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朱正（中） 刘跃儒（左） 余勇辉（右） 摄 影：任璀洛
本社记者 刘跃儒
开 篇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也是诗中的时节，也是诗中的景象，记者精神愉悦地采访朱正先生。
朱正，1931年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肄业于长沙长郡中学。历任《新湖南报》编辑，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1956年开始发表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作品《鲁迅传略》，此后五十多年的主要精力，除本职工作外，全部倾注在对鲁迅的研究中。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朱正先生先后出版了《鲁迅传略》（多次再版）《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传》《鲁迅的人脉》《鲁迅书话》《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作）等多部专著。另著有其他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多部。曾为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沙市万家丽路旁，湖南美术出版社北栋宿舍楼。无需过多的周折，我们一行3人，在湖南省地方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杂志社广告发行部主任余勇辉先生的带领下，顺利地找到朱正先生的家。
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朱正先生，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沉稳、内敛，同时又不乏机智。身体也很健康。他客厅靠墙的一长遛书柜里放满了书，书房的书柜里及书桌上也到处是书，整个家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书香味。我们随先生在家里参观了一圈，然后在客厅就坐品茶，对朱正先生花整整五十年时间和精力研究鲁迅的情况作了详细地采访。
《鲁迅传略》
朱正先生告诉记者：《鲁迅传略》是在1956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他研究鲁迅的第一本书。
其实，早在1945年秋冬，他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很喜爱鲁迅的作品了。那时，萧鸿澍先生任他的国文教师，总是在课堂上大讲《阿Q正传》、《死魂灵》等作品。在萧鸿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他也开始热心地搜求鲁迅的书，并细细研读。同时，也就萌生了写一本鲁迅传记的想法。
1949年长沙解放以后，朱正先生到新湖南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当编辑。对他来说，真是一个适合同时研究鲁迅的好工作，于是，他一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边积极做写作鲁迅传的前期准备。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他准备构思写作时，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剥夺了他的自由，并责令“反省”。
朱正先生有些自嘲地对记者说：我又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有什么要“反省”的？于是，就凭记忆中的材料来构想鲁迅传的具体写法了。
到了1956年初，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一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但可以在报社大门之内自由活动了。朱正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动手写书。只一个半月，就写出了十万字的书稿。
那年正值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出版社正好安排一个规模很大的纪念活动。他这部书稿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所以很快出版了。
对于这部书，朱正先生谦虚地说：现在想起来真有些惭愧。因为那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对学术工作的规范还一无所知，而只是根据党报工作人员长期受到的“统一语言”的教育来写的。这也就是说，它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并就《故事新编》里《采薇》的文章举例说明。他说，这篇文章我写了这样两句话：“讽刺了对自己人民不负责任而又反对当时武王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伯夷和叔齐，附带地也打击了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帮闲文人。”前面这一句几乎是照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原话。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我还只知道这是新华社评白皮书的一篇评论，但是感觉到了它的权威性，就照抄了。
朱正先生接着谈到：其实，对写作这部书的学术准备也不充分。写作之前，只不过是大体上看完了那时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此外还看了些当时报刊上讲鲁迅的文章。与鲁迅有关的许多书籍根本没有涉及。不过当时也根本没有这类书看。仅凭这点积累就动手去写鲁迅传，而且由于见识方面的局限，只能根据自己仅仅读过的《斯大林传略》为蓝本作为模仿。现在人们都知道《斯大林传略》不过是一种个人崇拜的宣传品，说是人物传记，其实倒更像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缩编。我那时却把它看作典范之作，从书名到格式，到写法，都学它。比方说，它每章都没有标题，只标序号。我也这样办，稍有改动的是在序号下面加上这一章的起止年份，觉得这样稍稍醒目一点。它没有写传主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也不写这些，因此，有关传主的许多事情都没有交代清楚……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这根本就算不上一本人物传记。
