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读黄奇帆《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文 / 錢宏
真的喜歡黃奇帆先生！昨天刚刚接着他4月9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演讲《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写了一篇《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今天，又看了朋友GF君转发黄奇帆先生5月11日在“中国营商环境研讨会”上报告《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在这份报告中，黄奇帆铺垫性讲了“中国开放的五个时代特征”，继续从营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确定了“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之后，又重申了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八大要素”：1.准入前国民待遇；2.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3.要保护知识产权；4.生態环境保护的要求；5.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6.同等国民待遇；7.不应该有各种补贴；8.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黄奇帆先生突出讲的这“八大要素”，不仅对于中国过去“以开放促改革”中那种一面要求进入WTO、融入FTA，一面对WTO、FTA规则作“选择性与国际接轨”带来的弊端，具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而且，这“八大要素”，对中国营商环境（硬环境、软环境）建设，具有指标体系意义，可谓难能可贵！
在报告的最后，这位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不无动情地指出：“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做好了，对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有万利无一害。”
我想再接着黄奇帆先生的这个报告，说一点稍有不同的观点，并把昨天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一文中应当说而没有说的意思，再表达出来，就教先进！
由于有个性差异（中国特色）地融入世界，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必由之路不二法门，因此，“以外促内”——以开放促改革，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条成功經驗。
但是，强调“中国特色”（个性差异），并不是对国际规则进行“选择性搁置”，而是把中国“个性差异”即“中国特色”，转换成創新驱动的内在动力？这就涉及“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出发点和目標问题。
我想说的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并不只是为了“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而是要从根本上釋放中国社會、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使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江泽民），近年来讲“创新驱动”不绝于耳，但为什么并没有解决“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所谓熊彼得创新为什么依旧是一个问题？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題：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的大国，“创新驱动”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毫无疑问，如果说，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思想力的结晶，那么，通过释放和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力，不仅是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更是“驱动创新”的需要，而这正是《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一文中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相信，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内生性机制形成之日，便是中国为国际社会健康成长，贡献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拿出中国方案的新时代之时！
在这个意义上，黃奇帆先生下面的话就显得更加锐智而富有格局担当！
“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所有区县，地市州、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要求，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要求。
“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
“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倒逼我们更多开放，因为没有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得更好。
“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
说到WTO、FTA规则的“选择性搁置”问题，实际上涉及到近代以来三百年间，中国人对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这一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態度变迁问题。我想把昨天未竟之言，干脆直白地表达出来。
当“主权国家”这一世界秩序与中国照面伊始，中国官家一开始是以天朝上国（朝贡体系）自居，谈都不用谈，一口拒绝，多重防患（夷夏之防），更不用说遵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后经中英鸦片战争，至日清甲午海战，被一些蕞尔小国打趴下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被叫作“老百姓”而非“公民”的中国人，并没有全力支持当时的政府或官军，甚至反过来帮助洋人），中国朝野才慢慢有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争取成为的世界民族（主权国家）之林一员之志（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
到今天，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已然显现出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格局的发展態势，我们中国官方立场反过来，翻了个个，比西方任何国家都似乎表现出坚决维护主权（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别说处理诸多中国内部事务上动辄强调“主权高于人权”（Sovereignty over human rights），即使在赚外汇的国际贸易中，也动辄以维护主权为由拒绝营商环境的改变，甚至拒绝履行签字画押的承诺……于是，18－19世纪拒绝主权国家后的种种尴尬，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顺便说一句，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并不是简单重复，所以当下盛行的“修辞大于逻辑，立场等于方法”的各种历史类比推理，可以休矣（参看钱宏：《走出“利玛窦陷阱”——读李不太白先生、白云先生两篇佳构有感》，2017.11.13，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7-11-13/1469976.aspx）。
但同时，由于当代中国名义GDP体量已居世界第二（实质GDP居世界第一，制造业GDP是美国的300%），国际社会又往往无可奈何（这既是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又远远超出中美两个主权国家双边利益之争的性质。参看《当代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2016.12.1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
只有一个人，意识到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基础上的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到了改变的时候了，这个人就是基辛格（亨廷顿只是意识到主权国家背后的文明冲突），他在2014年出版了《世界秩序》这本书！
然而，改变或说重建世界秩序谈何容易？
17世纪当初欧洲各国用三十年战争从罗马教皇那里争来的世俗国家主权及主体（subject）思想，及其逐步完善起来的一整套规则，如今早就遭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思想权利（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趋势生態圈推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零规则建构）的双重挑战。
于是，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改变或重建世界秩序的第一动因，是改变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即哲学创新，这需要整合轴心时代近三千年以来，特别是近500年来的人类既有智慧。
即使是为了避免“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和两次世界大战（Two World Wars）的悲剧重演，避免核武、生物武器和超限战条件下，不共生就可能共死而同归于尽的命运，人类也必须在哲学上超越“轴心时代”（Axial Age）以来的智慧创造，进入“共生时代”（Symbiosism Age）！
这显然超出了世纪长者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生理、心理、学理极限……
我作为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新生思想者，不揣冒昧，搁置自己诸多生计诉求，勉力前行，几十年如一日地东西上下求索，于近十年逐步和盘托出这植根于每个人心里的“共生哲学”。是的，在人类觉悟发现的所有智慧中，只有共生（Symbiosism）智慧，具有非植入性，而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共生，本来就存在于每个个体、群体心中，所有活体（人体、国体、政体、经济体）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
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a being style between living bodies）。非共生状態，我们管它叫病態，一切活体的病態，都是活体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受到某种干扰所致。三分之一的病態，活体能够通过自组织修复，三分之一的病態很难修复（如恶性肿瘤、心梗、爱滋病等），三分之一的病態可以通过“医/治”修复。治人体，与治理国体、政体、经济体的道理都是一样——恢复活体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一个判断，叫做“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病人，那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心念被堵住，只要心念打开，必会从各种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间道”，所以佛教有句话，叫做“凡墙都是门”，基督教也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又会开启一道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今天早晨，旅居澳大利亚的X君留言说：“仔细拜读了（指《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很有启发。共生是中华哲学的核心精神，钱兄弘扬共生思想，是为全球智者提供思考思路。可喜，可贺，可敬”。X君曾为大国企驻外负责人，业余著有《中西文明比较与人类自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重建 》，在他著述的过程中，也关于“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先后顺序与共生关系”、“普世价值思想体系成为与‘现代社会结构’共生”，以及“马克思先生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条件——物质极大丰富与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是互为前提条件的共生体”等精辟论述。所以，他的鼓励对我很重要。
回到前面的“创新驱动”背后的驱动力量问题。GF君和新西兰的P君说：政府也得发挥自组织力，专制力非自组织力。我说，政府也是由人控制的，人是由文化规定的，文化又往往是制度体制决定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自组织力过度发挥，以至于把社会自组织力与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空间压制和挤兑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格局。
从国体、政体、人体的活体间性正常存在方式上看，这就是一种病態。不幸的是，这种病態情况，正是“李约瑟之迷”“钱学森之问”与“熊彼得创新”的制度-文化-人性原因。这就又回到全球共生研究院副院长、罗马俱乐部成员C君从事研究课题：“共生思维驱动创新”这一根问题上了。
这样，黄奇帆先生倡导的完成中国软硬营商环境的八大要素指标，能否成为中国官方“有万利无一害”的共识，至关重要。
所以，超主权、超地缘、超血缘地重建世界秩序，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讲共生哲学，也只是一种愿景。谨在此祝福中国社会、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也祝福世界！（责编：闻益）
陽子2019年5月18日于辽东灣童心公寓，作者为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恊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