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浩锋：“和学”论新时代解决资社意识形态悖论的方法

刘浩锋：“和学”论新时代解决资社意识形态悖论的方法

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只有共富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以往社会主义的东盟阵营与苏联的实践却纷纷走向了失败。反思失败的文化根由，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各自所依托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两种基本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对立割裂未能充分统一的问题，形成两大阵营对峙与你死我活的冷战格局。

经典社会主义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接纳矛盾关系的思维方式与一分为二的辩证看待事物的方法。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物质性是第一要义，精神是第二位的具有能动作用。它以社会整体利益至上而往往忽略了差异化的个体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追求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的公平正义，试图摆脱资本主义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往往忽略均衡化的集体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最大化极致陷入的周期分化危局，构建一个整体均衡圆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构。

它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对公善的确认，由此推理出追求社会整体的公正，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设计强调民主集中基础上的圣贤德政与协商合作民主的治理模式；经济上强调计划经济与颇具仁治色彩的法制；强调具有广泛代表性、集约性的人民概念与组织概念，往往忽略了个体。但事实上，如果忽略调查研究，意志动摇脱离群众，乃至价值中毒迷信个人利益至上的西方理性人，就会发生群体灾难与集体腐败。

资本主义则截然相反，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运用排斥矛盾关系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第一要义是精神性的，物质是第二位。它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对私恶的假设与确认，由此推理出理性人概念，以及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政治设计强调民主宪政与权力制衡。经济强调自由市场与法治；强调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个人。

但事实上，正如伯林说的“如果允许狼群的自由，那就意味着羊群的灭亡”。可是，西方的话语权有益忽略了这个关键问题，他们推崇宪政法治至上原则，主张“法外无法”，是因为本质上法律不是万能，他们作为精英群体不仅可以通过学术传媒影响法律原理与法律条文，也知道如何规避法律，使得少数精英如共济会集团成为利益的最大化者。因此，西方精英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价值，本质上是从古老的地理殖民方式转化文化心理殖民，所谓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市场殖民，单极金融秩序的金融殖民，本质上都是一种饮鸩止渴以自由名义实施掠夺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在逻辑上，经典社会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的对立割裂是意识形态悖论，属于一对矛盾关系的范畴。这对于系统遭遇矛盾被认为无意义的西方主流学界的形式逻辑思维无法处理。

尽管西方学界也发现形式逻辑的局限，而寻求构建接纳矛盾的数理逻辑系统，但一直未获得解决，成为学术最前沿的艰难课题。这个人类学术思想史与文明史上的世界难题，如今唯一的希望学界有识之士将它寄存于中华文化也即国学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创造与复兴。

历史上，北宋周敦颐创太极图，建理学，不仅完成了心物的圆融统一，也完成了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彻底解决了佛学东渐千年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如今，一千年又过去了，历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在理学基础上完成西方文化的中国本土化。

因此，依照当今中国学界主流，以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那么，就会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格局，正如被誉为前苏联私有化教父的盖达尔搞垮前苏联国有经济的简单片面的思维方式一样，认为公有制与自由市场水火不容。要发展自由市场就必须放弃公有制。

从而，中国改革如果继续在西方道路上疾行，不断股份化、私有化肢解大型国企，或者以混合所有制方式，让外资控股国企包括国家金融（变相的金融自由化），通过温水煮青蛙式的上市收购变更国企，在资本寡头联盟控制民主国家的当今，势必最终只能重复前苏联悲剧。

然而，这条疯狂化公为私的道路，似乎难以禁止。因为，人的价值与认知模式反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方文化在教育与培训的百年计划与努力下，已经比较成功牵住了国家智库智囊的鼻子，在悄无声息的驾驭着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人事安排。

太极图蕴含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融入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设计，可以实现两者互补融合，为发展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创新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坚实有力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