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英语”源于大湘西？杜钢建学界扔下原子弹

                                                    文 / 本刊记者 枕戈

2019年3月20日，中国湖南大学法学院杜钢建教授在北京第三届中国“一带一路”博士论坛上的观点“英国人英语都源于大湘西”一发表，不啻原子弹爆炸，引发社会各层面关注和讨论。方舟子、于建嵘、十年砍柴、许宏、吴钩等自由主义大V，以及考古人士、新儒家人士都出来评论杜教授，可谓议论纷纷。时人写评论，总不忘搭上一句“世界文明起源于大湘西”、“宇宙大爆炸在湖南”云云。宇宙大爆炸不在湖南，思想大爆炸却在湖南。世人对杜教授观点有不同意见，从学术层面进行讨论或批判，都应是好现象，这终究只是个人学术观点的表达。

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学术界和媒体界还是太心浮气躁了。其实，我们不妨沿着杜钢建教授指示的民族迁徙和文明演变的思路（杜教授用的是取象类比法和文明比较法），看看中国的古英国人到底和今天的英国人有联系否，古汉语和英语有联系否，而不是拿“英国和德国源于英德县”、“川普是说普通话的四川人”在那里瞎蒙。有几篇“一本正经聊聊逻辑”的文章，多是牛头不对马嘴，说不到点子上，只是从个人形象上对杜教授进行抹黑，更有甚者如叙拉古之惑、儒家网等，几乎是无下限地诋毁杜教授，在学术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歪风妖风。

1.为什么某些人要诋毁杜钢建教授？

“英国人英语都源于中国大湘西”这个观点，从学术层面，涉及到古代民族迁徙和上古语言演变的问题。整个欧洲的文明历史3000年不到，日耳曼民族登上西方历史舞台，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同步，甚至还晚一些。而西方民族崛起于世界舞台，杀伐征战，打得全世界狼烟四起，已是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事了。

欧洲民族虽然自诩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人，但两者并无血缘关系，甚至是世代仇敌。欧洲人作为所谓的“印欧人”，却非欧洲本土人，大多是东方来的移民，或源于印度，或源于中亚，或源于欧亚大陆草原腹地，总之来源于东方世界（打脸“中华文明西来说”！）。这在中西学界是有一定共识的。

杜钢建教授则更进一步，设想欧洲民族包括英国人是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白人（北狄西羌之流）迁徙到欧洲的，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学科实在太多，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杜教授的观点遇到激烈争议尚可以理解。但是，毕竟，杜教授已经开辟了一条路，唤起更多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思考西方民族的起源，其勇气可嘉，其精神可佩，其方法论可完善。历史自有公论。

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时人总结“英语、美元、美军”是维护西方霸权的三大武器。英语还要摆在第一位，代表的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用来控制人的思想。没有文化霸权的确立，光靠美元和美军这两个大棒，尚不足以让人肝脑涂地心服口服地臣服于其霸权。多少国家想摆脱美元霸权，已是碰得头破血流。而今中国有识之士提出要摆脱英语的文化霸权，又要厮杀多少个回合？

“强制全民学英语”即是英语霸权的体现（试想西方哪个国家强制全民学汉语？），前面花千芳与王思聪互怼几个回合，已把这个问题摆到社会台面上了，引起了空前激烈争议。再前面，诸玄识和董并生等西方伪史论的疑古学者在北京某大学演讲，认为“法、英、德语都源于欧洲方言和汉语雅言的结合”，已是轰动京城和海外，开始撼动英语霸权的学术根基。

而今，杜钢建教授以其特殊表达方式“英国人英语源于大湘西”，可谓直捣黄龙，从文明源头上彻底消解了“西方中心论”的荒谬，更对英语霸权、西方文化霸权构成了巨大威胁。难怪有人说，杜教授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引起了学术界和世俗界的双重恐慌，不过是某些人惶惶不可终日的真实写照，因为他们害怕历史真相和末日到来。可以说，杜钢建教授已经怼上了整个“西方霸权”，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才是某些人在社会大肆制造妖风的原因。

