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浩锋 （和通社社长 和学创始人）
如果你是正确的，你要顶住千万人的质疑，因为，历史可以检查出孰对孰错。 ——刘浩锋
我渴望民族复兴，毕生为之努力。我渴望当政者为而不争，通过创新国家政治文明来吸附台湾，和平统一。自然也水到渠成解决香港问题。我反对一切对台湾香港同胞的武力，不仅亲者痛仇者快，而是，它会葬送民族复兴的历史机会，很可能最终走向苏联解体道路沦为西方附庸。
民族复兴，一直是我的文化追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诉求，也是创立和学的使命与动机。目的无非是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为众多的文化与文明的融合铺就一条共同道路。因此，我倡导的民族复兴不是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泛泛国际主义的单纯价值立场，而是一种中西价值彼此互补综合、有传承有创新的新理论新道路。
不同的文化格局与学养，自然对国运与时局的判断，往往与主流截然不同。但事物的真理与历史发展的真相往往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对当前国内外发生的种种事迹分析表明，没人能阻止一场大悲剧来临；没人能阻止有人将中国推入一个四面楚歌的巨大陷阱。或者说，在GDP强大的肉身外表下，我们的脏器虚弱，血管脆弱，不仅虚胖，而且脑梗，更有小儿麻痹症。如此的素质，在面对数十国家的围剿下，将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数？
我对国运未来三四年的判断，中国自今年开始，将逐渐全面陷入萧条与衰退，乃至金融洗劫与社会动荡，台湾与香港，乃及西藏新疆外蒙古都可能最终走向失控与独立。因为，在不许妄议的严苛下，这种公然以权力干扰人民认知的做法，不仅是涉嫌背离人民，也是公然背叛实事求是原则，很容易因为一少撮文化木马而误国误民。我们没人能阻止各种似是而非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政策，来引领国家走出各种困境。
异曲同工：苏联的悲剧不应在中国温水煮青蛙式上演
苏联解体后，苏联大部分旧权贵家族沦为与西方共济会财团利益捆绑的共同金融生命体。事实上，俄罗斯就是美英集团的附庸国。不过，由于还有一个中国没解决。它们还要掩盖这一切。正因为沦为附庸，就必须对外塑造独立图雄的新俄罗斯形象。
为了扮演讲好俄罗斯故事，必须捧出一个共济会背景的普京作为民族英雄，与美国共济会演双簧与苦肉计，即可以对俄罗斯民众有个交代，更方便让美国政府与俄罗斯政府分别从中国要利益。
可每每到历史关键时刻，美俄就会听从共济会高层指令，由基辛格级别的大佬出马，利益公开捆绑一起，对付中国。这就是为何，我们尽管给俄罗斯输送了天量利益，在疫情当前，美俄又紧密配合，共同对华指责隐瞒疫情导致全球扩散，要求共同索赔的原因。因为，这会将中国陷入几十上百国家对华的围剿之中。可以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把中国打趴下，乃至肢解成十几个小国家。
不要迷信核武器可以抗衡，前苏联解体时，就是世界第一的核大国。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在庄园会议中，通过雅阁洛夫引荐秘密加入了共济会。核武器在戈尔巴手里就是一种摆设。乃至同样秘密加入共济会的叶利钦公开退党，这是蓄谋已久的致命一击。所谓美苏军备竞赛，就是彼此双簧的苦肉计，目的是拖垮苏联经济。
华尔街的共济会与美国政府政要之间，表面上是彼此指责，实质上核心人员的内在利益一致，那就是如何更好从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要利益。而致命的是，共济会威逼利诱收买入会结盟的中国政要已经深入权力最高阶层。这是被反复清洗后的国内媒体无人认知，也无人敢说的真相。
网络上种种的烟幕弹，都是为了搞晕民众的头脑。让你看不清谁是忠于国家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政治家，谁是挂羊头卖狗肉变着花样给外国输送利益的国奸。
随着越南的私有化民主化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就是当下西方要倒逼转型，推动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最大目标。
警惕似是而非的政策分化配置、掏空财政与经济基础、枯竭民生
他们倒逼中国就是通过国际国内的布局与不断分化，使之中国与国际社会孤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分化，基层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分化。所谓中央财政不给地方财政兜底，就是对地方财政赤字采取不救助；地方财政不足，导致基层财政枯竭。基层财政枯竭，只有从百姓身上打主意，行政由此蜕变为很多秘而不宣的恶政。各种行政权以清查交通车驾、国土、房建、围墙名义开始苛刻查罚。一边在大规模不乏形式主义的扶贫，最后甩掉财政负担，一边在大规模制造贫穷，真实增加人民群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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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国际战略，千方百计要把中国从国际社会中孤立开来，把所谓的中国传统盟友转化为和欧美利益捆绑的共同体，把以往平衡稳定的地缘政治，如台湾香港，通过欲纵故擒方式，导致关系倒退，破坏地区稳定。这条路，经过当下全球疫情已经初步形成了。
