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生之维看2019中美关系態势
——说说“钱宏现象”
文/ 吴世平
2019年1月27日，我收到钱宏兄一条微信：吴兄，NHK电视台希望就“从共生之维看2019中美关系态势，及对各自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为题对我进行一次采访，我不想突出个人，故打算29号下午两点半在北京北小街我一朋友茶室，邀三五好友和部分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就这个题目聊聊天。我马上回复准时参加，同时，钱宏这个人的形象，也浮现在我脑际。长期作为央视纪录片专题部负责人的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说说“钱宏现象”。
请允许我，先凭印象把29日下午参加“全球共生研究院新春茶话会”部分朋友表达的观点、金句，作一个简略综述（来不及征求意见，我就先都不署参会者的大名）。首先，“从共生之维看2019中美关系態势”，大家比较一致地持乐观态度。中美关系并非单纯双边关系，而是涉及中美欧日印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关系，所以，从共生之维看中美关系，必须放在全球历史大格局中观察，有四大问题：1、三大极限：化石能源危机、核子生化武器及经贸对抗、信息爆炸和超限战——出现全球性“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特权主体操控施恶的极限”。2、五大冲突：地缘政治思维和权力智慧过渡化导致——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自然（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文明文化的冲突。3、三重失灵：原子社会极化、统治集团公信力遭遇“桑弘羊-塔西陀陷阱”、“批孔-尊孔陷阱”与“转型中期陷阱”——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三重失灵”。4、生態背负：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欠下的历史债务——自然（空气水源土地毒化）、社会、家庭及人的身心灵健康成本的迭代积累，“经济发展本身就是问题！”从上述四大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历史大变局的八大征兆：1、 三大极限，铺奠共生。增长、对抗、特权主体施恶的“三大极限”，促成过去30年，至今后5-10年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主题，铺垫社会共生。2、全球互联，荣损互赖。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催生世界各大国与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进一步显现。3、对抗老路，同归于尽。伴随金融危机深化，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固有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以及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可能突然激化，但又不可能回到军备竞赛的对抗老路而同归于尽。
所以，Live and let live，人类将意识到：共生是一切活体间的存在方式。4、垄断操纵，难以为继。随着同质化产能过剩与片面单调性需求矛盾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资源垄断、权力操纵矛盾加剧，世界经济必然进一步衰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加急，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越来越“穷”（从GDP价值参量评价），从而迫使各国政府按全生態法则处事。5、新老对抗，改弦更张。美国对新兴大国尤其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政策，必将遭受困境而改弦更张；同时，新兴国家也必将作出相应调整，共同超越对抗尤其军事对抗的思维。6、文明形態，走向共生。现行工商文明（现代与后现代、姓资与姓社）的世界主流意识形態体系，亟待全面整合与超越——跃迁至生態文明与前生態社会的共生大成智慧。7、体能转换，健约高尚。环境、气候、能源、核威、人口、新病毒、粮食危机与新技术、新传媒、新工艺将平抑奢侈浪费，流行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因而，G7、金砖G5、G20、上合、WTO、世行等都将注入新哲学思维。8、自组创新，全球共生。包括国家集团在内的利益共同体，将转换成各具特色的公民共生体——公民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全生態社会建设与世界共生场的诞生。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必将转换到全球共生上来。
这8大征兆，表明人类正处于一个大变局、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具体到2019年中美国关系的态势，大家感到，只要双方政府的政治智慧足够，将各自人民生活与社会成长放在优先位置，在习特阿根廷会谈约定的3月1日前，达成一个较好协议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中美关系态势“对各自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大家认为，所谓2019年准备“过苦日子”的根本原因，不是中美贸易战造成的，而是中美自身的观念与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只是中国有中国的观念与经济社会结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观念与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达成的协议不洽众望，甚至达不成协议，只要中美政府有足够的智慧，改变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充分利用好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外部性”，促进本国各阶层观念转变与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积极主动扶持各自人民与社会的成长，那么，与会者相信：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人民与社会，是有足够的能量承受，甚至忍受一段艰难时刻。
我们可以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国际误判中得到启示，这就是二十多年前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许多人认为是美国压迫日本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导致所谓“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茶话会上，看过钱宏著述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一书的朋友说，钱宏对“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给予高度评价是有道理的，正是安倍经济学，让中国人鹦鹉学舌似的叫嚷的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最后炼成了“回归休养生息苦练内功的二十年”。
