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钱 宏
一、改变一下存量博弈的思维方式
尽管谈了十轮的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但我不认为谈判破裂的判断，而只是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进入从表层的利益（存量奶酪分配）之争，到深层的规则（如何做增量奶酪）之争的阶段，有些扑朔迷离。
既是“规则之争”（Rule Debate），那么，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谈判主体，就要有更具国别历时性的眼光，来正视自身问题；还要有更具全球共时性的担当与格局，来体现公平诉求。
因而双方都需要改变一下存量博弈“利益之争”（Dispute of interests）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及相应的策略。所以，在分析了中美两国现实情况与两国领导人对对方态度后，我在《中美贸易恊议：双方都需有“结构性改进条款”》中表示：“我依然相信中美之间能够达成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受到世界多边欢迎、全球欢迎的双边协定。”这一乐观结论。
这里，我想进一步谈谈“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原则与底线思维”。首先要确立增量博弈的“变和游戏”（Variable sum game）原则，然后把导致双方贸易摩擦的自生性问题都尽量摆出来，由双方代表本着“变和游戏”规则的谈判原则，最终达成一个守住“社会优先，竞合共生”（Social priority，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双S底线思维的恊议。
既然讲到思维方式，那么这里的关键就是人，是参与谈判的人。当我想到这一层时，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民国时期不同时空条件下，创造外交成就奇迹的人——只要他出场并取得内部支持，他就能达成一项外交成就。他还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人。
他叫顾维钧（1888-1985），一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响当当的名字。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幸运儿，1912年博士尚未毕业就能收到民国总统府秘书兼总理秘书的offer（非“升官发财”语境中的“官”），三年左右的工作经历就能坐到驻美公使的位置，十年即任外交总长，甚至内阁总理。他政治上从不站队，以真正公共中立的专业外交官的定位，而为任何一派势力所接受。
顾维钧认为：任何过激语言都会使谈判失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并不适用于外交谈判，因为国家是不能破碎的。“一般而论，法律与理由是交涉的最好武器，武力与感情不能正式运用，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强，不能事事都用飞机战舰原子弹去威胁人。”不管双方的争端多么激烈，大家都不应放弃谈判这种方式，只要去谈，大家就有可能找到双方都接受的缓和点。拒绝谈判，态度强硬，除了让矛盾继续激化，最终走向决裂之外，没有别的路子。所以，外交官不但要洞察国际形势，还要掌握本国的国情国策；既要坚持原则，又能随机应变；既要善于辞令，又要擅长谈判；既要能办公事，又要能交朋友。
即使是利益之争，顾维钧也特别指出：“当办理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得失。”（《顾维钧回忆录(一)》P397，中华书局,1983）。
正因为如此，顾维钧成为修改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人。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特点是：注重情报收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中庸的政治理念、杰出的外交才能。顾维钧的修约外交，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特权。他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顾维钧主持与苏俄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实现了中苏邦交正常化，由此撕裂了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特别是终止《中比旧约》，开启了废除近代以来列强加诸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例。而且，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合作的大部分谈判都有他参加或主持，英美苏盟国对华的很多援助款项都是他游说而得来的。
尤为宝贵的是，顾维钧总结出一种谈判成功之道 ：“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谈判中取得的成绩“超过百分之五十稍多一点”（增量），就是“取得谈判成功之道”（《顾维钧回忆录(五)》P580，[M].中华书局，1987）。
顾维钧“谈判之道”，正好超越了传统社会存量博弈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与常和游戏（Constant sum game）思维的局限性，与经济学上讲的增量博弈变和游戏（Variable sum game）规则，以及罗伯特议事规则具有天然契合。顾维钧谈判之道、变和游戏规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皆为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良性机制！
积贫积弱、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民国，尚且诞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的顾维钧，那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和货物贸易国的中国，只要改变一下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国家达不成双边或多边恊议。
二、“变和游戏”谈判原则与“双S”底线思维
我们知道，存量博弈的本质是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与常和游戏（Constant sum game）。在资源存量不变的条件下，强者往往是在掠夺弱者的资源中成为强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是一个痛苦的存量博弈史，也未尝不可。基于此，有人发明了一种“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用于解释国际社会排他性“同质化竞争”条件下，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必然会发生存量（资源）的极限博弈，比如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甚至用来解释苏美两大国之间的“冷战”。如今，又经常被延用到中美“贸易战”。
