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巴 黎 印 象
图为父亲的灵棂旁，叔侄相见无语
明叔这次患痛风，躺床上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1953年8月，明叔出生在宁乡县南岳庙童家冲，现在叫流沙河镇瓦子坪公社。父亲在世的时候，十天半个月，明叔给父亲去电话，电话里明叔像小时候一样喊父亲：三十哥。父亲是奶奶三十岁那年生的，父亲的小名叫“三十伢子”。
明叔是老疙瘩，上面有六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父亲排行老四。在我们老家，很少喊“伯父”。“伯父”是城里人的叫法。我们都喜欢叫“爸”，“大爸”“二爸”“三爸”，顺口、亲切。
大爸运气好，在常德港务局的一艘拖船上当轮机长，吃的是国家粮。拖船从船头到船尾有十二三米，船上有吃饭、睡觉的地方，连洗澡都在船上。家里人多，过了两年，二爸去海南当兵，在岛上熬了三年橡胶，因为表现好，部队送他去北京公安学校进修，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一所劳改农场工作。那几年，中苏闹摩擦，奶奶在家担心害怕，成天抹眼泪。家里给二爸写信，信在路上要耽搁一个多月。
1958年深秋，父亲十七岁，茶陵煤矿招矿工，父亲报了名。临走，父亲只穿了件单衣，蹬一双草鞋。爷爷送父亲到流沙河，明叔嚷着也要跟着去，十多里山路，爷爷和父亲换着背他，明叔趴在三十哥的后背上问：镇上到茶陵，三十哥走路还是坐汽车？明叔还没见过汽车，父亲也没见过。
明叔写的《我的记忆》，只写了15页
明叔五岁才记事：老家门口有两棵梧桐树，到了九月，树上结满了梧桐籽，捅下来，砂锅炒熟，磨成粉，抓一把糙米，煮糊糊吃。上秋，奶奶带着梅叔、明叔，去后山自留地里挖红薯，蹭蹭，咬上一口，又脆又甜。
后来，农村兴了一年的公共食堂，大人每餐二两米，小孩子一两，有句顺口溜，明叔一直记得：叮叮当，叮叮当，进食堂，一两米一碗汤，三口喝精光。
明叔七岁，在新屋小学读书。学校是一个姓王的原国民党团长回老家岀的资，私熟先生是个老头，花白胡子，“之乎者也”却不会汉语拼音，明叔到现在也不会拼音。那时，一周上六天课，一、三、五，六节课，二、四、六，五节。每天要挨到下午三点——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才放学。读小学三年级，学校有位姓唐的女老师，听说明叔家杀猪，托明叔买点猪肉，反复交代只要肥肉。肥肉能榨猪油，油渍炖萝卜丝，香，跟过年吃肉没有区别。
1964年下学期，明叔转学到大田方高小读书，五六里山路，天不亮，揣一块头天晚上在火炉边煨好了的红薯干，出门，一块红薯是中午唯一的干粮。
有一年，明叔把二爸送给他的一支红光牌钢笔弄丢了，为这事，明叔哭了一个下午。明叔知道，那支笔得花好几块钱。明叔的书包里有四五根铅笔头。明叔很少用钢笔，他担心钢笔字写多了，笔尖会磨秃。
明叔高小毕业，考上了宁乡七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明叔辍学回家，跟在奶奶身后，下地干活，每天挣10个工分。1970年，县里武装部招兵，明叔戴上了大红花，第一次坐上了四个轮子的汽车。明叔在北京当建筑工程兵。我家镜框里有一张明叔执勤的彩色照片，照片很鲜艳，像女同志出门脸蛋儿扑的粉。那个时候，照片黑白的多，染色另外加钱，加多少，我不清楚。我撵着屁股问初中同学兆军——他爸是厂长，参加过上甘岭战斗，兆军伸出两根手指头：两毛钱。我不相信，两毛钱能买三个田字格本、一块喷香的橡皮擦。
明叔的青葱年华
有一年，明叔来我家。那个时候，明叔瘦，留分头，露出很宽的额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德叔，德叔是父亲的五弟，两三岁时就过继给了姑外婆。晚上睡觉，明叔跟我哥一个床，我和德叔一个被窝，我看德叔里面穿了件海魂衫，忙把自己右肩膀上露了个大洞的短白背心脱下来，掖在枕头底下。
明叔复员转业后，去了东北，是二爸联系的，二爸扔给明叔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小说，说：好钢要在火炉里淬淬。明叔干活回来，蜷在被窝里看保尔·柯察金，看冬妮娅……除了鹰钩鼻外，二伯母说：明叔跟保尔有点像——也是分头、宽额，外套衣领立起来。
那个时候，东北比现在冷，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天寒地冻。二爸家住地窨子，明叔从小在南方生活，没见过地窨子，以为是农村储藏红薯、土豆的地窖，或者是深井。到二爸家后才知道：这地窨子其实很简单——就着土坡，挖了个土洞。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上边用树枝和茅草搭了个顶子。我199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庆油田，去王进喜工作过的铁人一口井参观，看到那儿有一大片废弃了的地窨子，顶子坍塌下去了，露出一节节腐烂不堪的木头。
