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儒：唐浩明与曾国藩
文/本社记者 刘跃儒
唐浩明，1946年生，汉族，衡阳人。其父唐振楚曾任国民政府考选部部长、蒋介石机要秘书，在唐浩明三岁时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而将唐浩明三兄弟托付给伯父抚养。解放后，由于其父的特殊身份，唐浩明三兄弟受到了牵连，生活极其艰难，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唐浩明的伯父将他送给一位邓姓人家收养，因此改名邓云生。唐浩明33岁考上华中师院中文系研究生时，才得与父母第一次通信，1985年才得与母亲相见，第二年才与父亲见面，骨肉分离整整30多年……
少年的唐浩明聪明好学，1965年由衡阳市二中考入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水电部门工作；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古典文学；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任职岳麓书社，专门从事湖南近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及《曾国藩全集》等书的责任编辑。从此，唐浩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过编辑、研究曾国藩留下的多达1500万字的文稿，阅读曾国藩同时代人的著述和大量的正史、野史资料，由此对中国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认为曾国藩既非圣贤完人，亦非千古罪人，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悲剧色彩浓重的历史人物。因此产生了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的想法。
《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并瞬间红遍华人世界。
此后，唐浩明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杨度》《张之洞》相继面世，反响俱佳。《杨度》获国家图书奖；《张之洞》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曾国藩》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而唐浩明也因文学成就丰硕而成为著名作家，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唐浩明现为中国作协名誉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等职，并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
无可否认，唐浩明为曾国藩正了“名”，而《曾国藩》也成就了唐浩明。
那么，唐浩明与曾国藩之间发生的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偶然吗？为什么这么久没人去写？为什么这么多人没去写而恰恰是他写？原本从事水利工作的他，为什么又改学文学，任职岳麓书社后为什么恰恰让他任《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他是怎样由历史学者向历史小说作家转变的？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历史感应与人文默契？此外，真正的写作必须要进行人物、场景、情感世界的多次模拟的，能把《曾国藩》写得这么成功，作者的模拟程度自不必说了，他的思想、观念、情感又会有些什么变化？据知情人说，唐浩明与曾国藩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家庭渊源。那么，他们之间还会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种种好奇，本刊记者对唐浩明先生进行了采访。
唐浩明答记者问
关于曾国藩的研究？
答：我在1984年开始充任新编《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由此走进曾氏的世界。过去，在我的认识领域中，曾氏是一个反面人物。他的头上一直戴着三顶帽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自从读了他的文字后，我深感此人的厚实与复杂，而且不少极有见识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鉴于此，我觉得自己应该独立自主地研究这个人。作为一个文化人，这是应有的学术责任。
我写了一批论文，比如《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任》《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曾国藩的美学思想》《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曾国藩的生平与事功》等发表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看清楚了这个历史人物，同时，也便有了自己的主见。
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作用之重大性与影响的深远性方面，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
具体地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改写了中国近代历史
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作为，太平天国有可能成功，那么中国将会是另一种面貌；当然，太平天国也有可能不成功，即便不成功，中国也可能出现另一种面貌，比如割据势力形成。
2.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结构形式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中央的权威大为削弱，地方权力大为膨胀，而地方权力又高度集中在总督与巡抚身上。这种政治局面直接导致日后清朝廷的瞬间崩溃。
3.改变了满汉实力的对比
因为湘淮军的崛起，汉人实力大为加强，满人实力相应地日渐减弱。
4.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所上的《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一折，被学术界公认为揭开洋务运动序幕的历史性文献。自此，洋务开始进入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由历史学者向历史小说作家的转变？
答：1986年，我萌生了以曾国藩为主人公、写一部历史小说的想法。这是基于：1.只有借助小说，才能走进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如此才能把这个人物真正写活。2.小说将会拥有大量的读者。3.我从小想做作家，我要借此圆我的作家梦。于是，我开始艰辛的长篇小说创作生涯。一九九二年，《曾国藩》一书的三部曲全部完成，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此事极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接下来便有《杨度》《张之洞》。在世人的眼里，我成为了一个历史小说家。2001年，在上海《张之洞》的作品研讨会上，我郑重宣布此后再不写长篇历史小说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个决定已在我心里酝酿很久了。我呕心沥血写了三部历史长篇，我感觉很累很苦，况且我已很难超越自我；既然不能超越，就不必再写。文学是个精品事业，重在质量而不在数量。
