个“中下游”大国转变成“上游”强国，从世界旧秩序的主要参与者转变成世界新秩序的主要领导者。中国进行这种主动性的、战略性的巨大转变，确确实实是从十八大以后才开始的，大概从建党100周年到建国100周年这30多年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前进发展的指导思想及施政纲领，我们就称之为“习近平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跟之前的全党指导思想不一样，“习近平思想体系”还不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进行式的开放体系，十八大到现在还不到十年，这个体系当然还不可能完全成型和成熟，但它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只要不固步自封，作茧自缚，而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纳融摄先进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不断发展壮大，这个思想体系就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习近平思想体系”如何建立？我们提出一个“两面三体”的理论构架。所谓“两面”，就是指这个思想体系必须通过正面立论和反面答疑来建立。譬如，“红色理论”就是正面立论，在党内可以做到不争论、不妄议，但在社会舆论和学术研究上，怎么可能做到完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观点和一种结论呢？这就需要反面答疑，只有正反两个方面都能立得住、站得稳了，这个思想体系才能算是真正地建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所谓“三体”，就是指这个思想体系必须通过“红色理论”、“黄色理论”和“蓝色理论”共同发展来建立。三脚架才能支撑起一个稳定的结构体系。目前“红色理论”是绝对的主流，全国这么多党校，这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其主流理论发展已经顶到了天花板，再想有很大的突破其实非常困难了。所以，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黄色理论”和“蓝色理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支撑起“红色理论”的主流地位。

目前是“红色理论”极发达，而“黄色理论”和“蓝色理论”极薄弱，这是一个不太稳固的理论结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套理论是党内的大传统，还需要从舆论导向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来补充完善提升。譬如，在“习近平思想体系”中，必须加强“习近平科技战略思想”的研究，对未来科技发展做出准确的预测和深远的规划，持续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如果我们提不出来最先进的科技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会缺失最有号召力的理论要素，而这主要就是“蓝色理论”的思想范畴。光靠“红色理论”，不补加新血液新理论，就适应不了新时代的精神需求，也支撑不起“习近平思想体系”。只有采用这种“两面三体”的方法，我们才能把这一划时代的思想体系牢固地建立起来，使之真正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理论支柱，并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理想信念。坚决摒弃“党八股”，采用一种大学术的方式来宣讲“习近平思想体系”，既严肃紧张又生动活泼，使之不仅成为党内共识，也成为社会共识。

“习近平思想体系”之精义，简而言之，就是要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历史使命。十八大以后，中国面临着三大“不可持续”的巨大挑战，即：坍塌性腐败状况不可持续，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互补型中美关系不可持续，因此领导人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重大政策调整及政治决策。新时代开局这10年，可谓“十年豹变”，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悄然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转折。领导人个人的思想及政治意志，跟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及历史意志结合起来时，就会极大地推动历史的进步。习总书记最近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依靠党的自我革命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从延安窑洞里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AI 元宇宙时代中“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已艰难且坚毅地走过了一个世纪。但我们只能沿着既定的中国道路继续前进，不断“自我革命”，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真正开创出属于中国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