疫情是一场精心构陷的悲剧，目的是将中国陷入几十国家的共同包围圈。
不管中外各种不同观点，冠毒是否是人工与天然，0号病人出自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数十国家都公认，李文亮事件透露出的隐瞒疫情，以及后来的武汉沦陷与全球扩散。而武汉病毒所的公开研究资料表明，这个每年拿美国人的资金与技术进行交流研发的机构，基本是被人栽赃坐上了一屁股屎，想自己擦干净是万口难辨。
台湾问题倒退到放弃“九二共识”，刺激美国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支持台湾的法案，接二连三的军售与变相驻军驻使馆，导致台湾已经事实上准独立的地位。
香港问题也是公然违背基本法50年高度自治不变的承诺。对香港问题不能因势利导，导致普选民主诉求升级为港独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底的有关决定中曾经明确普选时间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规定在“50年不变”的中期还不到的时候，也就是2022年前就可以实行双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规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体议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可是，中央政府的因势利导的决策并没有连贯性与落地。这导致矛盾激化恶化到更加难以收拾。
第二是国内战略。在政治上，分化民众与中共的感情。通过种种似是而非的政策，把改革的成本转移给最底层的普罗大众，让民众对这个官僚体制深恶痛绝；让上下级官员，对体制反复清洗同僚产生绝望情绪与跳船沉船心理。
在经济上，改革让权贵家族获取利益最大化。让国家资源蜕变为家族私有化、公共资源变为利益竞争化，从而不断制造分化、奴役底层。
为了巩固这种利益的持续性与安全性，不惜转移海外，与欧美共济会财团秘密同盟。当毁坏中国的环境，牺牲子孙后代利益换来世界第二GDP时，成了西方眼里“养肥待宰的中国”。
为了遏制中国继续上升成为世界领袖，阻止从制造大国上升到制造强国，以贸易战为当口，美国重拳出击，国内共济会学术木马紧密配合。
自从2015年国际誉为“经济政变”的股灾浩劫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刀切”的变相剿灭大量中小企业，逼走麦城的现象。而种种手段如学区房等推高房价奴役中国人民，间接阻碍了科技研发的升级、制造地方政府天文财政赤字、以创新名义的各种APP金融骗局、以开放名义进行的金融殖民化，让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保险等，就是从内部掏空经济基础，制造失业，从供给与消费这两个经济端口进行有效的打击，制造经济滞胀。
今日中国的问题与危机，不是一般的战略与战术所能解决的。因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需要厘清。它需要的是文化的明心见性与彻底澄清，然后才有合乎天理的制度与社会机理，整装重新出发。我们一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历史不断发展，人民应不应该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来监督公权力制约腐败？
和学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回西整合西方文化问题
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灾祸揭示一个道理，个人主义的扩张最后导致个人自由与生命的丧失。个人主义的扩张到最后，它就需要集权来约束它的合理边界。一旦出现大规模灾难，人类需要集权才能减少灾祸早日走出困境。在理论上这个并不困难的认知，但也要等到如今的大灾难出现，人们才获得启示。
世界要走出当今中美恶竞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就要学会在文化上升级，让一种可以贯通信仰，实现形式互补、彼此共生共荣的智慧来引领人们走出你死我活的僵硬格局。
进入21世纪，中西接连所遭遇的灾难在向世界揭示一个道理，中西方都需要文化与文明的大转折。是通往上升之路，还是走向共同毁灭。这是所有人类的精英需要慎重思考的大问题。在整体大危机面前，我们有理由超越党派超越国族超越文化信仰，为人类命运构建一种共和共生共荣的共同生命体，这就客观需要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创新诞生一种可以综合各种世界主流文化与文明的新文化学说，并能够降伏内心，解决文化与文明冲突的大问题。
和学以为，中国命运要走向世界巅峰，就要影响世界乃及领导世界实现民族复兴，创建中华世纪。在这条辉煌的道路上，需要选择符合天道的正确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我以为必须符合天理即阴阳天道，符合辩证法的运动原理。它的具体形式，就是以圣贤集权的德治优势整合程序民主、法定自由的法治，以人民为中心德政整合以人为中心的宪政，以国家经济调控公平整合市场效率竞争；