明叔在东北只住了一个冬天，他的一双手冻成了包子，他哭着跟二伯母说，要回老家，他不敢跟二爸单说，他怕二爸骂他吃不了苦。明叔调回湖南，在益阳南县的一个农场里当售货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售货员可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明叔以前在北京当兵，去过北京百货大楼，见过全国劳模张秉贵，比起张秉贵来说，同样是三尺柜台，明叔觉得自己差十万八千里。后来，明叔担任保管员，仓库里到处是红“囍”字的洗脸盆、热水瓶、搪瓷缸、缝纫机、鸳鸯枕、永久自行车、杭州丝绸被、上海名牌手表……明叔屁股上坠的钥匙多的时候有三四十把。
那个年代，好多东西要凭票才能买得到
那些年，明叔得的奖状，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生产标兵，贴满了东西两面墙壁，到现在，明叔家里铺的床单、盖的被子，不少是还是单位发的奖品。
明叔根红苗正，人又精神，供销社好几个大姐帮明叔介绍对象，明叔一个都没去看。明叔有中意的姑娘，姑娘姓黄，跟明叔在一个国营商店，大长腿，细身板，一双柳叶眉像弯弯的明月……明叔结婚时，给父亲拍了封加急电报，电报上只有四个字：“结婚 速来”。父亲一头挑了两条十多斤重的洞庭湖大麻鲢，一头挑着三岁的老妹，和母亲坐轮船，又倒了趟汽车，赶到了农场。那天下雨，仨人进屋，鞋子上黄泥，蹬都蹬不脱。
明叔家只生了一个姑娘。八十年代，赶上计划生育，广播、电视里天天在喊：“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超生一胎一万四，二胎两万五千整。”明叔一个月才三四十块钱，穿衣吃饭，别说一万四，就是四百，也拿不出。
明叔会拉手风琴。下了班，明叔拉一会《喀秋莎》，每次拉这首曲子，明叔便想起东北漫天飞舞的雪花，想起二爸家冰冷的地窨子，想起保尔·柯察金，想起冬妮娅。有时候，明婶坐在一旁和唱，明婶年轻时就爱唱歌、爱美，脸上擦雪花膏（散装的雪花膏一毛五一瓶，内部价）。明婶拿手的曲目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明叔的单位后来改制，改黄了，职工下岗，只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再后来，明叔得了病，花费了十多万，好在有公费医疗，能报销一部分。
说起医药费，明叔两眼放光。明叔说亏得他自己记性好，转业五十年，却一直记得指导员的名字和籍贯。书信联系上后，指导员把明叔的情况反映给部队，部队上很快给明叔办好了慢性病证明。
即使这样，明叔每年扔在医院的钱，还得六七万。
九十年代，明叔的姑娘“下海”，在火车站附近租了间门面，卖牛仔裤，明叔、明婶去广州上货，一包包背回来，再一件件批发出去，挣十块八块差价。短短几年时间，明叔家住上了楼，一百三十多平方，明叔说他一辈子没住过光线这么亮堂的房子。
明叔家三个外孙，大的十三岁，开学上初中一年级，老二读小学二年，小的六岁，天天围着明叔身边转，“外公、外公”地喊，吵得耳根子痒，明叔高兴。
明叔家三个可爱的小外孙
父亲去世的当天，老家来了十多个代表，带队的是梅叔和明叔。在父亲的灵柩旁，我握着梅叔、明叔长满老茧的手，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上半年，梅叔约了三爸、姑父去看明叔，你一言，我一语，讲起小时候炒梧桐籽，挖五十伯家红薯吃的事，仨老头不约而同地“呵呵”乐出声来，明叔躺在床上，也跟着笑，笑得一旁的小外孙直楞神。
有事没事，我给明叔打电话，明叔还是老样子，喊我“岳平”。明叔嗓音低，“岳”读四声，明叔却每次读成三声。明叔喜欢问我这问我那，问孩子结没结婚？爱人退没退休？他知道我爱人的名字。我跟明叔说：拉首《喀秋莎》听听。明叔直摇头，苦笑：好久不摸，拉不成音。
明叔这一年里，多数是明婶在照顾。照顾人可不是个轻巧活，明叔每天吃流食，明婶换着花样儿做，熬骨头汤，煮鸡肉丝粥，放大枣、枸杞、配青菜叶……一个月不重样。我跟明婶视频，明婶一边忙做饭，一边和我说话。明婶没啥变化，还是满头的黑发。
明年这个时候，明叔进六十九。在我们那，给长辈做寿有“男进女满”的说法，我在电话里跟明叔说，人活七十古来稀，争取明年回去。到时候，我来贴对子：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横批我都想好了：“仁者有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