安倍经济学认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是资本的祖国。为此，必须促成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措施包括激进的货币政策、激活货币市场功能、发掘经济长期增长动能的结构改革，从而重新激活日本工业创新活力。做到超发的货币进入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而非进入房地产、铁公基，继续造成政府-企业全面超负荷“负债经营”。还有更硬指标：进入21世纪以来的18年，日本人拿了18个诺贝尔奖。年均一个诺奖！
与会者认为，中美贸易战条件下的“制度外部性”，正好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可以充分利用的难得的积极因素。为此，钱在现场出示了两期《经济经参》上发表的《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和《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他综合大家的观点，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是非常清醒的，他提出三点意见供大家分享批评：
一是弄清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5大原因：
一、去杠杆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向松祚）；二、企业不赚钱总债务突破600万亿（朱云来）；三、消除私有制杂音至民营信心遭受重创；四、贸易战与“制度外部性”压力；五、高税收、低福利+“全面负债经营”压力加大，如果世界有一个“资本利润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规律，那么中国特色则表现为“政府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规律，且吊诡的是：各地方政府反债台高筑！
二是2019年谨防明斯基时刻，要面对的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是否能恢复？第二个问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能否解决企业无力融资和投资？第三个问题，是上市公司的利润结构能否改变？1444家上市公司的全部利润加起来比不上一个工商银行。第四个问题，是中国房地产作为海量流通蓄水池能否维持？中国国民财富80%是房地产，房地产的市值已经高达6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约一年的GDP总和。第五个问题，是制度性全面负债经营如何逆转？“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推动的“畸形权控市场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养老制度，以及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安保政策的“官本位”价值取向，偏好“全面负债经营”，若传以债为“锚”，“政府赤胀”必现。
三是因应之道：果断“对内开放”，以“三大法宝”进行“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形成“四大共识”，建立健全解决“基本矛盾”走出“转型中期陷阱”的八大机制。与会者提出，应当用望远镜拉长和用显微镜拉近“两种眼光”，看待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931年的“中日战争”和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其实这三个“战”的本质都是“商品战”“资源战”“贸易战”。但从中国自身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人性上看，造成“三战”的内因，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叫“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历史逻辑上看，叫“历史欠债必须还”，所以，当代中国还有很重的“补课”任务。
中国要解决这一历史欠债，走向全球，需要运用“三大法宝”：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形成“四大共识”：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最后，有人打了一个比喻，说“贸易战”就象一次流感，可以打抗生素，也可以不打，打与不打，都要靠自身抗体自愈性。从共生哲学上看，国家与人体一样，所谓医治必须了然这样一个真相：即三分之一的病，是自己好的；三分之一的病，是治不好的；三分之一的病，是医生帮助治好的。
那么，在治得好与治不好之间，有一个间道，医生的所谓治病，其实就是找到一个“间道”，来处理人体身心灵健康问题。共生哲学认为，无论是处理人体，还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可以“道不同，亦相为谋”。在我写下这个综述的时候，新华社传来了《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的新闻报道，正好印证了“全球共生研究院新春茶话会”上大家所持观念与判断。今天这个茶话会，我深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清流会，关于共生理论，关于钱宏，我觉得应该再重新阐述一下。
中国知识分子帮派林立，体系庞杂，鱼龙混珠，有左派：何新、周小平、张召忠、司马南之流，这些属于特权派；新左派：汪晖、黄平、吴敬琏、吴晓波、厉以宁、肖灼基、张曙光之辈，他们还有机关刊物《读书》；新自由主义：张五常、周孝正、刘军宁、秦晖、金雁、张鸣、陈卫东等，各派各行其是，他们各自都发現或抓住了当代中国问題的某些侧面，而且不泛黑格尔说的“片面的深刻”！但是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推波助澜，甚至胡搅蛮缠，让我们的理论市场混乱不堪。
只是他们，第一多半停留在批判的层面，包括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其次批判的武器不外乎现有范式，要么西方中心主义的自由理性普世价值，要么东方中心主义的儒释道法；其武器的批判，自然要么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或民粹暴力，要么东方式汤武革命或官粹变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立意识的清知卓见就更为难得，这就是清流知识分子，比如汤一介、高华、金观涛、刘青峰、阎学通等。共生经济，共生思维，钱宏的理论和清流中的莹莹发声又有根本的不同，她有明确指向，有其独到的先进性，前瞻性，是拯救人类文明的不二法宝，是挽救历史的大战略，其意义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亨廷顿“文明与冲突”的战术思维。