而要实现这三种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它首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我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透过文化表象看本质，从思维方式与方法论上，中国阴阳辩证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统一起来。其次，从本体论与宇宙观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心物圆融主义，必须要将唯物主义统一起来。从价值认知与文化目标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主张权力公有、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必须将共产主义社会统一起来。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之后，中国人的信仰随之从拜物主义的泥沼里重新确立树立起来。中国就一定会实现大治。中国的大治才有空前强大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有文化能力回向西方。
当今美国选举舞弊事件，其实对于中国文化的壮大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以往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确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宪政模式，强调程序正义、人权至上，也未能挽救如今的混乱与价值崩塌。
但是，中国由于主流文化裹足不前难堪重任，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尴尬的艰难上升时期。在台上永远正确，一垮台肮脏无比。大规模的群体腐败与人才逆淘汰、与民争利的发展机制见证了中国模式的弊端。中国若能此时保持清醒，进行文化反省与创新改革图雄，剔除弊端更上新台阶，那么将以更稳更快的方式走向历史的高峰。
当今美国弊选之乱，以其自身固有教育的思维方式与宪政框架而言，很难根本解决团结稳定的大问题。任何长期的政党大规模内耗都是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死敌。西方选举危机折射的是程序民主背后的财阀利益集团的虚伪专横；疫情肆虐又折射了个人自由、人权至上的短板局限。
西方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它的希望在东方在中国文化。当下，中国同样需要审视自身的文化，那就是要有常识心地看到当今主流文化难堪重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不能解决中国正遭遇的治理与发展危机。如何实事求是的面对，抓住历史机会去大无畏的破除种种障碍，是检验当政者或顽愚或仁智的不二法门。
和学关于市场竞争与调控公平的观点
我曾经在经济学上提出一个理论，叫“率极均衡原理”。获得了完整的理论证明的。但经济学界视而不见。为何？或许是学术利益所致，或许是超出了他们狭隘的逻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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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理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导致分化，缺失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公平的极致必然导致僵化，缺失局部竞争效率。或者说，效率是局部竞争的公平，公平是社会整体的效率。两者是辩证关系。恰如人体两条腿，彼此保持节奏运动，就是前进。而社会保持节奏周期驾驭好效率与公平，就会导致社会前进。它的运动轨迹是螺旋形上升的。如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合乎天理。星辰的运动就是在反复做螺旋形运动。我原来称谓天道经济学。这让那些只知有欧不知国学，只知形式逻辑不知辩证逻辑的学人无法理解。
只要依靠市场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工具，这个社会一定会周期陷入两极分化。因为市场的秉性就是差异化竞争。多年前厉以宁教授曾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会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但是，他不知道，贫富差距够大，会导致社会停滞，社会动荡。这是常识问题。竞争必然导致冲突，冲突必然导致淘汰。商品与服务的竞争导致尖端突出；但社会资源的竞争导致少量财阀寡头胜出，会制造大量底端贫穷，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历代革命就是因为社会陷入极端两极分化。这就是木桶原理所揭示的。欧美后来进入橄榄型社会结构，也是付出高昂代价与反省试错改进采取凯恩斯学说才形成的。
