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钱宏
一年多来，中美贸易战的结症，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美经济社会各自都有结构性问题。因此，都存在很大改进空间。而要改进，甚至改变，就要找到各自结构性问题的结症所在。这里讲的结症，首先是指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常识告诉我们，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由于林毅夫先生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其影响力，他所谓“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上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与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某些对应关系。因而，当我们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时，不但不能再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而且，必须对林先生经济学的结构性缺陷进行梳理。
以Symbioeconomics（共生经济学）观之，新结构经济学当然也有其现实优长，然而，撇开新结构经济学的地域性“横向国别比较研究”、中国“区域比较研究”、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社会阶层比较研究这些“结构遗漏”不讲，单就中国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尚明显带有六大“理论缺失”。
2019年5月3日
今晨，看了陈平先生推荐的中央经济频道《财经人物周刊》节目播出的《林毅夫：把中国带入世界》。陈先生还加了一段按语：“和林毅夫共事二十多年，经济学方法上也争论二十多年。但是，我十分认同他的两个理想：即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对世界做出原创的贡献，经济学家的工作应当推进人类的发展。在过去三十年，多数年青人向往西方世界的时代，林毅夫却毅然冒险来到祖国大陆，没有历史的远见和时代的使命，是难以想象的选择。多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开会时，见到衣索比亚的总统经济顾问，好奇地问他的国家发展选什么道路?他干脆地回答：当然是中国道路。看到北大南南学院的成果，深赞林毅夫不仅把中国经验介绍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且帮助非洲国家从中国经验中获益。中国的年青一代在世界变革的时代，是继续西方的老路，还是探索中国的新路，可以从林毅夫的经历获得启发。祝林毅夫夫妇志同道合，继续前行。”
碰巧，十年前北京大学经管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会议上，高尚全先生介绍我认识即将去世界银行任职的林毅夫先生，虽然没有更深的交往，但我一直关注有着传奇人生的林毅夫。如今又值改开40周年之际，看到这个节目，除了感到林毅夫确实有一颗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还真有些话想说说。
节目中，林毅夫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想，我是属于一个比较独立的经济学家，该帮政府说话的时候，我会帮政府说话，该帮企业说话的时候，我会帮企业说话，该帮农民说话的时候，我也会帮农民说话。”
尽管林毅夫在这里是把政府、企业、农民当作经济学家的“三重客体”对待，但我想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毅夫确实把自己与其他从现成文本理论概念出发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拓展了自己的理论视野。
他提出“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现实主张，并将这一现实主张殖入“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比较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资源禀赋理论”或“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伯蒂尔·俄林）的经济学理论沃土，得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个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国家都有机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调整和改进该阶段的最优经济结构”这一“结构经济学”式的观察结果。
2008年钱宏与林毅夫相识
同时，在“政府的目标和干预措施”上，林毅夫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一般“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比如摒弃“用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强调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并认为政府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可以克服市场失灵，从而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现实主张变成了诸多可操作的政策措施，林毅夫将自己的这一努力，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的重要理论发现在于，本着“理论创新，是对现实的直接了解”的理念，在新旧结构经济学都将承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二分法的基础上，否定“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受害者”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参与世界复杂多样的分工正是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利的历史趋势的机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而可以克服“市场失灵”，这就是所谓“产业规划的有效性”。通俗地讲，这大概也是“弯道超车”论的依据。
在“纵向国别比较”的意义上，“新结构经济学”，具有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有关发挥政府自组织力的理论品格。即以中国为例，一个“有为的政府”为代表的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长项。
但同时，由于“新结构经济学”过分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比较优势，而未能看到“政府自组织力”发挥过度，而使得林毅夫也想“帮说话”的“企业”和“农民”（这里用作中国公民的代称）两大经济社会主体，成为政府的附庸，并大大提高了“企业”和“农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从而抑制和影响了“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今天中国进行“三大攻坚战”（刘鹤），“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在根本上说，都与我们长期缺乏“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整体机制有关。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否定了“旧结构经济学”的国别依附理论，却又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公民（农民）依附理论。
所以，相对于“纵向国别比较研究”而言，尽管林毅夫先生作为独立经济学家，有着以“中国经济奇迹”为宏观分析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抱负，甚至在“帮”非洲国家说话和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做出了“把中国带入世界”的宝贵努力，特别是同时也有“帮”“政府、企业、农民（公民）三重客体”说话的拳拳之心，让人肃然起敬！但是，他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方面，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而在“区域比较研究”、“地理人文性地域比较研究”（含“横向国别比较”）、“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特别是“社会阶层比较研究”上，则有着明显的结构性遗漏。
撇开地域性“横向国别比较研究”、中国“区域比较研究”、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社会阶层比较这些“结构遗漏”不讲，单就中国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尚明显带有下列“理论缺失”：
第一，从法理常识上看，政府、企业、农民（公民）并非经济学家的“三重客体”，而是具有“自组织力”的“三重主体”，即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具有法理“行为主体”的经济学意义。所以，尽管林毅夫也把“企业自生能力作为新结构经济学微观分析基础”，但其在理论上超越现行经济的“宏经”与“微经”划分，未能在法理上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更没有承认公民（农民）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
第二，从哲学上看，马克思说，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三重主体”只是强调政府、企业、农民（公民）的主体地位，之所以都有主体地位，是因为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具有创造历史的“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简称“自组织灵动力”或“自组织力”）而又非独存的主体。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中，政府、企业、农民（公民）都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相互作用共襄生活的过程。理解这一事实并不难，我们甚至只需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互助”理论（克鲁泡特金）和“创新”理论（熊彼得）中就能加以证实。