有句流行语，说“低调是最牛逼的高调”。虽然钱宏这个人一直有意无意保持着低调，但我想说的是：钱宏不属于这几类传统流派及人士中任何一类，因為他们发現问題及解決问題的方法，都停留在将“轴心时代”以來人类创造的智慧范畴作加減乘除的功夫上（而且往往绝对化）。而轴心时代的智慧，不外乎东西方各自基于“整体统一”精神诉求之要么绝对他者（存在、上帝、人道）、要么具体你我（宗法、天道、地道）的思維方式与价值取向。
其近500年来最高形式表达，就是各种“主体法权”范式生发出來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諧主义四大理念，及其工商文明条件下的各种变体（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专制主义、科学主义、法西斯主义、人文主义、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发展主义、现代主义等等）。然而，当法权智慧启蒙、普及到所有社会阶层、所有地域国家和民族时，法权与法权之间，势必引发人际、社际、族际、国际、代际冲突，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冲突，最后，必然引发生命与智慧、动力与协和、历史与逻辑全面悖谬！怎么办？显然，軸心時代的智慧已不足以应对這樣的冲突与悖谬！
我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因此，哲学家們的恋爱对象，早在19世紀末就开始由“整体统一”，转向了“关系过程”；从“主客二分”，转向了“主体间性”；从“智慧之爱”，转向了“爱之智慧”！
钱宏说，共生（Symbiosism）哲学揭示的活体间的存在方式。从宇宙天体，到地球生灵，从地质构造，到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智慧格局。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都是智慧格局思想力的结晶；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永葆生命活力的密钥，是追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方式的可能性创造与再选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立足于“有生命的个人”，生而俱足的共生愿力；说得学术一点，即每个人的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之灯，只要你、我、他相互点亮，就能解决各自“灯下暗”的问题，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照亮全球。
凡墙是门，关门开窗，存同求异，间道共生！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我相信，钱宏和他的朋友们对共生智慧的追寻，已经初彰光明，近年来，我欣喜在发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共生理念对于新时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以共生理念、共生思维研究各种经济社会发展、企业组织建设、国际关系的人士也渐次多起来了，一本本有质量的著作相继问世。
确实，我们在施政者身上也看到共生思维的影子，早在2012年7月习近平就提出过“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谋求别人过得好”，我国在联合国提出“共享，共建，共存”，引起世界普遍关注。但遗憾的是，共生思维在执行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地位，2017年10月19日我注意到，就连作为19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基本方略”之一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外文版新闻稿，甚至连中文“共生”对应的Symbiosism都没有翻译出来。这与钱宏几十年的努力，他的本该落地的共生思想及其文本著述，没有得到政学商界应有的重视有很大关联。
据我所知，钱宏有其特立独行的特点，其悲苦和践行令人垂泪，其坚持恒长的精神令人欣佩，钱宏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探究的課題就是：人类社会从权利启蒙，到共生启蒙（对中国和欠发达国家尚补課，需要双重启蒙）的共時性研究，特别是共生思维驱动创新，以及人类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之可能。钱宏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从经络学、中医药实践，进入科学哲学、思维科学，又从“老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生命哲学，进入到1980年代很少有提及的“国学”与国际政治。他还在1990－1996年，策划组织主编了列为“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工程項目的《国学大师丛书》（出版28卷本），作《重写近代诸子春秋》和《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此后，钱宏又重新思考，回溯到1970年代身为农夫和医者的亲历亲为，至1985年发现的“全息共生”、“全体共生”现象。我们常说审时度势，要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用钱宏的话说，就是要把思想、政策、实践贯通起来，完成哲学认识与现实参与上的“两个飞跃”。这也许，就是钱宏至新世纪，专注于写作《共生词典》、《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中国：共生崛起》、《原德：大国哲学》、《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缘由。
特別是，钱宏于2008年始组建全球共生研究院（IGS），并从2012年始发起組织“全球共生论坛”（GSF）。这是一个适应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之思想平台！他希望通过GSF帮助古特雷斯秘书长为联合国改革提供新时代的哲学支撑，并由此推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颁布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的又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所幸，钱宏主編的《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2018年终于出版了。通过本次茶话会，我更加相信美国中央康州大学终身教授居延安在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判断：共生思想是够人类采掘一百年的金矿！我知道，钱宏自己说，不舍得放弃他的“天真与幼稚”，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钱宏现象”，将在中国以及这个人类星球上刻下深深的烙印。（责编：闻益，《亚洲经济导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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