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东方】刘浩锋︱中国逻辑与世界治理 I
摘要：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构建东西方文化所运用的各自的逻辑思维方式与价值基础上的差异，我们自然就无法把握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差异，无法全面正确理解东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突出的优势所在，更无法发现特色社会主义为何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从而也就不能准确把脉东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危机所在，开出疗救时代危机引领世界方向的药方。
图为作者荣获2023东方文化复兴大成理论奖
英国撒切尔夫人曾这样说:“中国知识分子提不出引领时代的思想，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现实性，然而，风物长宜放眼量。西方文化正遭遇全面的危机。历史的车轮是辩证前进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这种辩证关系与东西方地理时空的辩证关系一样，人类文明就像一个巨人，东西方是它轮转运动的两条腿。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至今五百年是由西方主导世界的进程，人类迈出了右腿，五百年后的21世纪，人类必须迈出左腿，整个世界文明才能避免当今继续失衡走向世界系统崩溃，逐渐回归整体均衡的发展过程。中华文化复兴正是在这个历史规律大背景下诞生。它的出现是占据着天时地利。今天，我们做的中华文化复兴与世界文艺复兴的启蒙工作就是创建人和，为人类永久和平铺垫道路。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著名的“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构建东西方文化所运用的各自的逻辑思维方式与价值基础上的差异，我们自然就无法把握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差异，无法全面正确理解东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突出的优势所在，更无法发现特色社会主义为何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从而也就不能准确把脉东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危机所在，开出疗救时代危机引领世界方向的药方。
只有客观正确把握构建东西方文化所运用的各自的逻辑思维方式与价值基础上的差异，我们才能真正认知各自国家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优势、基本国情，才能与时俱进发现为何西方文艺复兴、欧洲启蒙运动在那时崛起，为何当今西方文化走向衰落？才能阐释清楚为何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历史上那么辉煌，而近代开始衰落？为何近代至今21世纪，必然是中华文化复兴引导世界方向的辉煌时代莅临？
为何出现当代不可持续发展的西方文化困境？为何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善于运用辩证法认识和处理问题，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
关于真理，关于世界与未来，我以通约又独特的方式认真思考。五百年西方勃兴主导世界而今转入衰落。这一次，我知道你们裹挟黎明前的黑暗惶恐之至的往东而来；中国文化复兴如明星升起，在百年翘首中正撕开拂晓。21世纪春雷阵阵，伴随而来的世界文艺复兴已势在必行。但即便仅我一人，也定当正面应对！
文艺与武艺，都是可用来征伐的工具。文艺征服人心，武艺征服肉身。不能实现文化互补交融共生共荣，而是实现对异邦文化边缘化的文化侵略，就是文化战争。它由此奠定由谁掌控世界话语权的问题。而关乎民族尊严、切身利益的取舍都来自于话语权的裁判定夺。在核武年代，军事武艺对抗人类已经没有出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胜者；剩下的路径就是兵不血刃的文战。武战发展到极致就必然走向文战。文战也就是《孙子兵法》里面的最高的战争艺术——上战，功心为上。
古希腊文化与同一时期的先秦文化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上存在很大的类同。这是人类东西方文化一个由混沌开始走向流派的孕育发展阶段。所以，那个时代圣人辈出。西方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主要代表，当然还有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智者；西方文化溯源一般在此，再往前西方文明要从中东文明乃及东方文明寻找文化基因，比如辩证法源于逻各斯，逻各斯在希腊文的原义包含“真理的话语、上帝的话语”（word）的意思。现代考古与文化比较发现，逻各斯更早来自于古代中东的波斯、印度和埃及哲学和神学体系中。而《圣经》与中东文明，有学者考证源于万年中国始祖伏羲天道文明的后裔。
学者流波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中指出“《圣经》本身就是4000年前左右西迁中东的有邰氏家族在本已纷繁复杂的地中海沿岸扎根奋斗的历史并宗教发展史，它的最早的旧约时代也已经是黄帝入主中央帝后且主要是中华文明文化基本定型成熟的夏、商、周三代信息史，因此，其无论从哲学思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都浸润着古老中华文明特别是黄帝以来至三代的文化意识。”当然文化比较只是探索文明在时间脉络上的可能，存在学术争议。因此，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从古希腊开始，尤其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推理才具有科学客观性。
而老子、庄子、墨子、孔子、佛陀也是那一时期的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西方三圣的学说整体一脉流传，也各有差异，在认识世界的本源上与方法上，洞悉了心灵蕴含的宇宙奥秘，认为世界是“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辨证统一，而理念世界才是躲在现象世界背后的根源。这与老子的“道为天下母”，这里的道即为意志、宇宙理性、宇宙规律的辨证统一，与佛陀的唯识宗阐“万法唯识、识外无物”之理，以及西方《圣经》开篇即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皆为通达。
在认识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上，都懂得圆融无碍的运用辨证法。只是在后期的亚里士多德才开始创立形式逻辑三段论，才逐渐形成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西方文明此后是以形式逻辑为主导，辩证逻辑为次要的文化结构与文化积淀；东方文明则是以阴阳辨证逻辑、因果逻辑为主导，形式逻辑为次要的文化结构与文化积淀。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已降尤其是欧洲启蒙运动，他们运用形式逻辑驾驭辨证逻辑，从周易学会二进制，从而长足激发了器物科学与制度科学的发展；但是此种文明依赖形式逻辑工具会对西方文明道统形成不断离散运动的解构运动，最后滑入文化虚无主义漩涡，包括价值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后现代困境。而跳出这种漩涡的关键在于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推出的“以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以数理辩证逻辑驾驭数理形式逻辑”才能还原被形式逻辑解构了的支离破碎的世界，才能提升智能科学技术，这是避免世界大系统崩溃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光明出路。
因此，习近平主席曾要求“领导干部善于运用辩证法认识和处理问题，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在学界主流全面西化依然片面运用形式逻辑思维研究处理问题僵硬不变的情况下，提得非常正确与及时。
欧洲文艺复兴解决了个体从上帝怀里独立出来的问题，将个体上升为新上帝，将个体理性上升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基石。一切现代的政治经济伦理的价值源于这里。而个体理性关涉人性本源则推至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后的原罪。救赎的原意应该是唤醒人使之回归神的伊甸园，人性的源头应该是离开伊甸园之前的神性。但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这个认知高度与境界。
欧洲启蒙运动在个人理性支配下构建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进一步加速世界的细片化与互损循环的竞争。周期恶斗的政治危机与周期互损的经济危机都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内耗的见证。他们为了弥补内耗形成的系统割裂，不得不向外部扩张来化解内部危机，从而进一步将灾难远播世界人民。随着这种从宏大到细微的不断自我解构自我批判自我质疑的极端化发展，西方陷入了没有中心价值的后现代价值虚无主义与文化形式细片化的困境。
西方的艺术史无法续写，西方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亦无法续写飘在空中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甚至，西方哲学整体已枯死衰竭，滑入语言哲学的纯形式概念的死胡同，西方数学逻辑学也滑入数理模型越精致越局促的死路；与此异曲同工的是，一度让西方引为自豪的制度科学一样，越细致越难以执行，最后陷入法不治众的“制度悖论”困境。
当西方进入黑夜，正是东方喷薄而出之时。这是宇宙自然之天理。中国作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心代表，它的复兴是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合实现人类文化整体的螺旋型上升发展，是整个宇宙时空运转的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国的复兴不仅解决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更是解决西方危机问题，形成真正的东西方共同的普世价值。（待续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