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主导与人的上升意义流失
文/ 本刊主笔 汉心
现代人承认客观上的不均势，认可利权纠缠才是社会关系中长期损耗心力的必修功课。所以,一般人并不刻意寻求调和，也不指望世间会有彼此协力共济的友好同盟。因而便只能习惯并接受个人主义在生活中的正当存在。这或许很无奈,很痛苦,但也唯此方能获得些许慰藉并见证活着的况味。
在现代人的认知里,世界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意义,也没有恒久不变的真理和应当恪守的信条。人人都如朝生夕灭的飞蝇般，在必然性给定的命运中留痕寄居。所以，便无所谓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当然也就不在乎因果究竟或某种超验性意义的冥思与追问。因为一切就在当下，只有个人私性的甜蜜,故此便不必为公共目标或国家大事负责任、作牺牲。
总之,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能够汇聚公共意志,激活参与热情的依据是收益,是经济理性和得失算计,是利权占有如何保值,如何变现增量。所以,尽管坊间论事多取“自由和发展”破解社会难题,这看上去很正确,也不乏GDP增长允诺的幸福感和普惠性。但资本化时代对社会的伦理定义装置是博弈,是“零和”游戏主导的技术推广和多吃多占原则,是消费主义欲壑难填的索取与猎获。
一般地说来,私欲和功利主义叠加的消费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市侩而忘恩负义的,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社会同情和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正义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怀谁会奉行高尚的德行全心全意为别人服务,更不指望这个世界能达成某种善至美的社会规划与共享目标。在科学祛魅与价值“相对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境中,社会关系变得简括、无情而且处处隐含着彼此算计的冲动,即便是一向 “以正治国”〔老子语〕且必须公道的社会组织,如政府、宗教文化机构等,也由于过份裸露从俗,或直接染指市井交易而显得平庸甚至见利忘义,从而无法确保其导引民心迁善的神圣感。
至此,所谓道统、学统或分类专家的知识立场,都只能根据效率研判和收益考量,不能也不愿承担严正的智慧与道德启示,更无法主导社会正气的汇聚与阐发,而文化及其现代人所依赖的媒体,则将窥阴揭私、展示社会隐秘部位作为其营销策略,或索性专事“扬恶抑善”,热衷于对经典主义的颠覆、恶搞,以及无中生有的技术穿越以投合公众的取乐性消费。这时候,人们也还关注公众的需求,但多半是形而下的唯利是图,其目的不在于将人心导向光明以提振社会整体的精神高度,而是让人下陷堕落以致退缩到只有身体的调理和维护。
所以说,消费与自由神话看似新纪元时代最具魅惑性的公共话题,但当理性主义和消费刺激被纳入国家与社会管控系统,其意旨就不仅止于在公共领域增加一种装置,而是对现代人的生存路径、社会关系进行格式化重构,其特点是去个人化,省略细节,注重概括性体制服从和小单元的身份归纳,这不仅有利于公权和资本随意进入私性领域侵蚀民意,修剪人心,也符合一切外部性资本强权的统摄意图,极权主义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前者明目张胆用法权硬性收编,后者温情脉脉用消费主义拢络,都是基于剥夺性占有而布下的陷阱。
所以,当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被换算成货币或实物自由买卖时,多元观念的扩充便会将所的“他者”看成基于“我”的需求才具有价值。在现代人的视野里,个人的意义归类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其关心的是效用,是性价比而不是异质化的他者所具有的独特意味和风彩。
故此,已没有不一样的人生叙事,也无需参照某种绝标准作优劣比较。每个人都只能依据自己的偏好,在无限量的“效用排序”中筛选合意部份为自己所用,使得所有人生事务都可以被替代,被议价支付从而让其娱乐功能远超所有严肃的救世主张。这时候,谈自由、论民主或许很轻松,很好玩,也很能疏解公众内心的错愕而且颇有“政治正确“的意味。
但它却在收拾民心、凝聚人气方面不太具有效用,不能抵达人的真实处境为具体的个人增加好处。因为现代人太实际、太势利、太不关心政治是否包含了道德和正义的属性,所以也就不再对其承载的使命进行严肃的逼问。它看似开放,也能给乏味的生活播撒兴奋与娱悦,其戏剧性的变数的确能让人产生“自由”即可促发公共决策为自己弯曲的幻觉。但实际情况是,人们都必须只能是基于个人得失去预估自己的行为,必需判断这一行为后果与个人的境况是否有关,从而才愿意认领自己的行为并积极地承担份内的责任。
