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应对苦难熔炼出的精神反弹，是将人导向光明的协力与共勉，也可以说，它就是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从而形成守望相助的道义关怀和经验通感。因此，就文明的属性而言，虽则有话语表达上的差异而呈现地方主义特色，或囿于历史处境,族群观念，以及各自经验的误判而各执一端，相互抵牾，进而造成价值评议上的不同理解。但基于“天不变则道不变，道不变则德性不变”的元叙事，举凡文明生发的缘起和指向都有“共业共相”，彼此圆成的通约性，都应当“循天理至良知”，并葆有照应周全的同情与体贴，比如都强调克己忍耐、悲悯苍生的主体自觉，都反对恃强凌弱、祸己害人的坏主义。
总之，无论何种文明，只要能够顾念人心，在特定处境中生根发芽并得到多数人发扬光大，则一定有顺天应人的顾恋与体贴，就必然有持续的韧性与活力因子。故此，便会自然形成适应其生长的光热水土，并在机能上有内在的自足性。所以，它们本能地拒绝干预，抵制侵扰，更是近乎顽固地排斥各种独断论挟持统辖，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普世主义”收编。基于文明本身的属性和功能，无论其依赖于何种不同的历史传承，抑或囿于迥然相异的宗教、历史和精神背景，其无疑都要让人活出尊严、活出荣耀，活出置身天地应然的气派与风采。就此而言，就当有对一切文明的尊重，就应该承认:凡能促成共同体价值增量，优化黎民生计的习俗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值得肯定的演进内涵并葆有真善美的意义质感，从而让我们颔首端肃，抱一份敬重，用心检读那些曾经有过的峥嵘岁月！倘能如此，则不仅能从中品味百姓日用的伦常悲欢，还可领略人设历史“否极泰来”的别样的活法。于是，我们便能透过概念，去阐释，去触摸那些有趣的世态风情，去叩问那些曾经被协迫、被驱动着参与“宏大叙事”，从而轮番演出“荒诞戏码”的人物场景……
基于这个维度，作家张宗铭先生所著反映中国的系列小说《女人和土匪》、《远山苍茫》等，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而颇具开拓性的叙事文本，关于发生在上世纪中国公共领域的热血记忆，我们，或许有过诸多历史和社会学意义的审视与诠释，也不乏基于策略考量的检讨问责和反思，但通过艺术化描述并将个人与家庭的命运置诸大历史，进而全景式展开各色人等与一系列政治事件之间戏剧性的离合关系，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努力应当具有某种先锋性特质和意义，至少，仅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能真切到可以反刍历史痛处，让人触摸那些当事者灼热的心跳，从而领略到“铁血江湖”中竟然也能留存如许优美，如许烂漫的人性光亮，还真是荒疏太久了的感觉。或许，缘于作家本来就与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有亲近感，有直接的心理和情感体验，并置身于一系列荒诞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情景之中，才使得其作为亲历者和叙述者，能以全新的视角引领读者逆向审视，检索曾经有过而且依然铭心刻骨的非凡影象。
回望家国喋血的历史！反思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许，由于我们无法，且必须破旧立新闹革命，求翻身，并为此设置了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好主义、好愿景，才如此向往急火攻心的社会改造和否定之否定，从而旗帜鲜明地拼立场，讲态度，奋不顾身地领受各种思想、主张和一朝涅槃成圣的伟大召唤， 以致不少人幻想可以借此洗心革面，问鼎江山，在“美丽新时代”加冕凯旋，功成名就。盖缘于此，我们才放弃了主体自觉，让思想脱轨、让精神亢奋，并快意于大破大立预设的光荣与梦想，然后拆解亲情，罔顾人伦进而在人与人之间搞运动、搞撕裂，让斗气复仇的心性颐指气使、泛滥成灾。其结果是要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要么“等待戈多”戈多不来。
正如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时所看到的那样，“所谓血统论，政治形而上学等宏大主题，由于其语词简括而无需明确的条理论证，故最易被居心不良者挟政治正确对公民实施合法性伤害，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的整合兼并，乃至精神和肉体上的消灭，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内含丰富的表述，再加上言辞内在力量的煽惑鼓动，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灾难性的行动”。