与曾国藩之间的家族渊源？
答：曾氏与唐家有过联系，关于这方面，我在编《曾国藩全集》和写作小说《曾国藩》的过程中，完全不知道。1993年底我应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邀请参加该院举办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学术研讨会”。在台湾时，父亲告诉我：曾国藩年轻时在我们唐氏家塾里读过书。那时唐氏家塾请了一位名师，曾国藩的家离唐氏家塾只有十多里路，他于是来这里读书。曾国藩读书很勤奋，但家境并不宽裕。那时的学费就是白米。老师怜恤他，给量米的人打招呼：量米时以竹筒底部量。到了缴费的那一天，量米的人便用竹筒底部盛米，同时口里高喊：“曾少爷米一筒，曾少爷米两筒……”量米的人只量很少的米，但面子给足了他。没有料到，后来这个湘乡的曾少爷有了大出息。唐家的人就说：曾国藩是唐家培养的。父亲说到这里笑了下：“这当然是唐家人给自己脸上贴金。”隔了一会，父亲又说：“没有想到，今天又是我们唐家人来给曾国藩写书。”父亲这一席话，让我感到很意外。我想起曾氏年谱里记载，二十岁时曾氏在衡阳唐氏家塾里读书。原来，这个唐氏家塾就是我们这个唐家！
过了两年，唐家一位远房亲戚给了我一份曾国藩写的《金坑唐氏谱序》。因为这篇文章，曾氏在唐家办的学校里读书的事情便很清晰了。
原来，道光十年，也就是曾国藩二十岁的时候，衡阳唐翊庭办的私塾桂花轩延聘名师汪觉庵先生。冲着汪先生，曾氏来到桂花轩。同学中有唐家子弟中和、文选、震华、耀南、寅弼、闳中等人。道光十八年，曾氏高中进士点翰林，恰逢唐翊庭五十大寿，曾氏前往祝贺，并与往日诸砚友欢聚。咸丰元年，唐氏家族续修族谱，唐翊庭请曾氏作序。曾氏欣然答应，在序言中极力称赞唐氏家族的良好家风：“唐氏之族既不若近世辑谱者夸耀华胄贵宗以为门第光，而世世体祖风，循礼让、敦孝友，则兹谱之告厥成功，原原本本，上可告无罪于先人，即下可垂程法于后代，于以卜唐氏之浸昌浸炽，发而弥彰者当未有艾。是即我国家化成天下、崇本茂实之明效也。所谓厚风俗正人心备于此矣。”
曾氏岳父欧阳凝址先生世居衡阳。咸丰三年八月，曾氏在衡州府大办水陆湘军，曾氏的内兄内弟及他们的子侄都先后从军。欧阳氏一家也因此而大发。我的祖母欧阳老太太也是这一家族中的人。
受到的影响？
答：至于说到曾国藩对我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我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接触曾氏的文字，从编辑全集到创作小说到写“评点曾国藩”系列，三十年来与这位老夫子交往密切。
其实，曾氏本人并没有为社会贡献出新思想，他的思想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价值体现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秀部分很好地实行于人生与事业的实践中。在这方面，我看重曾氏的有三点：一是他的修身自律。曾氏在京师做官的初期，曾有一段长时期自觉刻苦的修身阶段。此一过程对他的人格升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他养成了自律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二是他的功成身退。打下南京后，他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以功成身退面对着当时巨大的荣誉与权力。三是他的求阙惜福。曾氏认为生命的最好状态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一个富贵之人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我赞同这个理念。
记者解读
曾国藩,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终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认为：做人首先是诚，并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成为后人为官做人之楷模。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道德之典范。然而，曾国藩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而饱受争议……
唐浩明先生的回答，至少有两点特别让我们感动和敬佩。一是唐先生准备写《曾国藩》时的那种文人的责任与担当。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时来说，曾国藩早已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而先生却要为他“正名”。除去有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不说，单说他所有的付出将可能成为徒劳这一点，就不是一般人愿意做的。但先生却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因此，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文人可贵的责任与担当，同时更表现出一个文人的超常胆识。二是唐先生2001年在上海《张之洞》作品研讨会上宣布的那段话：“……我已很难超越自我；既然不能超越，就不必再写。文学是个精品事业，重在质量而不在数量。”按他当时的名气和文学功夫来说，随便一些“信手涂鸦”的文字都会成为出版社的抢手货，也理所当然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先生却视钱财如粪土地信守了一个真正文人的高度自觉与品质践行；同时也彰显了他的人文价值与人格魅力！或许，他只是遵循了曾国藩的人生理念：“生命的最好状态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一个富贵之人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然而，这看似轻松的几句话，但当今文坛，在相同的情景下，又有几人能做到？古往今来又有几个文人能做到？！
穿越150余年的时空与曾国藩“相识”、“相知”、“相交”、“相融”……因此，唐浩明先生与曾国藩早已心性相通。从这种意义上讲，其实，曾国藩就是“唐浩明”，唐浩明就是“曾国藩”！《曾国藩》里面的无数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战争，就是他俩共同指挥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先生其实早已不单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呢！
不仅如此，当我们回顾上世纪末的最后10年和二十一世纪初前10年的中国书市，一本《曾国藩》辐射开来的文化景观促进了多大的书市经济繁荣？给多少文化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又带动了多少个行业的发展？与目前更新换代极快的电子经济周期相比，整整繁荣了中国书市20年之久的“曾国藩热”算不算中国某个领域的经济奇迹？作为“曾国藩热”最初的缔造者，唐浩明先生算不算一个经济学家？
或许，唐浩明先生给予我们的还远不只这些；但仅凭这些，就已足够！（责编：小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