大陆一大文化奇观出现了：一方面某些人说杜钢建教授学术成就不行、影响力太小，“大陆新儒家代表人”徒有虚名，一个人在那里疯言疯语；另一方面却大肆捏造一些证据，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诋毁杜教授，制造一种“狼来了”或者“一个思想幽灵在上空飘荡”的恐怖氛围。这样反过来又传播了他空前震撼的“世界史”，吸引更多好奇的人去阅读《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杜钢建教授的这颗原子弹爆炸后，确已在国人心中产生了难以遏止的心理震撼效果，直到现在还难以平息下来。就像上个世纪他在北京大倡“大陆新儒家”、“儒家宪政”一样，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那就是重新审视世界史、更加彻底地挺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而对于一些西化分子而言，他们不可能真正来深入讨论学术，因为纸包不住火，真相会越辩越明。他们唯一能做的，一是继续恬不知耻地舔舐古之希腊罗马、今之英国美帝，在意识形态上维护西方文化霸权，二是肆无忌惮地抹黑杜钢建教授，甚至是妖魔化他，让社会各界认为杜教授是一个人在“疯言疯语”。殊不知，即使把一个杜钢建妖魔化了，还有更多的学者会前赴后继地研究，冒出更多的杜钢建来。

可以说，此次自由主义大V围攻杜钢建教授，从战术上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从战略上是彻底失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化派是客场作战，而杜钢建的拥护者是本土作战，只会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民，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世界文明的起源！

2.  叙拉古之惑的“蛊惑人心”

叙拉古之惑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战狼学者”诞生记——杜钢建教授及其恩主》，让杜钢建事件再起风云。叙拉古之惑，起先以怒怼新儒家群体，崭露头角于网络界；继而发明“学术战狼”轰动一时，上下其手搬弄是非，不过学界一古惑仔，专找学界名流茬子，巧舌如簧吸引世人眼球尔，不得不承认，其人多少有些手段和修辞手法，颇能“蛊惑人心”。

杜钢建教授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可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作为新儒家的代表，甚至够得上传统圣贤的标准。怎么也和“战狼”搭不上边。即使其新著《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虽然其观点颇新颖，通篇以考据为主，其论述文明源头，宗旨却是“大同世界”，是弘扬“三代以上，天下大同”。

《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论述世界各大民族的起源，但绝不是挑起种族争斗，其文辞绝无亢奋昂扬之语调，不是高扬所谓“老子天下第一”、“湖南人是英国人爸爸”的民族主义情绪，去贬低我们现在的“敌人”西方白种人，相反他认为上古中国多白人，甚至在某个时期占据主流，这又让当下的中国人不能接受。

当然，作为大陆新儒家中的公羊学大家（黄守愚语），在考据中有褒贬，暗含春秋笔法，彰显春秋大义，倒是真实的。但和什么学术战狼，还是差之十万八千里。

客观地讲，叙拉古之惑以时髦之语“学术战狼”称呼杜钢建教授，倒是让《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这本书声名鹊起，唤起了更多人去思考文明源头，使之成为中西历史之争的一面旗帜，甚至成为某种社会舆论之争的矛头所指向。

叙拉古之惑既已树立了“学术战狼”的攻击靶子，然后大造舆论，给人一种“狼来了”的恐慌感：从大的方面，挑起自由派和儒家圈、儒家圈内部的斗争，撕裂本来就人心涣散的社会，诱使某些人蠢蠢欲动，乱我华夏也；从小的方面，就是全面抹黑杜钢建教授，无下限诋毁一个学者，乱我学术也。

在他的《战狼学者诞生记》中，叙拉古之惑先树起廖凯原这个靶子，通过丑化廖凯原，进一步达到丑化杜钢建的目的，用心不可谓不险恶，其蛊惑人心之手段，不能不说胜人一筹。

廖凯原是不是个好人？当然是，不远万里渡洋来支持中国大学办学。廖凯原能不能弘扬轩辕黄帝文化？当然可以，每个炎黄子孙都可以。廖凯原能不能研究量子信息力学，轩辕之道？当然可以，量子力学是当下最前沿的科学，不可谓不“高大上”。廖凯原能不能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他的“道”？当然可以，爱因斯坦都发明了质能方程，还想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他的宇宙统一场论。