正是源于人性都有伤害取乐，呈强好胜，耽于破坏抒情的返祖倾向，因此，当一种基于愤怒的想法凌驾于头脑，并获得时风许可，则那些平日无所依傍的“市井人物”也会一夜脱俗，认为只要基于目标正确，理想神圣，就能弃置等级和身份差异，破除习惯养成的秩序感横行无忌。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发现自己被重视起来，都能据此超乎平日的无奈、胆怯，小心眼而后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以往潜伏着的卑琐，迫于法理规范假扮的教养和端庄，似乎都可以转化成构陷异己、攻伐对手的正义壮举。于是，人性中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扩充、被激活，被光荣的主题所召唤。不仅如此，还因为“热闹而喧嚣”的生活会让人觉得特别有意义，有引人注目的价值感,即便是胡作非为、乘火打劫, 人们也会以为可以法不责众，可以淡出罪孽而无所顾怀，更何况还有目标“正当性”支持而享有司法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主流认可。至此，任何形式的冒险都伴随着“成就感”让人得意忘形，从而将人们绑定在宏大目标上。于是，斗争不仅是一种生存形势，一种重塑人生高度的行为冒险，也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了浪漫的美学体验。所以，有学者指出：文治武功一旦人多势众，形成组织化魅力，则势必然促使参与者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时候，献身并扩大社会暴力不单是勇气，还有壮志凌云的祟高感！
面对一系列被历史强迫，被极端主义诱发全民参与，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导致社会反目成仇的“暴力游戏”，其权力整肃引发的历史“坎陷”就决策者而言，或许真有不乏形势所迫而必须“讲政治”的高度，因而看不到秩序失范可能引发的社会伤害，也无法预估革命投入产出“正正得负”的历史悲情吧！
综观那些高歌猛进的岁月，对于斗争中处于强势的“赢家”来说，或许彰显的抒情意味与革命英雄主义着实让人心花怒放，但狂飚突进的运动留下的人世苦况又何止万千！那一次次社会“整肃”所造成的伦理悲剧自不待言，而对恶习的放纵所造成的异化和误导，则足以给古老文明依存的精神血脉造成致命的硬伤！不过还好，张宗铭先生的文学叙事，似乎不想太多触及“革命遗产”和伤痛缠绕的坏影象，也不局限于对人世悲情作简单的政治与历史学疏理。因此，我们在他其几乎冷态，抑或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很少看到作家激情澎湃地为受难者鸣冤叫屈;也没有流于一般的说故事或人物排序,从而着力于展示众生苦相，为受难者鸣冤叫屈, 而是直抵一个个明确鲜活的人性主体，彰显其丰润的内心和情感质地, 然后以细腻的笔触着力于其原生态的本相描述, 尽量不让险象环生的权力之争与其主人公有太多“交叉感染”。即便是处于权力中枢而且身份明确，因而其立场俨然应该毫不含糊的“大人物”鄢正甫等，一系列本来应当有革命家或革命追随者（如杨永春等）纯洁性特质的人物，他们尽管也有不得以参与坑人、整人的“游戏”，但他们都似乎本能地抗拒着政治全能对人间本相的篡改和整饬，以近乎冥顽的“排异功能”捍卫着其做人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自律，尽量将政治置于个人主体之外，从而以其戏剧化的“世故老练”，着力于在拯救与试探之间寻求平衡。
面对运动甚嚣尘上的浪气风潮,作家以其孩童般的纯真一次次发问，我们何以总是耽于恶意的想象虚构对手,！为何要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情殇！是什么样的理想一定要驱策同胞相煎、与人为敌！要将如此深重的世道变乱宿命般郁结于那些与“宏大主题”毫不相干的伦常人物。他们可都是良民、顺民！都无意于大事大非，而且疏离于公家事务，但却又都难逃劫数而被围猎、被吞噬，被卷入汹汹而来的“权力火湖”不能自拔！尽管他们和她们一路退让，一路忍气吞声，且仅仅自足于饮食男女之间平安度日，但还是无法置身事外，无法摆脱好事者咄咄逼人的协迫追讨，从而成为那个喧嚣时代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承担者！
透过作家文本讲述的陈年旧事，再一次走近那些似乎荒老的历史遗存，凝目于残存的瓦砾间淡褪了的斑驳血痕，那些渐渐靠近的影象，依然是那样亲切而且历历在目，我们随着作家一路铺陈讲解，似乎都能触及到作者倾情眷顾的人物富有质感的人性体温。他们和她们，如革命家鄢正甫，虽然被置于波云诡谲的权力中枢而且执一方牛耳，其投身政治变革的历史也不“纯洁”而且颇有反讽，但他却没有因此深陷于权力江湖而修得圆融老道，从而异化为惯于上下棋手、见风使舵的冷血政客，而是介乎传统中国人伦与政治原则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因此，他总能处变不惊，气定神闲地游弋于正反纠结的临界点，从而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尽其所能地做到在“有伤风化”的权力飞地中不作为，或少作为，将纷至沓来的“整肃”扩大化可能带来的人道火气降到最低点。
无论是基于统战意图与张云轩将军的合作，抑或是屈从于大局或信仰立场与张氏分手, 乃至不得以去逼迫，他都尽其所能地持守人伦常情，并力求让冷硬的权力“剑走偏锋”从而少伤或不伤及无辜。尤其在应对“双溪坪造反事件”如此具有重大影响，乃致可能伤筋动骨、惊动高层的“逆天事件”，其在平叛镇反上所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运算能力，则是我们以往乃至当下的政治人物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正是作者匠心独运并调度了一切与鄢正甫相关的各种元素如身份、处境、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填充组合，才使得这一轴心人物的政治作为与处世态度具有逻辑和常理上的亲切感和可信度。