但更为基本的事实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本身就是一个寻求增量的开放系统，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依靠科技创新的工商文明之后的基本博弈形态，是增量博弈，而与之相应的游戏规则，是变和游戏（Variable sum game）。零和游戏与常和游戏，逐渐成为变和游戏的特例。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就完全超越了“修昔底德陷阱”逻辑。美国不但没有去与英国与法国争殖民地（存量资源），而是选择了开放市场的办法，逐步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自由贸易体系，确定存量分配规则，去争取与其他欧洲列强共谋增量发展，而且这种变和游戏规则还惠及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
变和游戏，是指随着游戏参与者选择的策略不同，各方的得益总和获得非同质化结果。参与者之间的利益，既竞争又合作，是一种竞合共生关系，各自收益之和是一个变量。变和游戏是一个游戏参与双方或多方增量利益动态平衡过程，反过来说，在守住竞合共生底线思维与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变和游戏是完全办得到的。
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把“Variable sum game”规则中的game翻译成游戏，而不使用博弈呢？2007年，我在给《共生词典》写的序言《共识与参与：取决于游戏规则和游戏价值》时，对“游戏规则”有过思考，请允许我摘录如下：
很小的时候，听到一位老者说“人生是一场游戏”，说这话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农民，而且，他这样说时，目光从我脸上转向了天空。
后来，看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报导，其中有一句话叫“联大压倒多数通过”，很不理解。于是向一位从上海来的“牛鬼蛇神”请教。他告诉我“这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一种确立中国进入联合国活动合法地位和权责的方式。再后来，当我接触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时才明白，原来“游戏”（games）不是简单的娱乐的意思，它实际上涉及到人们的一切日常行为。从中国小孩子玩的“剪刀、石头、布”，到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从嫦娥奔月的遐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games），实际上都是那位普通中国农民说的游戏。“运动会”即英语的games，它不但含有游戏的意思，而且还有博弈、对策的意思。games的概念在西方各种语境中，不但历史悠久，同时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一种游戏，而这种游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规则。
语言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语言的规则体现在人对语言的使用中。词语、话语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就是你在不同的使用环境当中，来确定它的意义。没有独立的抽象的脱离了语言使用环境的意义。当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就是与理智的搏斗”时，他的意思是，哲学就是要对语言做出澄清。对语言做什么样的澄清？就是对语言的用法进行澄清。所以他的名言是：“哲学家的工作是要把日常语言的用法，从形而上学的天空拉回地面”。
因此，所有的语言意义都要放在一定的语言游戏当中来加以确定，同时，对个体而言，对未进入又将要进入某种语言环境的人们而言，这样的语言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在先形成的——话语语境。语境以背景的方式存在着，任何个体活动没有对语言背景的秉承、共识和参与，就无法确立自己在游戏中的角色，也就无法进入任何游戏状态，更不能确定游戏对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在进行语言游戏活动的时候，一定是在遵守已有的规则，但是，语言游戏的魅力不仅在于遵守已有规则的玩法，更在于游戏的参与方会不断发现新的玩法（用法），而已有规则也在这新的玩法中经过一系列的博弈（拼博、协商、妥协、讨价还价）中不断臻于完善。
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中美自2001年签署有关中国加入WTO恊议后，从中美贸易蜜月，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正是中美双方对游戏规则的共识、参与、遵守与争执的一种生动表征。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话中的“语言”替换为“经济”“贸易”或“生产方式”，那么，就是这样：
每个人、国家或经济体，在玩游戏的时候，在进行“贸易”游戏活动的时候，一定是在遵守已有的规则，但是，“贸易”游戏的魅力不仅在于遵守已有规则的玩法，更在于游戏的参与方会不断发现新的玩法（用法），寻求增量，而已有规则也在这新的玩法中经过一系列的博弈（拼博、协商、妥协、讨价还价）中不断臻于完善。
这里的重点是，“游戏的参与方会不断发现新的玩法（用法）”，并如何确定新的“变和游戏规则”？
确立新的变和游戏规则，需要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的两个先决条件，一个底线思维。两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是双方能够共谋，至少有共谋的需要；一个是双方能建立彼此信任的机制。
一个底线思维是：共生思维驱动创新，即双方或多方守住竞合共生思维驱动增量创新。
常识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增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改变。也就是说，当国际经济形态、生产方式、贸易游戏发生变化时，必定会伴随新的游戏规则的诞生！
确定中美贸易“变和游戏规则”的依据，正是从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变化中来。
当中美贸易摩擦的利益（存量奶酪分配）之争，进入超地缘、超亲缘、超主权“价值链、供应链、技术（产业）链生态圈”世界贸易新格局下的规则（如何做增量奶酪）之争的新时代，远远超越了围绕存量博弈展开的所谓“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深度全球化与浅表全球化”“姓社与姓资”及“姓公与姓私”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嘴炮阶段，新的世界秩序亦将在“变和游戏规则”与“双S底线思维”驱动中应运而生。
在近作《竞合共生，破解冲突——读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与《当知“创新驱动”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两文中，我集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人类自组织行为的哲学-经济学意义？面对跨国、跨地域、跨行业及超主权、超地缘、超血缘生态圈这一新兴经济形态，我们当如何“竞和共生，破解冲突”？在“三链生态圈”格局下，一国、一区域作为一个经济体之内，如何实现“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的三零规则？这些回答，就是本文说的“变和游戏规则”与“双S底线思维”的现实依据。
