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主笔 汉心
编者：汉心教授文章直面历史与当下，提出了社会文明持续发展亟需信仰的课题。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与文明、宗教的冲突，成为阻碍人们和谐相处的顽症。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以及末法时代各种宗教的坠落与混乱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生活无所依循，稍有不慎就掉入了魔道，万劫不复。因此，汉心教授的宏文无疑针对当代世界根本性危机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其实，这是各国领导人与文化领袖们不得不思考的严肃话题。显然，在当今科学昌明时代，如何贯通中西文化逻辑与价值，完成世界儒释道耶回等主流宗教的融合，以及宗教与数学逻辑等基础科学的贯通，重换真理的光芒，只有在理论上率先建立文化大同，才能重建人类的精神信仰秩序，为地球村和谐文明缔造文化认同基础，这是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大课题，因此，时代呼唤诞生世界级思想家、哲学家。
——本社社长 总编辑 刘浩锋
奥尔森说：“集体行动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社会中存在着能够迫使人们愿意去努力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第二是人们出于对某种超越性精神价值的维护和追求，自愿分担责任并积极捍卫这一目标”。前者赖以产生的前提是诸如族群争端、生存共同体遭逢不可抗力或外敌入侵等，来自来外部的某种势力的干预和侵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而必须抱团结盟以共同抵御外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力量以保障共同体的生存和安全。这是一种基于人的自卫本能和理性自觉，是人在极端处境之下的责任意识见之于社会的具体表现。
众所周知，生存是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实现的起点；是人的社会关系建构的生物学前提。但它不是人的目的，不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追求的最高体现。相反，如果把人的命运感和幸福指定并局限于肉身，将人的意义和发展理为“生存”，则尽管我们有源于对“共同体”利益和安全维护与捍卫的本能冲动，但由于单纯地追求利益或仅仅局限于满足“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使我们无法透过现实的幽暗，体会到人世生活在更高层面上的风彩和气派。因此就很难有超越性的追求，并借此抵御不可知命运中的各种困厄。
于此便很难在短暂而风险迭出的人生中找到立足向好的价值支点，便不可能高蹈远虑，并由此产生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以撑开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们才见惯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气馁和委过于人的怨怼；才有太多的社会积弊和互不相让的专横与霸凌，才使得社会公共生活背负了太多的羞辱，从而不能为世界提供有高度的智慧和文明。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皈依，“一种斯宾诺萨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命运和行为有连累的那个上帝”﹙爱因斯坦﹚，倘能如此，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起于人的原欲而终于罪孽的世道纠缠，就有可能消解海德格尔所体会到的那个“烦”，然后心平气和地应对经验世界中的得失荣辱和悲欢离合。
所以，我们希望有神意的存在，期待能够诗性地栖居，企求爱与信仰的救赎，能将我们从不堪承受的命运感中引向光明的彼岸，同样是爱因斯坦说过：“仅有物质的富足并不意味着幸福，耶稣、佛陀和摩西所给予人类人精神的启示意义，要远远超过任创造性的见解和发现”。
我们知道，信仰是人类克服有限性焦虑和生存恐惧的精神救赎，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最高表述，它是人们摆脱形而下荒谬感和内在冲突的心灵慰藉，也是人在无限时空中悬置的最“有意味”的生命形式和社会标准。
盖因如此，只要人一旦有了信靠和仰望，心中便自会有支撑其生活的原点和根基，因而便能产生追本溯源，探索主客观世界的原理性思考，从而由内向外孕育出抵御人性向下堕落的内在机能，将人的良性因子发醇壮大并衍生成人人心仪的普适性人文伦理，从而最终为人的处境改善提供健康的人性基础，使得和谐自为的法理与制度性的文明建设成为可能。
由是观之，它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人的破坏性本能，将人欲导向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光明前景，还能依此路径疏导社会远离偏执和暴戾，远离基于权力和资本自私所行的不公不义与压迫，最终釜底抽薪，从人心底层有效化解历史与现实争锋中郁积的怨怼和愤懑，从而在根子上瓦解权力与资本专制赖以存活的文化基因和民意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信仰不仅仅是对我们所感触到的某种法则的诚信和遵从,它还能最终提供给人以人精神的慰藉，并让人在不可把持的现实顿挫中看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从而便有了求生迷途中的方向感和心理归宿。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沉湎于历史的“局限性”，背负着累积的反面经验和坏记忆久久不能释怀，不能解套。