所以,在个体利益最大化，以投入产出和消费效用为旨归的现代“公司化”国家以及一切社会单元,其所有行为都必然具有逐利套现的目的和偏好。这是人的宿命,也是现代性处境中人人不可避让的“普世”意识形态。没有人能够出逃,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仅仅做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
如此,则所有人都只愿意基于个人的处境说话行事,其主导性的动机是当下的利害权衡,是内部势能如何在冲撞中寻求自洽。公众对政治的问责或许能产生某些道德挤压,但于当事者则鲜有制肘作用。故此,我们看到的是,即便有众多“政治不正确”激情争辩,其动机也多半是基于“姿态”或一时的心血来潮,甚至是单纯个人的偏好或话语效应可能带来的意外收获。因此，常常暗含的是投机,是不得理也不饶人的不仗义,甚至政治人物的“结盟”看似紧密,实际也很脆弱且多是短期寻租或特定的选择性“合作”。而弥漫于公共舆情中的政治攻伐则多半不是基于主义或信念之争,而是缘起利益主体的蛮横和不讲理而引发的厌恶性声讨。
所以，就现代人而言,政治文化强调的已不是观念而是“利益”,是同一系统如何修炼,如何布局才能达到内部牵扯和守恒。这是现代人的乖巧,你必须接受。必须认领这种大众认可的平庸活法并成为流行社会标准的组合构件,属意于被认可而且具有被大众消费的公共性。然后才能被挑选,被允许进场,从而成为利己主义游戏的关系项。否则你就得出局,就得被人离弃冷落,甚至被公众闲置于现代生活之外独自咀嚼不被接纳的苦况与自闭。
我们知道,全球化之下的社会生态都趋向于混装组合,它分散为资本、权力、媒体和世俗养生文化四位一体相生相克。芸芸众生则被定义为无依无靠、无所适从的消费者。如此,社会序列和公共生态被简约化为国家与各类经济组织交错互惠的食利性社会单元。中间人数众多的“散户”,则因缺少议价资源而只能游弋于随机性,碰运气的社会缝隙讨生活。
除此之外,主权回归个人导致的集体主义空场,虽然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挑衅政治,离弃权威,从而获得了对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无怜惜、无组织照顾的分裂状态。这种各行其是,或单纯锁定个人“私权”为终端作出的制度安排必然是,所有人都得放弃造化所设定的生态位,以开放、自由和平等的交易规则放任竞争,并由此拆解国家、民族,以及原生亲缘社会组织的自卫屏障,从而让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严重扭曲人们对世界关系的体认和看法。
所以,有学者指出,放任的市场准入和自由主义,的确为浪漫的人生叙事和文学想象带来了快意的美学体验和精神慰藉。但若想在关涉民生福祉的低度空间任意复制推演,则多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结局。
阿伦特曾就现代公共生活中政治的可能性作过描述。她指出：“我们并不是试图建立一种同质性、平面化抑或是仅仅体现为某种符合公众意愿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也不仅仅表现为某种预设的可以为公众服从的公共结构和普遍性原则。相反地更强调公共性应表现出对差异的承认，应具有引领公众向善而且具有卓尔不群的智慧与人性光芒，公共品质应当具有至善的美德和典范的意义”。
是的,有鉴于人的“合群属性”则人必须有秉持公义的政治,必须有基于善的守护和共同体协作帮扶。所以,现代人尽管不需要脱离实际的上层建筑，也不一定非得有行政指令和目标明确的政策鼓动，但却必须需要有一种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直抵精神深度并主导着人们情感和意志的统领性观念。
它依赖于共同体间相互认同,彼此依附,并由一系列热烈而富有正气的语词、交往方式和整一性规则来完成对社会成员的抚慰和调度。虽然多数人意愿决定政治正确的逻辑可以给人一种诗性的祈盼。但其前提是人人都能“全息判断”并觉得做一个好人很体面,而且有价值。正因为现代政治被太多的利益裹挟而很难葆有普惠众生的公共性,所以必须设法保证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作出向善的选择。
由此,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在司法框架内确保权力守衡,更要有能与之匹配的贤德才能、公共道德、大众心理,以及社群文化上的鼓励与支持。否则,就算是有开放的“票决”和平权许诺,权力的“无知之幕”,也会因公众的短视而迫使政治人物耍花招、套人气。
所以,无论是个人或集体的政治参与都必须秉持大公无私或利他主义情怀,这不仅可以确保社会系统守衡从而形成足够的拉扯和向心力,还能给人以依靠,让人有安全感。否则 ，“搞政治”虽然演出了不少家破人亡的不堪悲情,但其“折戟”的概率估算总会让众多冒险者心存侥幸。（责编：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