朱正先生说，他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低。后来，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本书：粗疏肤浅，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
1957年，反右派斗争发生。朱正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本书即不再印行。朱正先生说：现在看来，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朱正先生平静的述说，让人感受出每一个人成长路上共同的酸涩；同时，在他透视世间百态冷静后的目光中，也让人领略出一个传统学者的执著与认真态度。
“正”许广平之“误”
朱正先生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于1958年4月被送去株洲“湖南省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在那里，他从一名难友订阅的《新观察》半月刊上，读到了许广平新著的《鲁迅回忆录》。
朱正先生说，他是怀着很高的期望去读这部新著的。他觉得，以许广平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书中肯定会提供一些外人无从知晓的材料。但他却越读越失望。因为书中不仅没有读出多少他所期待的新内容，反而发现书中存在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尤其令人反感的是许广平把鲁迅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加以政治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例如，1932年鲁迅到北平去是探视母亲的病，却被说成是为了前往苏联访问。又如，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遗文，还只编印好两卷译文集《海上述林》他就死了，没有来得及编印瞿的著作集，这件事在她的书中却被说成是有意不编印这一部分，并且认为这表明鲁迅对共产党的尊重，“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必须遵照的范例”。事实上，鲁迅在编印《海上述林》的时候，已在着手进行编印瞿的著作集的准备了。鲁迅为收集材料而写的一张借书单现在保存下来了，就是许广平此说不实的铁证。她这书中，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还不少。
这对生性耿直的朱正来说，气愤和难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决心找机会说明、更正这些。
1962年冬天，朱正解除劳动教养回到长沙家中。这时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单行本已经出版。单行本对它在《新观察》上发表时的错误很多没有改正。朱正觉得许广平这本书必将作为鲁迅研究的权威资料流传。因此，认为自己应该帮助它消除这些误说，于是就把他发现了的问题逐一加以考证了。
朱正先生回忆，1975年，他把这部书稿中已经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寄给冯雪峰先生，并向他请教。由于觉得许广平在书中有意歪曲事实，又加上他那时年轻气盛，所以这部书稿的言辞、语气难免稍微有些过激。
冯雪峰先生非常重视，并于1976年1月5日给朱正回复了一封三页的长信，对书稿有所肯定：“……因身体关系，看得很粗略，但也得了印象，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但也有所批评：“……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不如先寄回你自己，口吻上加以改正之后，再给人看。”
只是冯雪峰先生回这封信之后的二十六天即与世长辞。“当我遵照他的指教作了修改之后，已经不能得到他再次的指教了。”朱正先生遗憾地说。
1979年，朱正把这些文章，加上原来还没有来得及寄给冯雪峰看的几篇，辑成《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不仅仅限于纠正了许广平的误记，同时对于陆万美、陈沂等人回忆文中的失实之处也都有所考证。出版之后，颇受研究鲁迅的同行注意。这以后写作鲁迅传记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朱正先生考证的结论，而不再引用那些失实的材料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书总共印了五次，每次重印，朱正先生都会多少有些改动，增补一些新得的资料。
朱正先生对记者说，他是个有点考据癖的人。在这第四版出版之后，遇到了适当的题目和适当的材料，仍然要写一点考据文章。例如在看到《黄源楼适夷通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就写了点札记，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面。
由此可见，朱正先生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是多么的严谨！
“红皮本”与《鲁迅全集》第六卷
1980年，朱正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5年10月间，据说周海婴请胡乔木转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批示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得到了毛的批准。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准备在1981年“鲁迅百岁诞辰”出版这部全集，将鲁迅著作的各个单行本分给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再吸收当地一些工农兵参加，组成各书的注释组，先出“征求意见本”。朱正先生说，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征求意见本”每本都是绛红色封面，所以就被业内人士简称为红皮本。因为这时冯雪峰和孙用两位已经向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介绍了朱正，所以红皮本每出一本就都寄给了他。朱正每收到也都认真看了，并写出意见寄回去。朱正先生说，从那时起，他已经在事实上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了。