这么一个富豪，这么一个爱国华侨，对学术思想如此痴迷，其境界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土豪，但在中国遭到了冷嘲热讽，最后叫苦不迭。为什么？第一，他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合乎中国学术规范的论文方式。第二，中国大学的捐款机制还不完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校长以为廖凯原的言论无害，就放心让他讲。应该事先对此做一个评估，哪些可以讲哪些不可以讲。

如何改进？其实很简单，就是完善自己的表达方式、传播方式，可以让廖凯原在一个小圈子进行研讨，达成共识后再传播。廖凯原先生既来之，则要研究中国的国情，如果知道周围的人未必理解自己的学术，则不必在大学里的公共殿堂讲演传播，这叫通达人情世故。免得落得一个让大学为自己背书的罪名。

廖凯原不懂公共传播之道，但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炎黄子孙。叙拉古之惑深谙网络传播之道，却不过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

廖凯原不知道，在中国这个什么鸟、什么狼都有的社会里，无数个“叙拉古之惑”早就盯上了他。并不是他的研究内容有什么错，最根本的是，一他要弘扬轩辕黄帝文化，因为西方霸权是“要灭你的国，先灭你的史”，西方学术界始终不承认你们中国有夏朝，哪还有什么三皇五帝？二你赚了美国人的美元，竟然到中国来支持办大学，此等先例断不可开。“叙拉古之惑”之流大造舆论妖魔化廖凯原，不过是杀鸡儆猴，其实质是维护西方霸权乱我华夏也。

最后叙拉古之惑大肆发挥，把杜钢建教授和廖凯原先生的关系粗暴描述为“鸟为食亡”、“学术为资本包养”，完全是对一位学者的毫无下限的诬陷。廖凯原先生捐款是捐给这些大学，和杜教授又何干？廖凯原给北大清华复旦的大楼捐了6个多亿，但并没有捐一分给杜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廖凯原和杜教授世界文明源头的研究毫无交集。

有位网友评论：“你这写法，是在金大侠臆想的世界里翻斤斗，你怎么出得来？笔法下作，捕风捉影，除了嘴上快活，了无意义，文痞才会如此为文。”

网友质疑，叙拉古之惑和杜钢建教授素无交集亦无冤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胡乱喷粪，是否背后有大资本家包养，还是有美分来赏赐（一篇文章的打赏不过区区一两百元，太少了！），让他甘冒法律制裁的风险来诬陷一个人格高尚的学者？

叙拉古之惑讥讽杜钢建教授是廖凯原先生所期待的“特洛伊木马”。而其本人肆意挑起学界争斗，自称“天不生英美万古长如夜”，则似某国安插在中国的“学术特洛伊木马”，等着美帝解放中国，做带路党？

杜钢建教授也不过一家之言，不是定论，“哪有批文章带人身攻击的”？如果此风一开，当此万马齐喑之际，只要哪位学者发表一个出格的学术观点，就要被无限制地进行人身攻击，被妖魔化，以后谁还敢做自由的学术研究？

3.儒家网质疑杜钢建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2017年，叙拉古之惑写了一篇怒怼大陆新儒家的文章《夫子现形记——新儒家众生相》。从民国新儒家到当代新儒家群体的蒋庆、秋风、杜维明、曾亦、丁耘、杜钢建等，一路怼下去，新儒家全是缺点没有任何优点，简直不堪入目了，一个好人也没有。好比西化分子描绘中国历史，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明，全是专制独裁没一点民主自由。凭着这篇八卦文章，叙拉古之惑暴得大名。这架势，就是枪打出头鸟，谁火了，我就逮谁灭谁。

尤其是他把儒家网的精神领袖蒋庆先生也奚落了一番。按理，叙拉古之惑与儒家网从此结下了梁子，而儒家网作为大陆新儒家的平台，任重主编迟早一天要报这一箭之仇，所谓“汉贼不两立”，华夷之大防不可破。

哪知，攻击杜钢建教授的《战狼学者诞生记》发表后，儒家网主编任重竟然不但不思报仇，还主动引狼入室，把这种下三滥阴损的文章转发到儒家网和其公众号上，自降格调，而且标题改成《杜钢建是“新儒家代表人之一”吗？》。一下子引起舆论哗然。大陆学界开始观战儒家网和大同思想网的斗法。