第三，这样一来，不难发现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国别“比较优势禀赋”有这样三个特征：一是成本低、积效高，如“后发展优势”（其劣势是投机取巧偷懒带来惰性和违法），套利行为和思维方式（抑制创新思维）；二是低门槛、高回报的外部性优势，如以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搭便车”+“承诺扯皮”，三是在现行规则中发挥中国人固有的“谋略优势”（逾矩思维）和“体制性欺弱侵权优势”（主体思维）。
最重要的是，大概因为林先生知晓“胜之不武”的道理，他有意无意地只讲“后发展优势”（套利思维）和“谋略优势”（逾矩思维），搁置“外部性优势”和忽略“体制性欺弱侵权优势”（官本位主体思维）。而套利思维、逾矩思维，如“田忌赛马”，出其不意地拿自己的长项比别人的弱项，属于典型的“聪明之恶”——不守诚信、破坏游戏规则（如破坏奥运会拳击、摔跤、举重、田径等项目对等比赛规则），而（官本位）的主体思维，导致中国式“资源垄断+半管制半市场+强拆”，结果在理论上回避或遮盖了中国“广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空前激化这一事实真相。
第四，中国社会现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是否与产业和技术对应？其上层建筑是否内生于经济基础？或者说，中国现行包括官本位的土地财政、金融、税收、媒介制度安排及其双轨渐进改革，是否内生于与中国现行包括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对应的产业和技术？也就是两者之间是否相适应以及相互作用、随时间变化的结果情况如何？19大报告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背后是否与“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矛盾”有关？谁的比较优势？谁主导了要素禀赋结构方式？双轨渐进式改革的比较优势，是政府干预力，还是企业自生能力？从双轨渐进改革看，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仅仅是指“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及产业、技术水平”，而不包括“官本位的土地财政、金融、税收、媒介制度安排”，那么显然是不完全概括。
第五，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自然也就不讲“后发优/劣二重性”（参看杨小凯与林毅夫2002辩论），而只讲“后发优势”，也不讲“产业规划能效/能耗二重性”（参看林毅夫与张维迎2016辩论），而只讲“产业规划的有效性”，而不及其余。这在当今世界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而各国公民个体和共同体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日益强化，普惠配置资源生态化时代（相对殖民时代、自由贸易时代）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条件下，重新强调发展主义的主权国别斗争必要性，从而让本国公民、社会作“牺牲”的秦皇汉武式谋略思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违背了普遍寓于特殊之中的常理，更失去“作大GDP蛋糕”的目标和方向。
第六，于是，我们也就很难看到“新结构经济学”在“区域比较研究、地域比较研究（含横向国别比较）、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特别是社会阶层比较研究”方面，提出富有理论创新的方法和政策措施。因而，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也就整体上忽略了这片土地上每个有基本感知能力的人，都很容易发现的资源性背负失衡——自然背负失衡、社会背负失衡、家庭背负失衡（身心灵亚健康）等——广义生态背负失衡这一经验事实。
我想说明一下，具有这些理论缺失和结构性遗漏的经济学理论，远不只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包括林毅夫先生要引入的结构主义，以及与之划清界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药方”，甚至包括以“市场经济理论3.0”相标榜的所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顺便说一句，有人为了解释“中国奇迹”，将“市场经济理论”划分为1.0、2.0、3.0三个类型——即：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理论的1.0；以凯恩斯、以及更早的李斯特为代表的提倡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2.0；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市场经济3.0——并且认为，市场经济理论3.0是对2.0的继承和发展，并与市场经济理论1.0根本对立。
乍一看，这种划分，似乎突出市场经济3.0在“三维主体市场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学地位，而且，把政治、政府（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企业、基础的反作用乃至超级能动作用嵌入到传统经济学之中。但是，这非但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纪钟摆”困境，或“涨价去库存、增产降产能”“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局面，反而会加剧“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以及“公民、社会边缘化”趋势（“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既可以办大好事，也可能办大坏事！），乃至“社会底座”坍塌和“自然报复”的问题——即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只要没有跳出“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经济形态，以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二分法这种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让生产回归生活”——即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当代经济学，就不能走出“世纪钟摆”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正如当年“单纯军事观点”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一样，今天，“单纯经济学思维”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以生态文明建设观之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问题。
基于此，“新结构经济学”有没有“在更一般的理论意义上讲清楚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并且可以为更新颖的经济学思路提供基础”的潜力，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我想，无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否有这样的潜力，我都相信林毅夫先生凭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南南合作研究院的平台，“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把中国学子带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良好愿望，可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钱宏与社会转型大师高尚全先生重逢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
最后，林毅夫先生对建设都江堰的李冰父子的那份虔诚，让我再次肃然起敬。我也对林先生喜欢王阳明哲学，十分好奇。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管理就是力量，权力就是力量，资本就是力量，得到广泛普及，因而近年出现了“良知教”、“阳明热”、“四句教”、“良知教育”、“阳明学院”，就可以理解。但是，谁的心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知识、科技没有方向，知识、科技也“不是一块印好的硬币，可以拿来就用”（培根），必须经过个体生命自组织。而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自己的方向，可管理、权力、资本的方向，指向邪恶（操纵、垄断）的概率远远大于指向正当适宜（公义、均衡），至少是具有“两可性”。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知识、科技属于信息能量范畴，是非独占性工具，而管理、权力、资本属于物质能量范畴，是可独占性工具，因而具有价值倾向。
当代中国盛行各式各样“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成功学”，然而“缺德”咋办？Impropriety咋办？这也是亚当·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时面对的首要问题。正因为如此，他迟至15年后才惴惴不安地发表了《国富论》。
说到亚当·斯密，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现代经济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政府重商主义”造成的问题。而历史有惊人的巧合。今日中国，不管你叫“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权控市场”或“政府重商主义”的本质是真相。 （责编：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