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为什么只有中国能一直向着“天下为公”前进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官网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党和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展开谈的方面，比如党的制度建设、战略思维、治国理念，都包含着很多中国政治的传统因素。今天我想从理念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字——“公”，就是“公共”的“公”。

中国共产党特别喜欢讲究一个“公”字，我们从文献里边看到，比如早期的李大钊、毛泽东都喜欢讲“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边也讲到了“天下为公”这个词，今天我们还经常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还讲“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包括我们的入党誓词，里边也有一句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背后都是一个“公”字，“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念的一个关键词。

谈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肯定是离不开“公”这个字的，“天下为公”这个观念来自哪？我认为它来自中国的历史传统。

“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观念

我去过一些国家，不管到哪儿都会去华人区，那么很多地方的华人区都会有一座悬挂着“天下为公”的牌坊，而且往往是孙中山先生的手书，似乎这四个字已经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里，不管我们迁移到哪，都会带着这个“公”的理想落地生根。这个字，它就反映了中国政治传统里边的一个独特观念。

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他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他说这个“公”字在中国不仅仅指公家、公室，而且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含义，就是“公共性”。同样使用汉字的日语里边却没有这层含义。以我自己对世界历史的了解，似乎在其他文明里边确实也没有见到和我们中文里边这个“公”字完全对应的这样一种词。

比如英语里的public，我们把它翻译成“公”，但其实它并没有我们中文意义上的这个“公共性”的含义。它最初指的是几层含义，大众的、公开的、广场的、政府的等等。我们习惯用中国人的观念来理解这个词，实际上它的含义是大有不同的。

比如像“大众”，“大众”不一定是公共的，因为不同的大众群体他会有自己的私利。所以比如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这种利益集团政治和身份政治，它很多都是代表大众里边的一部分人的私利。

比如“公开的”也不一定是“公”。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政体里边，它的权钱交换是可以合法化、公开化的，虽然公开了，但仍然是一种大私。比如我以前在观视频讲过，美国的反腐它的一个神器就是法律。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它是通过不断地立法，把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给合法化，让它成为一种公开的权钱交易。

“在广场上发生的”也不一定是“公”，比如广场政治它会带来党派斗争，在这个小规模城市国家里边，党派为了私利斗争而不惜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例子，举不胜举。

比如意大利哲学家马基亚维利，他有本书叫《佛罗伦萨史》，在这个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内斗不已。另外宗教因素也会进一步地加剧派系，可以说在西方历史上党派之争就是政治生活的主流现象。

相比起来，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边，党争被视为一个极坏的现象。一旦党争成风，往往王朝就要衰败了。今天西方的政党政治仍然如此，也就是说“party”这个东西，它就是公然地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它并不符合中国人对“公”字的定义。

那么最后“政府”是不是一定代表“公”呢？也不一定。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因为在我们的历史经验里边，比如像国家机关、地方政府这样的东西，它是和私人实体完全不同的一种公共实体。但是在西方，特别是中世纪末期以来，比如像欧洲的国家，城市、地方政府、教会甚至法院，它在法律上都是一种私权实体，是私人法人，所以它适用于规范私人契约和财产关系的司法，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东周以前的状态有点相似。

美国它也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政治基础。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地，它在法律地位上其实都是私人法人，所谓的联邦制和代议制，就是这些法人结合成更大的法人的一种法律和政治工具而已。另外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其实它的政府和我们的历史大不一样，它是由私人公司演变而来的。

比如很多的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都不存在，或者是不以现在的国家形式存在，是西方的殖民者在当地建立了贸易公司，比如像英国、荷兰这些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奠定了他们的制度和国家的基础。

后来是随着这些人民的反殖民化，殖民地的独立才逐渐演变成国家。那么在这些以私权为历史根基的文化里边，他们对“公”这个字的理解显然跟我们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公共性

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对这种公共性的追求，在《礼记》的大同篇里边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承载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天下、国家应该是公共性的，而不是任何个人或者人群的私产，更不可能是私有的法人实体，而是天下苍生所共有的。就像《吕氏春秋·贵公篇》里边所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这种“公”的观念后来还升华到哲学层面，发展出了一种大公无私的圣人观念。