所以，在检索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境域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路承续着、轮回着无所不用其极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戏路，演出着动辄刀枪相向、反攻倒算以人为敌的所谓国家政治争锋、民族冲突，由着无良的权力寡头驱策着在生活世界搞内耗，设困局，从而谬种流传一次次越出人所应当持守的伦理底线，为着当下的利害得失不惜将心肝拆解、将人性灭失，然后一次次祸己害人，沦为政治攻伐的冷血工具，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利益格局中一以惯之地崇信以力相搏，让暴力和一朝得势的骄狂裹挟着将人的罪性意志尽数渲泄，最终给本来就不堪承受的命运套上永远无法拆卸的恶政符咒！所以，尽管我们胼足底气继“往圣”拜图腾乞盼民主自由，明君贤臣临朝解救，但却始终无法开启文明时代，为美好的未来奠基，看不到人之作为人在社会属性上的荣誉回归。
究其根源，乃是我们总是绕着当下、盯着眼前，患得患失将人行世间的目的和意义指向“功名利碌”这一狭窄的价值区间。因此我们一以惯之地只务实不“务虚”，只讲得失不讲是非，只考虑后果不计前因，所以不习惯于遵循人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然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而基于人的本质意愿为社会立法。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太多的自怨自艾和自我否定。因而总是被限定在务实和物质主义的当下戮力和折腾。对于人之于人的社会定性和定义太过简单、太过仄逼，只知道“肉身沉重，物质决定意识”，迷信世俗拯救和荣华富贵烘托出的当下光鲜，从而毕其功于一役龟缩在名利场中左冲右突。
由此，我们也求知、也努力，甚至不惜当血本拼家底，“修身正性”积极问鼎天下献身“政治”；但其动力却仅限于能够有朝一日登堂入室搏得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抑或金榜题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或有冲决个人私念的宏阔理想介入公共事务，所谓经邦济世的高蹈远虑，其终极旨归仍然是光宗耀祖、宣示个人在形而下层面的得失荣耀。既看不到知识的本质是喜悦、是智慧，是托举精神超越庸常以展示穷究天地万象无限性的美感，也不能由此洞悉人的有限性从而激发出对永恒价值的痴心追问。由于没有超越事功的冲动和热望，便无法获致探求原理和本质的心理动能。
既已如此，经济社会由于没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注和追本溯源的至上情怀，所以便没有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得势一旦上位便不再思考政治；商人一朝盆满钵满就不再注目于经邦济世；文人嬴得身份则不再探讨文化……。所以，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时写道：“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层，使他们投身了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则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愿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是的，由于不信奉超验的价值，不相信终极裁判，所以没有可以持久依凭的内心信靠和谦卑的仰望，因而便没有缘于信仰和某种超功利的“社会主义”和国家意志，甚至也没有意识形态上喧嚣一时的所谓“民族主义”。所以，返观一路走过的时代变乱，尽管历尽沧桑、生灵涂碳，但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关乎信仰的问题争端，所以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如果没有现实的权利诱惑和关乎自己福祉的考虑，一般很难为了精神的救赎或传播某种思想而做到有效的社会动员，也正是缘于此，我们才不会有因捍卫信仰、文化观念和爱情而战的历史记忆，没有基于信念、荣誉以及民族和国家尊严的社会化动力机制，所以也就不存在通过良知和道德抑制破坏的文化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无需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恶果向最高的审判者承担责任，再加上列朝累积的坏法统、恶经验太多而且太残忍。
所以，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多既不是基于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悲悯，也不是发端于社会责任和人的荣誉评价，更多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是现世暴富的欲火煽起的热情点燃，并“武装”了人的勇气和胆略。
也正是导源于这一价值遵从，朝野之间都普遍奉行权力的非法轮班和暴力换血，使得几乎所有的参与者和“胜算”者都必然因过度耽于权争内耗，所以常常急火攻心“操劳”成疾，从而使其心理畸变并普遍养成暴戾、刁蛮和偏执等挫折型人格。
所以尽管也奠基加冕、称王封侯；甚至也宣示崇高的教义搞民主，扯自由，但其举止样态也绝不会因“养尊处优”而修炼出多少体面的精神气质。
罗素有言在先：“受过伤害的心灵是可怕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政治生态，人们才为了免于恐惧、免于馈乏、免于直接的肉体伤害，而大面积“放权让利”甚至集体退出公共领域，从而成为沉默无为的治外生民！（责编：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