朱正先生回忆说，他对红皮本的阅读很认真，并提了不少意见，有一些被采纳了，也有一些没有被采纳。并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坟》这篇文章里，《科学史教篇》注〔11〕，希伦的生存年代，原来误注为“约公元前1世纪左右”，改正为“公元一世纪前后”。同篇注〔15〕，希拉克黎多的卒年，原来误注为公元前470年，改正为约前480年。又例如《科学史教篇》在谈到继希腊罗马之后阿拉伯人在科学史上的贡献的时候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呐喊》中《兔和猫》《华盖集》里《忽然想到》（五）《而已集》里《卢梭和胃口》《二心集》里《上海文艺之一瞥》《自嘲》等文章出现的一些谬误，朱正先生都一一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也许是出版社看重了这些意见，1978年，出版社便派人带着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来到长沙办理借调他的事宜。但由于他的右派身份而没办成。直到1979年他被平反，并成为湖南省出版局的一名干部后，借调这事才得到落实。
1980年2月1日朱正先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报到。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担任《鲁迅全集》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三本集子。
朱正先生回忆说，当时注释的条文，都由定稿小组集体讨论决定。他个人做的工作，主要是据影印的《鲁迅手稿选集》对几篇正文作了校勘。比如《“题未定”草》（六）里有一段文字，在《且介亭杂文二集》、1938年版《鲁迅全集》、1956年—1958年版《鲁迅全集》里都是这样印的：
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
这是从张岱的《景清刺》的序中引来的，讲的是忠于建文帝的景清刺杀燕王朱棣不成被捕杀的事。可是上面这段引文颇有十分费解的地方。“询”是询问的意思，在刺杀的现场，刺客就擒，惊险万状，这时要“询问”什么呢？原来，这“询”字错了，细看手稿影印件，原来是“訽”字，“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朱正先生把它改了过来后，这段引文就大体上能够看懂了。在这以后，朱正先生又看到了一种更清晰的影印件，才发现“王且訽”这行书的“王”字上面还有一点，原来是个“立”字。“立且訽”，这段引文就完全能解了。不过这一个字没有来得及在1981年版改正，到朱正先生重新为2005年版做第六卷的时候才改正的。
朱正先生还如数家珍地就《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的纠正意见向记者讲述。热情、亲切得像那些事仍如在眼前。使记者的情绪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
改写《鲁迅传略》及最近四本书
朱正先生接着介绍，在借调他参加《鲁迅全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同鲁迅有交往的作家，像叶圣陶、楼适夷、聂绀弩、丁玲等人，也看到一些原先没有看到过的资料。知道的事情多了，也就越来越感到《鲁迅传略》没有写好。借调的任务完结，一回到长沙，他就着手修订这书了。其实，在这之前，朱正先生已经做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对于弄清楚鲁迅生平事迹很下了一点工夫，可以说是给这一次改写作了最有用的准备。这书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每章不用标题的体例也没有改动，但其实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十万字增加到了二十万字。比起1956年那一本，1982年的这一本增写了传主的私生活、关于左联的成立、柔石之死以及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等内容。朱正先生说，增加了这些内容，也才比较地接近了真实，比较像一本人物传记了。
当然，有增也有删。朱正先生说，像旧本中诬蔑胡风的那些字句，肯定全部删去了。毛泽东、瞿秋白的评语，也删去了不少。对《采薇》一篇的介绍和分析，新本比旧本要详细得多，但是没有抄袭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一句了。说到这里，朱正先生忍不住独自笑了。
这以后，朱正先生又陆续出版了有关鲁迅研究的四本书：《重读鲁迅》《鲁迅的一世纪》《鲁迅传》和《鲁迅的人脉》。
朱正先生谦逊地说，原来写《鲁迅传略》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还少不更事，只能以鲁迅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而写这四本书的时候，他已七十多岁，早已有了自己的人生经验、是非标准及评判能力，再不能人云亦云地做学问，而是应该客观地评述鲁迅的作品。因此，在这些书里，对于鲁迅先生作品里某些有看法东西，他都作了必要的修正。朱正先生严肃地说，鲁迅是一位多么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学家、思想家。这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他后期那少数几篇没有写好的文章，完全背离了他一贯的批判精神。只有弄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懂得鲁迅的真正价值。
当记者问朱正先生，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鲁迅的学者，自己有些什么体会和感想时，朱正先生谦虚地说：我是以一本不成熟的作品开始研究鲁迅的。摸索了几十年，才逐渐走上正轨。如果说也有什么经验值得贡献给后来的同行，我想只有一点，就是我胆大。说到这里，朱正先生又似乎有些得意地说，其实，一个人为什么要等到条件具备之后才开始去做，而不是在工作中去改善条件呢？
这话似乎很有哲理。
尾 声
从朱正先生家中出来，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仍然还在记者耳边回响。
是的，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等到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话，世界上的许多事还能做成吗？朱正先生还会有“研究鲁迅”这些重大的学术成就吗？
来到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满目春光。我们相信，此时此刻，许多美好的追求与理想说不定正像朱正先生所说的那样，正在这个季节里发芽、生根并茁壮成长呢！■(责编：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