顺便说一句，令我惊讶的是，这两篇文章在“中国文明在线网”、“价值中国网”、《经济要参》和《亚洲经济导刊》分别刊出后，如此偏重哲学-经济学理论思维的文章，竟然在七八天之内，就超过36万人阅读，我由此感觉，这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上升的一个明证，我也从中受到莫大鼓励！
那么，依据“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人类自组织行为的哲学-经济学原理，反观中美贸易从Chimerica蜜月,到Sino-US Trade War摩擦，从表层利益之争，到深层规则之争，我提出如此因应之道：
“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原则与底线思维”，是首先确立变和游戏（Variable sum game）原则，然后把导致双方贸易摩擦的自生性问题都尽量摆出来，由双方谈判代表本着“规则变和游戏”原则，最终达成一个守住“社会优先，竞合共生”（Social priority，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双S底线思维的恊议。
“双S底线思维”中的第二个S（竞合共生）这里不再解释，第一个S（社会优先），需要略作说明。
我在《“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2016）和《重建世界秩序：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2018）中指出：“社会优先”将成为时代潮流。各个国家内部“全生态社会建设”的均衡诉求，高于意识形态与资本外溢和冲突。中国需要“以社会建设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以便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美国同样需要重建社会以解决城市社区衰败和产业空心化问题。因而特朗普所谓“America First”的政治口号，从其内涵上看，说到底，还是“Social priority”。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社会，人民的尊严和幸福是衡量政府是否善政良治的永恒指标。果如此，还有啥不可谈的？
三、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可能内容
本着“变和游戏规则”与“双S底线思维”，请允许我分别站在中国与美国自身内生性问题的角度，对“中美各自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可能内容”，试着提出一个正面清单，或可供中美双方谈判代表及各自背后决策者参阅。
1、对中国的结构性条款
确立中国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指导原则：有利于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及其官民冲突，从而有个性差异地融入世界，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解决“基本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变这样的结构定势：外企萎缩或增长，意味着国家外汇（我国外汇的三分之一是外企的存款和流动资金）剧减或看涨；民企萎缩或增长，意味着大量就业或失业，压缩或增加市场购买力……；国企增长，很大比例是挣了国家投资款和挤压民企（等于国家财政和社会财富左手给了右手并非增加中国财富），反之，压缩国企就被认为不是“社会主义”陷入“以公兑私”意识形态无休止争执内耗……
具体来说包括：
第一，释放中国社会和国民的生产力与创新驱动力，以《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为前提条件，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
第二，缩减政府组织规模与组织行为，确立严格的“政府预算制度”，严格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产品”的法律边界，政府不从事盈利性产业活动，充当中立的守夜人的角色，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法律的权威，恊调好指示、档与成文法的关系，适当时出台以《行政许可法》、《反操纵法》、《赎买法》为基础，确立官事行为的《官法典》；
第三，中国资源型财政联邦主义，加上不同于“税收财政”的“土地财政”及“房地产金融化”，让中国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同时，也积累了天量成本——资源背负、生态背负、社会背负、家庭背负（两极分化及身心灵健康），由此引发的“广义债务危机”，将可能导致比市场滞胀更为严重的“政府赤胀”，因而必须改变“地方政府GDP锦标赛”考核标准；
第四，改变中国的金融官粹主义，打破银行垄断，防止银行救助有裙带关系的企业，确保公平营商环境，降低信贷在金融融资结构中的占比，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金融机构对企业“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效能的监管；
第五，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能量、质量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展开GDE价值参量研究，以及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自由主义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与伦理主义、劳动价值论与思想价值论经济学理论再平衡的研究（参看《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imics）》,2009）；
第六，任正非道出了“重大创新是不可能靠政府规划出来的”真相，因此，政府可将用于各种“规划”投资资金的一半，转移支付到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和解除后顾之忧的医养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为中国的基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积蓄人才。同时，允许优秀企业单独举办研究机构，自行选择科研需求的方向，参与与跨国企业一线的交流，改变中国社会科学滞后（造成中国政策应对选项的极端滞后与缺失）；
第七，智慧财产权保护，引入国际标准和执行机制，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境内外上市公司“财务透明度和问责制”立法，提高环境标准；
第八，鼓励实体企业发展，改变中国互联网企业扩大消费信贷的套利行为，以及对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侵害远远超过欧美各国而无法受到足够监管的局面；
第九，建立以社区经济形态托底的市场经济（私人产品）、政府经济（公共物品）、社区经济（休养生息与创新）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全新经济形态，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二元对立世纪钟摆困境”。
2、对美国的结构性条款
美国结构性改革创新条款的指导原则：有利于化解族群身份与文明冲突的基本矛盾及其阶级对立，找出对传统生产生活行业衰败的内在原因，将“社会优先，竞合共生”双S底线思维贯通内外。