比如像老子讲的“圣人不仁”，比如像韩非子也认为自然界是没有感情的，对任何东西都不分亲疏，那么如果人能够做到像天地一样无私，你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韩非子讲“若地若天，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体现在政治理想里，就是统治者不能有所偏私。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汉文帝即位的时候，他来到长安的渭桥边，当时的太尉周勃想私下跟汉文帝说句话，宋昌就拦到前面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讲的是公事，那么就敞开地言。如果说你讲的是私事，那么王者是没有私事的。所以其实言下之意很清楚了。当然客观上它是利用公共性的原则想来树立新皇帝的权威。

第二个例子就是明代的名臣王用汲当时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而他其实也就是想用这种公共性的理想来规劝皇权。

但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今天世界上多数地方到现在依然没有，人类社会都是从极小的家族和部落群体发展起来的，一直到国家的产生，都是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私有制度。

比如在原始社会，虽然普遍存在这种所谓的部落公有制，但是一旦超出了部落的范围，那么大家之间就是敌我的关系，是可以互相掠夺屠杀的，叫“强者恒强，弱者愈弱”。人们总体上是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那么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逐渐产生了对公共性权利的需求。所以像我们熟悉的这些大禹治水、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甚至像愚公移山这样的传说，它其实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需求。

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数也是从这种原始状态来推导国家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有一点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国内的政治教科书或者政治课堂上，老师们一讲国家起源通常都是从霍布斯、卢梭、洛克他们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来讲起，讲所谓的自然状态。

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很早很早都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像管子就认为圣人就是为了“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柳宗元也说“强有力者出而治之”，所以他讲“用号令起而居臣什伍之法立。”还有黄宗羲，更是强调公共性的需求。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我们看到“兴公利，除公害”就是中国国家的一个基本使命。

国家的公共性是逐渐演进的

但是国家的公共性它是逐渐演进的。比如说我们在周代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经过文王、武王到周公三次大的分封基本上成型，虽然周的这个天下制度有一定的公共性，诸侯在自己的国中也有一定的公共性，但是这个封建制度在本质上仍然是基于宗法血统和私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比如《左传》开头就讲郑庄公为周平王卿士，也就是说他在郑国是国君，他到了周王廷则是周平王的臣属，回到封地又有自己的一套宗法卿士，在这样一种等级依附体系之下，人是不平等的。

所以国家也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是一种公器，比如在周代就存在一种叫乡遂制度，有国人和野人之别。

那么野外的这些野人或者鄙人就不需要当兵，只需要提供一些公共劳役或者贡献一些食物。那么这一点很巧，就像近代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搞过类似的制度，比如说穆斯林就当兵不纳税，非穆斯林就纳税不当兵，它背后是一种什么理念呢？就是说只有当兵的你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在这样的体系下，这个“天下”不完全是“公天下”。

不过要说明一点，就是人们特别喜欢把西周的封建制和欧洲的封建制来做对比，但是其实中国在西周的公共性程度就已经远远高于西欧的中世纪了。比如说西周讲究天子建国，只有周天子可以封建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另外天子直接来操纵诸侯的建国，甚至连都城都要由天子派人来帮助建设。天子还保留对大中型诸侯的重要官员的任命权。

比如按当时的规矩，大国三卿都要由天子来任命，次国三卿里边有两个卿要由天子来任命，其实就都是要确立天子对天下的一个共主地位，已经具有国家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了。

而在欧洲封建时代，这个分封权是不局限于国王的，比如像在法兰克、德意志这些地方，大小贵族都可以一路向下分封，最后形成大家熟悉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样一种现象。有时候国王只是贵族里的第一人，而不是真正的天下共主。

王国维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西周“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这一点跟欧洲是非常不同的。钱穆先生也很早就指出，中国的西周封建与欧洲封建制是不同的。

那么后来到了东周，礼崩乐坏，战乱频发。最开始是“政出天子”，后来就变成“政出诸侯”，再往后就变成“政出大夫”。

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从晋国三家分晋开始的，为什么？因为晋国当时封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实际上就是坏掉了我刚才讲到的诸侯不得专封诸侯的规矩，从此开始公室衰、私门兴。所以孔子当时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么诸子百家在这个时候都表示了对这种私权割据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设想。经过战国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最终由秦统一了天下，初创了第一个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国家制度。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秦本身它不是出于公心，秦始皇想的是什么？是我一家一姓永远统治天下，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私心。但是我们中国历史的规律发展到这里，已经展现出了推动公共性实现的强大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不过是借着秦人的手来实现。

后世王夫之就讲过一句话，说“天以其大私以行其大公”。

具体来讲，比如像秦它废除了贵族，让天下人都成了百姓。当时秦的博士淳于越就跟秦始皇提过建议，说“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后来司马迁也说，说“使秦无尺寸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战之患”。