对投诚将军张云轩，作家似乎一直避免将其政治化，并淡出他作为军人应有的英气和干练，而是着力于其文人优雅气质的渲染，以便突显中国传统书香人文含英咀华、怨而不怒的谦谦品格。尤其将军夫人唐维琦，作家似乎特别心有所仪，因此倾注了太多的柔情并用温婉调和的色素与笔法，再辅之以咏叹调与叙事曲相互配置的合弦调性，既融入了拉斐尔式古典主义端庄圣洁的慈祥仪态，又包涵了浪漫派超尘脱俗的诗性美，从而赋予其润泽而饱和的女性魅力，并将这种柔性与其家风遗脉、宗教信仰和知识内涵混装组合，全面而又饱含热情地展现其贤良淑德的品性，张扬其天使般晶莹的高贵气质。对于唐维琦，作者虽然也投以足够的同情与怜惜，并关注她作为将军夫人的特殊身份，从而以相当多的剧情描写她被权力系统围追堵截，被肃反扩大化轮番折腾的一系列暴烈事件，但作家更属意的是她作为基督徒的虔诚、忍耐和对真理的绝对顺服，以及那种植根于灵魂深处坚如磐石的圣洁品性，那种身临绝境也要“顶风”敬拜的信仰精神。
如此的叙事和安排，不仅彰显了基督徒的绝对良善与渎神主义者的绝对专横之间在本质上的不兼容和冲突感，同时也塑造了唐维琦等这样一些虽然忍辱负重、屡遭逼迫，但却依然透着美好人性，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耶稣基督为人子祭献的精神，传递着普世之爱的“文明典范”。即使她们出于无奈而被抛掷于险情密布的历史岔口恶道，她们也依然顽强地挣扎着，抵制着反智主义对人类基本价值的侵害，坚韧地捍卫着做人的尊严和足够的教养，从而以其谦卑、善良和极致的忍耐，见证了圣洁的人类之爱，彰显了明媚的人性之光。作家之所以这样的组织与叙事，一方面不仅强化了唐维琦命运的悲剧气氛从而让人扼惋、让人长太息兮以掩涕，并给予人以椎心的悲悯之痛。同时还能由此指控极端主义人道伤害难逃其咎的历史罪愆；另一方面，也给予那些深陷苦难、备尝煎熬而几近绝望的人们一种盼望，一种直抵心灵深处的慰藉和救赎，从而为“土匪”刘礼靖、地主婆戴敏等这类被“铁定”不可宽恕、不能赦免，必须下地狱的“阶级敌人”一线生机和希望，为他们能够突出重围并最终在《远山苍茫》中“入伙”双溪坪，与草根英雄岑林山、干柴棍等，共同构建“另类的和谐世界”设置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从而使远避尘嚣的“双溪坪”与纷乱省城之间，无论在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的关系上, 都形成了合情合理的有机连接。
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争锋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各种社会罪愆推残致伤(如英国人亨利)，被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们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文学叙事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英国人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无染，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总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神判” 和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
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基督救赎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陌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劣迹者（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弑父杀兄、手刃妇婴也不心慈手软的“前土匪”阿松(刘礼靖)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生猛噬血，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学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然后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观念与情感障碍，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移植和改造”。人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
正是基于对“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的信念和价值坚守，英国人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置身于上世纪中国铁血时代大革命、大排序的间隙, 仍能寻得一处清净境域合作演出“世道分化重组”中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中国山民与不列颠有了一场体面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虚构，我们都愿意从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当然，这或许是作家发心许愿的旷野“亲情约会”，但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至少可以给当下喧嚣的“文明冲突论”及意识形态争吵清火降压，“大爱不仅可欲，而且无疆无界”。