原来，任重先生从叙拉古之惑的文字里捡到了一个宝贝疙瘩：叙拉古之惑认为杜钢建先生担当不起“新儒家代表人”的头衔。这下正中了任重先生的下怀。意欲“清理门户”，把杜钢建教授开除出大陆新儒家群体了。

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湖南人方克立老先生表彰了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而后有大陆新儒家的崛起。这个没错，这四位学者为弘扬儒家文化作出了贡献，当得起这个称号。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方克立老先生是“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啦？不对，最早的时候，方克立是拿“大陆新儒家”来批人的，这并不是一顶很好的帽子。蒋庆没有首倡大陆新儒家，陈明也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原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方克立教授在1995年曾作了个发言（后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重点批判了杨子彬、杜钢建、蒋庆三位学者，其中批判杜钢建教授的是：

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学”旗帜的，不仅有资深教授，也有青年学者。首都某大学的一位青年法学家著文说：“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没有大陆学人的传承和创新，没有在海外新儒家的薪火延续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第三期儒学发展只能是半途失落的归鸟之梦。”他认为“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形成标志不在于对传统儒学作系统的哲学文化诠释，此项工作实际上已由海外新儒家基本完成，而在于对传统儒学作创造性的政治法律转换”，因此“法学者肩负着推进中国大陆新儒家崛起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注：该青年学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杜钢建先生，该处引文来自《新儒家在大陆的发展前景》，正式发表于《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3期第13-15页）

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以“大陆新儒家”完整出现的词语。也就是说，在方克立批判大陆新儒家之前，1990年前后杜钢建早就在北京公开倡导“大陆新儒家”了。开个玩笑讲，杜钢建才是“大陆新儒家”的祖师爷。方克立不过是借用杜钢建的发明，转而封赏给了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等人。

既然“大陆新儒家”是杜钢建发明的，任重利用了杜钢建教授的发明，搭建了儒家网这个号称“大陆新儒家平台”的网站，这个时候却对祖师爷杜钢建教授落井下石，岂不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

杜钢建教授作为大陆新儒家的开拓式人物，从方克立先生，到盛洪先生、秋风先生、喻中教授、许纪霖先生，甚至日本的铃木敬夫教授、韩国的崔钟库教授一大批学者，都“关注”或援引过杜教授的学术观点，把他当作儒家宪政或把西方法理儒家化（本土化）的首倡者和代表。“儒家宪政”从过去的空谷足音，到现在成了一门显学，追根溯源，还是要追到杜钢建这个“开山祖师爷”那里去。

如今，杜教授作为世界新文明史观的代表，即历史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大陆新儒家的范畴，其影响力之大，正可谓“炙手可热”。光就著作而言，杜钢建教授以新儒学命名的《新仁学——儒家思想与人权宪政》、《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对文化界和社会界辐射的深度和广度，也鲜有学者能及。普通老百姓不认得甘阳、刘小枫、蒋庆，但也许听过一个倡导“文明起源于湖南”、“伊甸园在四川”的杜钢建教授。大道至简，这是杜教授的高明之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教授在他的《“征服”还是“转化”——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再思考》一文中，认为杜钢建教授的“新仁学”和蒋庆的“以中国解释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两种思路，还算是比较公允：

杜钢建的这种思路，实质上是希望把西方的人权宪政与传统的儒家义理放在一起，揉成一团，由此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就是他所谓的“新仁学”。在这种“新仁学”的背后，虽然也暗含着“西方有的好东西，咱们中国也有”这样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思维定式，甚至还不乏“高看”甚至“仰视”西方法理的心态。但是，这种“新仁学”的努力方向，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至少在形式上，试图弘扬传统的中国话语，试图把人权宪政之类的“西方法理”纳入到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

我相信，在海内外新儒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果“新仁学”之类的儒家话语有机会生长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法学话语，那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西方法理“转化”过来了；不是西方法理“征服”了中国，而是在中国文化中融进了西方法理的成分，或者说是：西方法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汉化了。

杜钢建教授以一句“英国人英语源于大湘西”轰动了大陆学界以及整个社会，最后到儒家网质疑杜教授是否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大同思想网为其辩护结束，也算是2019年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也将成为历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责编：闻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