另外，秦还废除了基于私人权利关系的封建制，建立了具有公共性的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官僚制度很有意思，它在国家管理者选拔上不断地进行试错，最终达到了越来越靠拼考试而不是拼爹的这种科举制。这种主要通过考试和吏部来选官的制度，到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还都没有达到。

在财政上和国家治理上，秦也废除了基于人身的等级结构，逐渐转向了基于土地来征收赋税和设置行政区划的原则。西周晚期就开始形成了王室和国家之间的区分，也就是我讲的公私之分。后来发展到战国秦汉，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皇室私库与国家公帑之间的区别。

所以我们毛泽东主席有一首诗里边就讲“百代皆行秦政法”，说的就是秦所奠定的这种公共性国家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一直在跟各种私的力量竞争，包括诸侯王、巨商大贾、士家大族、地方豪强、割据势力，背后当然有统治集团的这种私利，有权利和利益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我们看到国家的公共性是在缓慢上升的，当然也有不同时期的倒退。

比如民国时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时期，私的力量开始占上风。比如当时有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所谓的四大家族，这都违背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这种公共性理想。

当然历朝历代它都脱不了地主士大夫和官僚集团的专制，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我们才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公共性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天下为公”的梦想。

我们的制度和发展都还不完美，但是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会向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目标前进。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是私权横行的天下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其他的国家不是这样吗？的确如此，我就以欧洲为例跟大家讲一讲，比如像古希腊、古罗马，我们都知道它是以系统性的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性国家。

另外罗马的制度它也是以罗马城的城邦政治、罗马人的军事征服和联盟体系为基础的，并没有建立起秦汉这样发达的公共官僚制度。后来到西欧中世纪的这种封建制度，它就更加倒退了，几乎完全是以领主、封臣和农奴之间的这种私人权利关系来维系松散的政治组织。

欧洲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私权和私权之间的契约。我们知道在古罗马时代曾经盛行那种非常宏大的公共工程，但其实罗马崩溃之后，这些东西消失了将近一千年，一直到近代，才产生了国家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观念。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洛赫就发现一个现象，说西欧的国王们到12世纪才产生了国家要负责公共事务的观念，才意识到我这个国家是要有公共性的，我需要来维护国内的和平，我要去修路、去建桥。

随着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向现代官僚制国家进化，西方世界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公共意识，但是它同时也遇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又是一种非常强调私权的社会，因为它是以财产权和契约法制为基础。

大家看一看今天所谓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天天讲的都是产权、契约、自由、法制、公民社会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现代社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些概念的本质就是私人的利益和权利，需要由公共性的国家来加以调节制约。

很多人喜欢讲把公权力关进笼子，公权力确实是需要制约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公权力如果关起来了，放出来的是什么权力？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等于是直接在封建制度的底座上嫁接了一个现代的代议制度，说白了就是用一种现代私权继承和取代了中古时代的私权。

所以今天西方的制度和中世纪的封建私权制度之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

比如像代议制、选举制这些东西，表面看非常现代，实际上原本它是贵族制度的典型。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带着封建思想和封建等级的胎记。其实不仅仅是欧洲，在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包括像中东欧、俄罗斯、日本、土耳其、印度、美国等等这些地方，都长期停留在私权制度的阶段。

我们古代的这种公共官僚制度和科举这样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方式，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是到18世纪之后才出现的，到19世纪甚至晚至一战之前才基本成型。其中美国是最晚，美国大概是到1883年才建立了文官制度。

但是即使到今天，多数国家的文官制度还仍然保留有贵族遗风。为什么这么讲？西方的文官制和中国的官僚制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它分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代表着现代性、代表着理性国家和技术官僚，而政务官或者所谓的民选官员、民选政客，它则代表着封建或者资本特权等级。

比如日本的政务官背后就是有非常深厚的家族和等级的背景的。

另外美国它的任命官员这样一群人背后也充斥着大资本家的代表。所以不管表面看起来怎么平等，怎么公共，它无非都是为了掩盖这些国家权力结构的私权性。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官制度都存在这个问题。

放眼世界，今天绝大多数地方仍然是资本和地主私权横行的天下。只有我们中国中国共产党不忘天下为公的初心，坚定不移地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从我们去年的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一直到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东西如果离开了我讲的“公”字，我们都很难去真正地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