早在写作《原德：大国哲学》一书中，我就发现：美国模式尽管早就具备了发挥“政府、社会、公民三大自组织力”的特征，这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就“美国梦”的原因。但是，美国模式现在明显带有“吃老本”而非制度创新的性质，遗憾的是：美国人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自满情绪且高高在上的制度教师爷的身份自居，对全世界指手划脚，让我们这些亟需制度创新的东方国家产生反感，甚至强烈反感，让我们感到似乎有理由不理会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更何况，美国制度体现在三维制度文明的结构和细节上，正遭遇三大政治生态危机：一是大众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导致政府公共物品过度供应，政府在选民与资本之间越来越难以把握平衡，出现“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二是金融资本主义过度膨涨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以及与之相应的中产阶级生存危机，出现“两极分化”的政治生态；三是产业链的全球化导致高新科技创新与生产制造的分离，使美国资本家赚了钱，政府却丢失了税收和就业，出现“税基枯竭”的政治生态（见该书P45-4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11）
具体来说包括：
第一，美国的高科-金融资本主义，肥了大企业主，导致财政收支不平衡，是美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因而，美国应当降低政府负责率，增强财政收支平衡能力；
第二，美国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上升，与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下降，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不必否认，美国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制造业的崛起有一定相关性，但为何德国、日本在同等条件下，情况却没有美国严重？因此，美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结构方式上需要改革；
第三，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是，服务业职位的零工模式、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制造业企业相比。美国劳工部曾警告：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无需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因而，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消长结构需要重新定位；
第四，如果说中国是“铁公基”投资过度，那么美国的基建投资显然严重不足，因此，应当改善“两党掣肘”投资拨款机制，从实体经济投资入手，建立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基建投资，兴建一批开发区、工业园、产业园、居民居住社区及铁公路交通设施，优化美国的区域（含边境）经济结构，改善美国的经济社会布局和结构；
第五，美国信贷（福利）民粹主义，导致美国低储蓄率、高负责率，很难适应世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所以，美国也要金融体制改革，以不断提高居民储蓄率，降低居民负债率；
第六，美国曾经的强大依靠的是对短期利益的约束（金融领域的沃尔克原则），依靠的是美国企业和员工的同心协力（罗斯福主义），但是，大企业利益优先、金融企业数量急剧上升金融业的高收入，扭曲了整个人力资源价格，各学科人才大量聚集涌向虚拟经济，形成“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阶级，不仅对新兴经济体人力资源配置有溢出示范效应，更直接的恶果，是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如何改进？
第七，美国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合谋绑架公权、绑架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亟需改变——美国中上层精英显然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获得了财富的加速膨胀，造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大幅下降，美国中下层大量曾经稳定而薪酬优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流失，应当反思近十年来美国学界及媒体鼓吹的“创新经济论”（2013）；
第八，美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其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整，而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在美国独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下，长期追求短期个人利益，长期无视员工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不利于中下层人民降低生活和生产成本、享受世界各国劳动成果，是美国中下层的问题的自生性原因。比较一下倾向“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与倾向“劳资共决”的德国模式和“劳资共生”的日本模式，在经济撕裂带来社会撕裂的情况，单纯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应当相应调整；
第九，美国和中国都需要“把银行业衍化成为富人提升资产性收入的金融业”，还原为银行创始时服务于民的属性。同时，美国也需要建立以社区经济形态托底的市场经济（私人产品）、政府经济（公共物品）、社区经济（休养生息与创新）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全新经济形态，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二元对立世纪钟摆困境”。
俗话说“一只巴掌拍不响”，只要这场从利益之争进到规则之争的中美贸易摩擦，不停留在寻找替罪羊的相互指责阶段，只要能相互接触继续谈，双方能够共谋，建立彼此信任的机制，变外部压力为各自改革创新的动力，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总之，只要中美双方正视各自都有“结构性改革创新”的需要，那么，确立“增量创新”变和游戏规则与“社会优先，竞合共生”双S底线思维，就是达成恊议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大前提。
最后，只要中美能够达成一个更加积极进取的受到世界多边欢迎的双边协议，将来中美一道为联合国提交一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又一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也完全是可能的！
阳子2019年6月11-13日草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