所以，市场之外一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这次疫情欧美日本澳洲都纷纷给国民发财，鼓励消费，拉动生产，是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周期危机之痛，出于经济循环的本能得出的结论。而并非是来自经济学理论的召唤。是先有1929年的大经济危机，然后有罗斯福的积极财政与政府调控，接着才有凯恩斯理论。说白了就是政府干预，进行公共投资，以及行政干预劳工工资所得等。这才重新把经济危机断了的循环链条衔接起来。
中国现在的经济资源配置，已经是异常两极分化。此次疫情，居然政府还没有决策出台实施社会主义的福利，或者给中低收入者发钱，给中小微企业援款，尽搞一些不中看也不重用的所谓赠送消费券。相反，有消息显示政府正加紧推进房地产税收的进程，以及取消了的农业税，如今新的耕地占用税也出来了，就是不给与民生喘息空间，也不给中小企业放水养鱼，在学术上就是一个经济决策的大失误。也由此可看出，经济智囊们是怎样的扭曲心理。甚至，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发起了一个倡议，新冠肺炎疫苗免费向自己的国民提供，竟然我们国家拒绝在这项协议上签字。莫非，比尔盖茨捐出的钓鱼款，究竟是要通过合作开发疫苗加倍挣回来？还是出于倒逼，制造危机。
和学关于民主集中与明君宪政的观点
集权模式，号称为人民服务，最大优势可以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由于人民是抽象的集合，遇明者益大，遇昏者祸大；遇到英明领袖，可以利官利民盛唐之世；反之，就往往腥风血雨内外交困，耗损国家元气，乃至败坏衰竭国家财政；纵观古今，集权的缺陷就在于“正确的是正确的，错误的也是正确的”，为了维护一个错误需要多少谎言，结果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为了维护谎言与错误，必须强调忠诚与站队。寡廉鲜耻的阿谀者必重用，而清正才学之流必成异己者而边缘化淘汰之。多少从底层奋进上升的精英在这种体制内腐蚀掉或因为队伍错位而被投入政治的绞肉机里面，不仅可惜，也太折损民族国家元气。
一个不懂得珍惜呵护民族精英，不断自损元气的模式机制是根本无法实现民族复兴梦的。一旦遇到大危机而盲目迷信上面集权意志的错误决策，它就会往往一夜之间就崩盘。甚或遭遇政变才能改变危机。
民主模式，是以人为中心，由公民选票决定谁是符合国民利益最大化的领袖。它的最大优势不仅亲民，更是纠错机制。不亲民，发现错误的政策，下一届选票就拉你下台，甚至国会提前弹劾。有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在少范围高级官员受到政治变动的替换。不会把一个国家的精英反反复复送入政治的绞肉机里粉碎掉。它的缺陷就是往往效率低下，难以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民众的眼睛也并不总是炫亮的。
太极图原理揭示，万事万物阴阳互补相生。中国文化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承中创新出新的政治文明出来。集权与民主，德政与宪政，仁治与法治，是天然的一对阴阳辩证关系。孰能将此优势互补、综合创新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人类比较成熟高级的政治文明。和学将此综合创新称为“和主义”。它是共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也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兼容并蓄。
理论上，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应该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比较高级的政治文明。但观中国之现实，因为利益的僵化与理论的陈旧，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民主和集权如何在一个彼此均衡的范畴波动，就能很好解决中国的问题乃及形成中国经验扩延世界。中共的初心也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毛邓时代局限于经济科技水平限制，遗憾难以发展民主。而今新时代，国力雄踞世界第二，科技直追欧美，条件逐渐具备。想想当今中国遭遇的种种危机，可以说是上层因为利益对自己的束缚而遗忘初心，乃至诸多政策将改革支付的成本数十年来由广大国民支付，国民怨声载道，官员在层层狭缝中即是一亩三分地的得利者，也往往是受利益捆绑的僵硬体制受害者。
台湾之伤与香港之痛，说到底，是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不能政治作为来吸附统一。以台湾香港同胞观当今中国之深度腐败，制度腐败而言，恐惧抵触统一是难免的。以当今中国遭遇的内外困境，此时对台湾香港动武，不仅不占天时地利，也强差民意。甚至，有理由相信，是第五纵队给上层出的馊主意，无非就是把中国陷入中国与美英集团的冷战。把已经折腾的疲软的经济继续消耗在无益的竞争中，最终走向财政溃败与苏联式的解体。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欲纵故擒”策略。它的成功实施需要秘密加入共济会的高阶人物配合。民众与官僚往往是随大流盲从的。在不许妄议的高压下，清醒的知识分子或战略家为了自保也只能忍声吞气。只有大悲剧发生了才慢慢觉醒。
站在东西文明交融的四千年历史时空转折点，为天下苍生计，为国运计，更为民族复兴梦，我辈早已致死度外，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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